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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无穷的探索》给予我的启发中，有一点——什么是哲学才能？我的体会，哲学才能首先是从现象中随时提炼出概念，并及时察觉到哪些概念可能发展为重要范畴。从这里才可能生长出独创性的哲学家。——概念即词语，从这里不难看出哲学才能与语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然，这种运用语言的能力与通常所说的“写作能力”是两回事。——事实上，任何人文学科中的出色学者，都具备此种才能。 人文学科的各种问题几乎都在语言层面汇聚。不通过语言层面，便没有思想的交流。不管问题的起点在哪儿，它们都会反映在有关学科的语言层面上。此外，更重要的是，一种语言的结构及使用方式，包含着深入剖析一种文化的若干“密码”。只要找到适当的接点，语言研究能为其它人文学科提供有力的支持，有时，它能促使一个学科产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不难理解现代学术中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重要地位。 书法研究中无疑存在语言问题。不过，由于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种很少改变的语言环境中，如果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结论缺少充分的关注，便觉察不到语言现象中所包含的问题。——这里反映出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让使用一种语言的人们毫无保留地沉陷于这种语言所规定的文化情境中。而一位现代研究者正是要超越这种局限，借助于各种手段打破自身所陷入的语言网罗。所有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都包含着对专业语言的贡献。 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任何学科都有必要省察自己领域的语言问题。 书法研究领域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书法研究中的语言问题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本学科中的语言处理以及它与语言科学的关系。 前者指的是研究中直接遇到的语言问题，如文献的解读、思想的陈述与证明、学术著作的价值判断等等；后者指的是某一学科在陈述、解读层面之外所遇见的与语言学、语言哲学有关的问题（如书法的起源与中国人语言观念的联系），或者由于本领域陈述、解读中特殊的语言现象而对语言学、语言哲学所提出的非难和要求。——在最后一种情况中，两类语言问题交织在一起。 前一类问题，我在《书法理论与当代人文科学》、《书法研究断想》等文中已有一些论述，这里我主要谈谈第二类语言问题。 中国书法是在汉语言的日常使用中发展起来的。书法从创始到成熟，其审美功能一直作为实用书写的附加成份而存在，为观赏而创作的书法很晚才出现。可以说，中国书法和汉语言是一对共生的文化现象。 书法与语言的共生，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书法史发展到后来，语言所起的作用已有所改变，但它们在发生学范围内的密切联系，影响到书法的一系列重要性质。 在思考中国书法的起源时，仅仅归结为特殊的字结构和书写工具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人们为什么愿意不断向汉字的视觉形式中倾注那么复杂、那么丰富的含蕴？考虑到书法与语言的共生，考虑到书法长期从属于汉语言的日常使用，可以断言，它一定与汉语言的某些性质——或者人们对汉语言的某些观念有关 。 当我转而向当代汉语言研究中寻找支持时，才发现所能依凭的研究成果是那样少。——我指的是能为我所用的材料。换句话说，当代汉语言研究难以符合其它人文领域对语言研究的期望。——这不仅是我的遗憾，不同学科的朋友都深有同感。这里也许隐含着不同人文学科研究进展的制约。带头学科应该在学科的各个层面、各个方向、各种细节上准备好充分的成果供其它学科选用，并能在方法、思路与视野上给其它学科以启迪。——今天的汉语研究还做不到这一点。 在中国人的语言观念中，“言不尽意”是非常重要的命题，也是可能使语言学和哲学深入到中国文化、中国思维深处的命题。我希望见到对“言不尽意”的深入讨论，对“言不尽意”表现于语法、词汇、意义生成等方面的详尽研究，以及对“言尽意”和“言不尽意”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的充分讨论——各种语言观念总会在语言结构上留下痕迹。 我们需要从各个可能设想的角度切入语言结构和人们的语言观念中。 这是我们对语言学的希望。 我们需要对结构谨严的陈述。大而化之的论说在一个领域中有时能起到激发灵感的作用，却无法作为另一学科研究的基础。如果在语言领域只谈“人文”、“神韵”，那其实是书法的“本色当行”，例子俯拾皆是，根本用不着到语言学领域再来寻找点什么。今天任何一种文化领域的研究如果只能得出“天人合一”、“人文性”等结论，那等于什么也没说。对于语言学来说，问题在于人文内容如何与语言结构结合在一起。结论越具体、例证越充分、规则越缜密，则越有价值。现代语言学之所以在当代学术中居于领先地位，正因为它与感觉方式、思维方式的切近，所依据的是大量可复核的材料，同时具有形式化的种种便利条件。 《感觉的陈述》涉及的是另一些语言学问题 。简单描写句不仅是古代书论，也是各种古代文艺理论中陈述感觉的主要方式，但现代学者已经无法从中提取出多少有价值的信息。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种句式在古代的大量运用，必然隐藏着某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只是我们暂时还无法解读出其中的含义。 