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节，我不想简单地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因为教师本身也是人，一样需要幸福和快乐的能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都是生活的学生。教师作为一种普遍职业，是很晚才发生的。而在真正的教育中展开的师生关系才是“文以化人”的价值所在。  当老师遍地的时候，真师者就消失了。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几乎到处都有某老师。换句话说，老师已经从崇高的位阶跌落下来了。这诚然跟文化的普及程度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古代师者的庄严在于师者本身的崇高，并非源于“地位”。真师者的崇高，在于他不认为自己崇高，甚至不认为自己可以做一个“师”，因为他终生都是一个学生。 现在的教育现状，大概是这样的： 当我拿出种子的时候，有人哂笑说这点儿东西够吃几口。 当我在打地基的时候，有人哂笑说难道你要住在地下么。 当我向后拉弓的时候，有人哂笑说难道箭不是要往前射么。 其实看似无用的，可能是因为你不会用。有时看似无用的事，反而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庄子倡导“无用”，陈道明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无用是遍满虚空的用，不局于一事一物。 《礼记》中有一部经典叫《学记》，内容不长，但里面精深地谈到了什么是“教”，什么是“育”。为何要有“教育”？也是“大学之道”论述的主体。自这一百多年来的东学西渐，人们不再知道教育的真模样，然而也是大转机的所在。 而如果教育者在市场的大浪中迷失了方向，则他很可能将学生们的所需，暗自替换成所欲。因此教育永远不可以产业化，永远不可以将教育变成市场行为，技术学习除外。正是因为现代教育变成了知识和技术的兑换，所以越来越趋于市场化，这是正常的。 古代在6~8岁之前都是幼教，称为蒙学。其宗旨为保始，又叫保任。八岁之前，父亲和老师，善护他的天性。小孩子生理上没长全，需要善护的是他的“神”。真正的老师不是教学生学到什么东西，而是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开放的能力，探索和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不直接指向用，所以称其为“无用”。师者，或许不是一个可以提供答案的人，但一定能引发心灵的触动。生命不是被造物，而是创造者。  上周听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的一场关于教育的讲座，他说道：古人也讲蒙学，但却是发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启蒙。发蒙是怎样的？发蒙就是山水发蒙。一座山，山下面有水，水越流越远，越来越大。这叫发蒙。是将学生自身的东西引出来，是生命本身的成长，行事工夫的渐长。 可是启蒙呢？启蒙就把上面盖的东西去掉。所以，现代启蒙教育本质上是大众教育。因为师者，众也。师，就是众的意思。启蒙运动就是大众出场的运动。 相比之下，古代的蒙学教育则是“山下出泉”的蒙卦之象。山是什么？山是“艮”☶。“艮”是什么？“艮”是崇高之象。是有崇高的东西在那里，作为小朋友的一个典范。是有崇高的一个人格，有一个崇高的德行，让你去见贤思齐的，让你去止于至善的。“艮”就是止。  他还说，教育并不是填充进去成为主宰学生的“体”，而是帮助学生开启自身的“发用”。真正的教育并不是单方面的灌输和塑造，而是师生的相互成就，“成己成物”。 当年为什么孟母要三迁？为的是择邻，择有先生大人的地方。古代的学宫，不是今天的学校。我们现在以为买学区房，靠近重点学校。那里面有没有先生大人？ 当年孟母，自己没有能力教育小孩。孟母三迁，他母亲带着儿子，搬了三次家，最后搬到学宫。学宫里的先生是个道德自律者，是负责育人的，不是现在负责上课的老师。当年孟母带着孩子，是为了离先生近。这样他的生命状态是会随之改变的。  当人人都在急着寻求生存之道，学各种处世技巧，教师也在，或者是不得不在这种供需关系中，扮演贩卖知识的角色。但是我们要知道，人是要活成人的，而不是活成社会的工具。就像松树就得长成松树，不然就不叫“成才”。因为自身的实现，源于自然，而非社会。社会宣判的成功并不代表是真的成功，而外在的虚衔带来的快乐也终究是短暂的。 过去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他一定要拜一个生命的师。师者，首在传道，在于生命的引领，修身的教育。从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只有修身，才能给孩子带来幸福的能力，生活的能力，不被花花绿绿的世界引诱，平安一生的能力。对于物质财富，他只有对钱不贪，他才能拥有钱。子孙知道钱该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这个家庭才可能千金散尽还复来。花钱的能力不是技术，恰恰是生命的涵养。 就像曼德拉之所以能领导南非，不是因为他出色的交际能力，也不是因为他博学多才，而是那颗自由的心，不被自私、傲慢遮蔽的心。所以，民国大师陈寅恪一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此，宁死。而这并不取决于外在环境，而是从人本身开发出的能力。自由行走在世间，畅快地活一生，这才是教育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切的体会到“生活本身的幸福”。 近期导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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