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大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那里群山环绕，沟壑纵横。放眼望去，山坡上一溜一溜的庄稼地，从大山的脚下一直延伸到大寺山的顶梁上。地里的农作物一个品种便是一种色彩，各不相同。五颜六色的庄稼地一块连着一块，五彩缤纷，看上去像一副副美丽的水彩画。绵延不绝的一条条羊肠小道缠绕在一道道山梁上，似一条条白色的飘带。在披着彩衣的山梁上飘飘绕绕，婀娜多姿。我亲爱的父老乡亲，在这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又一辈。这里的每一个沟沟畔畔都蕴涵着他们的青春年华，浸润着他们的辛勤汗水，还有他们的爱恨情缘。
大姐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边缘。缺衣少食的母亲怀着大姐，吃糠咽菜，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大姐生下来的时候只比父亲的拳头大一点点，所以奶奶就给她起名叫“尕尕”。在我们那儿，尕就是小的意思，都两个“尕”了，可想而知大姐看上去有多小。那时候农村正处在农业社时期，队里干活挣的是工分，吃的是公粮，虽然饿不死人，却也吃不饱，穿不暖。加上大姐是个女孩，所以她的待遇可想而知。从小因为家里人口多，半篮子萝卜换来的母亲，只有干活的份，没有她说话的余地。几乎是光着身子的大姐，长到三四岁的时候，母亲用大姨给的一条旧裤衩和她的一条破的穿不成了的烂裤子，缝缝补补做了件小棉袄。大姐说，就是这件“花”棉袄伴随她长大。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没有穿裤子，她总是蹲在地上，把棉袄襟子拽下来裹住腿，在旁边看别人玩。
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都去上学了，家里不让大姐去上学。她就天天哭，后来，经不住“闹腾”的父亲終于同意她去上学，但是必须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干完当天的活，才能去上学。小小的她为了能去上学，早上五六点就爬起来，给牲口割上够吃一天的草，才匆匆忙忙赶往学校。有一次，她早上起来，准备去割草，结果父母早上出门的时候，把门从外面锁上了，打不开。她急的团团转，最后，把家里的大黑狗用谷面馍哄到墙脚，踩在狗身上爬了好几次才从墙上翻出去，跌了个大跟头。她也没顾上疼，跑去割草。割完都快中午了，所以那天她没有去学校上课，在家里一边干着家务，一边摸眼泪。
每次放学站队，大姐因为个子小，总是排在最前面。她低头看看自己黑乎乎的光脚丫子，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总觉得别人都在看自己，那时候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伤了自尊的她，匆匆跑回家，找了些破布用一晚上的时间给自己做了一双鞋。虽然鞋底和鞋面有点分不清，但总比光脚强。忙乎了一晚上的她，穿上了平生第一双鞋。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再也不怕站在第一排了，也不用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面上遮丑了。她可以坦坦荡荡地和同学一起在校园里玩丟沙包的游戏了。那时候她只有七八岁吧，小小的她用自己的一双小手维护着自己小小的自尊心。