我撇开每一个句子的具体内容，而把这一类句子看作一种语言现象，从它们形成、运用的历史，它们所隐藏的心理动机的变迁，困境的出现及解决方案，它所隐含的陈述语言与分析方法的关系等入手，获得了一些从其它方面无法得到或难以得到的结论，对书法史上一些为人熟知的现象给出了新的解释，也揭示了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现象的含义。这是与传统的训诂—语义归纳方法不同的解读方法。这种解读方法，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信念：语言结构与一种文化的深层含义密切相关。 把文献中的语言现象提取出来进行解读，从而达到剖析文献深层含义的方法，可能不仅仅对书法具有意义。所有古代文献——包括已被断定为缺少含义无法利用的文献，有可能重新展现它们出人意料的含蕴。到现在为止，文献中语言的结构还基本上是个未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控制的层面，由这一层面看去，任何文献都深藏着大量未被掩饰的信息。 在书法领域中运用语言现象解读法，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深刻的缘由。书法作品是个极为抽象的形式体系，含义又特别复杂，它比任何艺术都更依赖于累世不断的阐说，因此它的阐释系统、意义系统畸形发展，其中所包含的语言现象相应的更为复杂，更为典型。 与此相关，书法中意义的生成方式亦具有典型意义。这又是一个可以由语言现象而深入的论题。这个论题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意义问题的深入认识。由此出发，我们还可以谈到中国传统中独特的阐释机制。——这一切，都起源于对书法理论中语言现象的思考。 与过去相比，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书法。许多论述中国文化的场合，都要提到书法，用它和中医、绘画、气功等一道作为例子，证明中国传统的某些特征。然而，仅仅是例子而已。书法究竟有多重要？它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机制到底有何联系？——看不到多少有份量的论说。当然，“深层机制”还是一个悬念(“天人合一”之类离此尚遥)，但是一个领域总能从对现象的提取、归纳入手，提出一些超越已有的对文化传统认识之上的问题。——这是今天判断一种人文学科所达深度的标志。 如果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意义，那么，正是语言学将当代书法理论引入人文学科的核心之处。 1982年，我回浙江美术学院讲课，曾与一位朋友谈到理论作为一种独特存在的价值问题。我说，艺术理论当然是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出发，去贴近现象、贴近存在，但是只要一种理论足够深入，也就是说，能在某一点上充分接近事物，那么这种理论往往具有超越这一领域的意义。我指着桌上一只精致的金属器皿说，如果我们讨论它的形状、光泽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并且能真正触及到它的某些秘密，这种理论便不仅对美学具有意义，也很可能给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甚至金属工艺学带来一些崭新的东西。——当然，这里又会出现解读的困境。 存在是不可分拆的整体。理论被拆解为许多部门，只是出于人们认识上的需要。当我们不断趋近于客观存在的时候，各学科分野的意义逐渐消隐。只要有足够的智慧，任何问题都能深化为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关于存在的命题。在理论的深处，各学科所能提出的问题具有一种相关性，而哪一领域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则取决于这一学科的学术背景与人们的努力。目前对汉语言最深刻的讨论，便出之于美学家与文学家之手 。 从另一方面来看，理论也是一种存在，一种既力争与客观存在贴近又与它始终保持某种距离的事物。一种有价值的理论，作为存在，其含义是不可穷尽的。例如，一种被视作“过时”的理论——如贝尔的形式论 ，我们总能从中不断读出它的文化史、学术史含义——只要我们对文化、学术这一类范畴的认识在不断演变，重认的工作便不会有中止的时候；当这种重认产生现实意义时，我们便会去重新“发现”一种过去的学说。——今天，仅仅从一个学科去解读一种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出色的理论必然给众多学科带来福音。如一般系统论、符号学等学科的权威学者，都把贡布里希的艺术学著作当作自己领域的卓绝范例 。书法领域在这一点上，具有它的一些有利条件。 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断言，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来自各种专业学科的哲学家 。这是一个精彩的预言。有意思的是，哲学自身也有向各个专业领域漂移的倾向。最明显的当然是所谓的“语言转向”，而巴尔特（R.Barthes,1915-1980）、福柯（M.Foucault,1926-1984）、德立达（J.Derrida,1930-2004）等哲人，都把大量精力投向文学、史学或人类学。有些论述甚至难以确定属于哪个学科，像福柯的许多著作，便笼统地被称为“理论”或“话语理论”。 人文科学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领域都必须学会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提出问题，而语言则成为通向这一类问题的门户。 深入地思考过语言问题的书法理论将不再仅仅是书法理论。 （1992年） 版权说明：文章源于网络，仅代表原作者观点，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原创作者可联系我们予以公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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