后来，上到二年级，父亲就不让她去上学了，在家里帮忙干活，照顾弟弟妹妹。八九岁的她便成了弟弟妹妹们的顶梁柱，吃喝拉撒都是她的。二姐说从那时起，他们都穿上了经过大姐千缝万补，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新鞋子”，再也不用光着脚丫子走路了。大姐用她瘦小的身子撑着这个家，担负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我记事的时候，大姐十三四了吧，只记得我和妹妹坐在屋檐下的石条上，大姐拿个木梳子给我们梳呀梳，每梳一下往梳子上泯点唾沫，一下一下的把我们乱的鸡窝似的蓬头打理的亮亮光光的。用母亲的话说，光得能“照”出人影来。
印象中大姐总是去上河湾的泉上挑水。她担着两只大木桶，走动的时候两只桶在两边摇呀摇。我小步碎碎地紧跟在后面。大姐在水泉边洗完衣服，拧干搭在担头上，吃力地担起水桶，颤颤地走起来，走得很快，接着小步跑起来，跑一小会儿腰往下一沉，两只桶墩在地上，“哐”的一声，水溅出来，水花落在尘土里，细微的土雾飘起来。腰一躬把两个铁钩子从桶绊上取下来，担还在肩上，站着歇一会，又走。同样的动作重复着，我们走到了家。大姐吃力地弯腰放下桶，边用一只手擦去额头的汗，去晾晒搭在担头上的衣服。我影子似的跟在她的身后，寸步不离。
过年的时候，大姐给我做了一件小碎花的小棉袄，缝好扣子，拉着眼巴巴等在旁边的我，仔细地穿好，抻展，两手拉着我左看右看，兴慰的说：“真是个心疼妹子！”我挣脱她的手，跑出去，身子轻轻的，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飞在空中的小鸟，漂亮，快乐！听着大人们的夸赞，享受着伙伴们投来艳羡的目光。我想，有大姐真好！她就像是我的妈妈，是我感情的寄托，是我心灵深处的那一缕阳光。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些，我依然感觉很温暖。
生活总是很困难，父母亲尽管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苦干，总也摆不脱“穷困”的影子。记得曾经欠了村里一户人家的八十元钱，人家上门要，骂得很凶。父亲拿不出钱来，就托人给大姐找了户人家，要了一百元彩礼，还了亏空。听说给大姐找的那户人家，就一个老头带着俩娃，穷的锅都揭不开，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姐只是哭，不同意也没办法。记得姐夫第一次来我们家，个子高高的，戴了顶深兰色的帽子，有点黑，有点瘦，拿了两个大油馍。大姐瞅了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了。他跟着父亲上地里干活去了。有一段时间，姨想领大姐去新疆，父母怕大姐走了不回来，昧了良心，不让去。大姐十八岁那年，父亲担心他定的媒妁之言落了空，捎话让那家人早点把大姐接了去。
大姐结婚的前一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大门口园子里的梨花开的正好，蜜蜂“嗡嗡”地响着，树叶随风微微地摇动着，漾着绿色的光。大姐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洗脚。我第一次发现大姐真俊，穿着一件方格格上衣，蓝裤子。两条长长的辫子，乌黑发亮，搭在两边的肩膀上，在衣襟下边摆来摆去。棱角分明的双眼皮，一双大眼睛黑汪汪的，有点湿，棱鼻子，小嘴巴，两个浅浅的小酒窝，我看着这样的大姐，心里莫名的难过起来……
第二天，家里来了好多人，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上房屋檐下的一个长条桌子上，摆了两个暖水瓶，两个盆底有大红花的红色洗脸盆，两个小圆镜，香皂盒，毛巾，旁边有一个红漆大木箱，上面叠着一床红色、一床绿色的缎面鸳鸯被。院子里闹哄哄的，大人小孩都喜气洋洋。大姐坐在侧房里，穿上了红衣裳，低着头，隐隐地哭着，从小玩大的几个姐妹小声劝慰着。我站在脚地上，有些心酸地看着大姐哭的一抽一抽的。
婆家的人来了，牵着一头黑色的小毛驴，头上拴着一朵大红花，披着鞍子，上面铺了一条红被子，看上去很喜庆的样子。他们吃着饭，说笑着。母亲给大姐做了两个荷包蛋，说吃了就会团团圆圆，大姐喝了几口水，没吃鸡蛋。下午的时候，他们把穿着红衣裳，包着红头巾的大姐扶到外面，架到驴背上，大姐又哭又蹬腿，想下来，怎奈四个男人从两边捉住，下不来。大姐扑腾着，哭喊着，可怜她的力气終是胜不过四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被捉扶着走远了。我心里空空的，就像丢失了娘亲的孩子，远远的跟在迎亲队伍的后面，走了好远好远……
母亲说大姐第三天要回门，我早早的来到河湾边上，望着大姐那天走的方向，焦急地等待着。在我等的望眼欲穿的时候，大姐和姐夫一前一后地从远处走来了。我高兴又委屈，我的头发已经有好几天没梳了呀！我绕过姐夫跑过去拉住大姐的手，没让眼泪流下来。跟着大姐回到家，还没和母亲说上几句话，大姐就开始给我和妹妹梳头，乱蓬蓬的小脑袋，经大姐的手，一会儿工夫，又变的油光发亮，能照出人影儿！
姐夫和父亲在上房里说着话，我隐隐地听见父亲说：“你早晚要看好，别让她跑了，本来她大姨要带她走的……”母亲忙着做吃的，大姐给我们收拾着该缝该补的破衣烂鞋，她要带到婆家去，缝补着拾掇好了再稍回来。吃完饭，下午他们就要走了，我想跟去，母亲说今天是大姐头一次回门，不能去。听了母亲的话，我只好作罢。姐夫拎着东西前面走，大姐磨磨蹭蹭地在后面相跟着，中间拉个二里地的距离。我站在河湾边上远远地望着，心里盘算着大姐啥时候才能回来给我梳头呀。
大姐弟二次回娘家，大概是十几天以后吧！我们一个个蓬头垢脸。她手里拎着一包为我们拾掇好的衣服鞋子，穿着一件绿色的上衣，翠绿翠绿的，闪着光。头发前面是齐齐的短流海，一双大眼睛黑亮黑亮的。大姐就像个离家久了的母亲，忙忙叨叨，收拾着，洗涮着，打理着一个个蓬头垢脸的我们，在大姐充满溺爱的唠叨声中，我和妹妹又魔术般地鲜亮了起来。
大姐走的时候，母亲背过父亲，往大姐的布包里塞着吃喝，大姐难过地转过了头，拿上包走了，没有说一句话。我和妹妹循着大姐的身影，偷偷地跟着走，直到翻过村子前面的一座小山。母亲看不见了，我们才快步赶上大姐。看见我们，大姐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她可能早知道了我们的心思吧。跟着大姐又翻过一座大山，走了好远好远的路，来到她的新家，姐夫看见我们，没有说话。一个戴着黑色小圆帽的老爷爷，坐在被烟熏的黑乎乎的上房里，用架柴火的土炉子熬茶喝，他喝一口熬的黑乎乎的茶，便用小勺子在一个瓷碗里舀一点干熟面，放进嘴里。看我探头探脑的样子，他笑着问我吃不吃，我摇摇头跑去大姐的睡房，爬上只铺着一张席子的土炕。炕上放着一床不新不旧的被子，房的另一边有一个大石磨。听说大姐生孩子都是推着那个大磨盘，转呀转，疼了一天一夜才生下，没有婆婆，她自己生，自己接。没吃没喝的境况，也不知道她拉着那几个嗷嗷待育的孩子，是怎么度过那些艰难日月的，每每想起这些，我就会在心里无数次地恨起父亲来。
晚上吃的是洋芋。妹妹手上拿着一本书，一边吃洋芋，一边用嘴啃着书角。姐夫看见了一把夺过去，就和大姐吵了起来。我不记得后来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大姐在没米没面，缺油少盐，没柴烧的情况下，怎么熬煎过那些艰难岁月的，也不懂得我们跟了去会让她更难场。只记得有一回，大姐把扞的杂粮面条下进锅里，灶堂里塞满湿湿的老酸刺，光冒烟，不见火，大姐把头伸到灶火门前用嘴吹，火一下喷出来，把大姐的头发，眉毛全燎了。大姐慌的用两只手胡乱扑腾着，火灭了，燎过的地方全是灰色的小圈圈，好长时间都长不好。最后，大姐从墙上揭了一块早年糊墙的旧报纸塞进去，点着，烟熏火燎地終于做好了饭，可我看见大姐哭了，是那种闷在心底的，发不出声的沉沉的哭泣声！
有一回，大姐家碾场，要给来帮忙的人做饭。因为没有油，四五岁大的小外甥跑了二十多里路来找母亲，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往他手里塞了一疙瘩馍，不敢让他多待，急忙装了一瓶油，塞进衣服里，慌慌张张地打发小外甥跑远了。从此以后，小妹妹总是悄悄地把面和油一点一点地藏在场上的草垛里，上山放羊的时候，偷偷拿上跑二十多里路给大姐送去。时间长了，父亲难免看出一点端貌，母亲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骂母亲是吃里扒外的贼娃子，要防着些。母亲流着泪默默地承受着父亲无休无止的责骂，偶尔还上几句嘴，得到的便是父亲的一顿拳打脚踢。
大姐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家里分的地少，不够吃，孩子们饿得哇哇叫，姐夫就去队里要地。队长说让大姐做了结扎手术就给分地，结果大姐去做了手术，还是不给分地。姐夫又去要，没想到队里的人说姐夫闹事，把姐夫绑起来打了一顿，又送到乡上关了起来。大姐哭着找到父亲，让他去说说情，把姐夫放了，听说那个主事的大队书记父亲是认识的。心硬的父亲说什么也不去。大姐连夜又跑回家，看看睡成一排的四个儿女，想想姐夫的处境，大姐急的睡不着，准备去找姐夫。她连夜烙了一些饼，给孩子们的放炕头上，拿上给姐夫的吃用，锁上门。
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清亮清亮的，北风吹在人身上冷飕飕的，汗毛起了一身。她踏着弯弯曲曲的山路，顶着满天的星星，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乡上赶，什么时候身后不远不近地跟了一条似狼似狗的东西，她走它走，她停它也停下来，蹲在地上，仰头望着月亮。是狼是狗反正她也不怕了，“惊吓”受的多了，神精也就麻木了。
她没有害怕，和它一前一后，一路相伴着，走在一条深沟里，两边的高山在月光下看上去朦朦胧胧，投着一层暗影，她不由得加快脚步朝前走。在这静寂的夜里，只有她“劈沓劈沓”的脚步声和身后那“刷刷刷”跑动的脚踢声，好像天地间的一切生物都消失了，静的有点瘆人。她一边走，一边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她下沟，过河，快半夜了才走到乡上，最后敲门打窗找了个人一问，人家说转到县上去了。她听了，心不由得抽抽了几下，忍住涌动的泪水。又累又乏的大姐，拖着沉重的脚步又开始往县上赶。那时候，一到晚上，乡间的马路上连一辆车都没有，更别说人了。他们一前一后，走在清亮亮的柏油马路上，听着身后传来“刷刷刷”跑动的声音，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她停下来，满腔的伤痛和委屈涌上心头，她哭了，哭的空前绝后，声嘶力竭。想想自己多难的人生，想想绝情狠心的父亲，她哭的死去活来，伤心欲绝……身后跑动的东西来到她的不远处，蹲立在路上，默默地望着她，等着她！她哭够了，人也轻松了，拿起背包继续走。天快亮的时候来到关押姐夫的地方，看管的人不让见人，只把东西留下了。她流着泪站了一阵，一想到孩子们早上起来找不见她，该有多着急，拖着沉重的步子又开始往回赶，急的忘了身后还有一条陪伴了她一晚上的狗跟着她。快中午了她才走到家门口，累瘫了的大姐坐在门槛石上，才发现一直跟着自己的是领居二奶奶家的大黄狗。她想，也许是过世一年的二奶奶可怜她，才让她生前养的大黄狗来给她做伴的吧。
十几天以后，姐夫回来了，乡上也给他们分了地。这一年，经过没日没夜的苦干，大姐的日子終于有了起色。孩子们也能吃饱了，再也不会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吃馍，又饿又馋地拽着她的衣襟哇哇直哭了。大姐的脸上終于有了一点久违的笑容。
我从外地回来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孩子们也都长大，成家立业了。大姐和姐夫一边种地还养了几头大猪，卖猪仔。虽然也很辛苦，但看上去却也其乐融融，夫唱妇随。我心里想，大姐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他们以后一定会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