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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有法国耶稣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意大利方济各会、米兰和罗马的外方传教会，西班牙多明我会和奥斯定会，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德国圣言会等等。还有一些女修会如法国的仁爱会和拯亡会也来到中国。他们把中国分为各自的管辖区，遣使会主要集中在包括北京和天津在内的北方地区。耶稣会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它的总部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并建立了印刷厂、孤儿院、学校、大、小修道院、藏书楼、报馆和天文台等机构和设施，成为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中心。方济各会主要在华中各省从事传教活动。巴黎外方传教会则主要在中国南方的云、贵、川、两广和西藏以及东北地区，所占面积最大。 19世纪后期，在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从一开始就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我国强占强买土地，以物质利益吸引贫苦百姓入教。他们还把治外法权延伸至入教的信徒，凡教徒作案，地方官无权审判，致使无辜的非信徒百姓遭受迫害和损失，结果在各地引起官绅士民的强烈反对。这是导致多起" 教案" 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引发1900年大规模的反洋教义和团运动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全国各地发生教案约四百起。其中由天主教传教士引发的较大的教案有西林教案(1856）、贵阳教案(1861-1862)、衡阳教案(1862）、西阳教案(1865）、天津教案(1870）、呼兰教案(1882）、大足教案(1890）、宜昌教案(1891）等等。在这些教案中，又以西林教案和天津教案影响最大。伴随着这些教案的发生，天主教会所占土地越来越多，得到的赔款也逐年增加，这些都是与天主教所宣扬的主旨背道而驰的，只能加剧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及其所保护的" 教民" 的仇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天主教堂、教士和" 教民" 成为义和团直接攻击的目标，有力地打击了天主教的势力和嚣张气焰。但是在八国联军的镇压和威逼下，清政府被迫作出让步，义和团运动惨遭失败，清政府不得不给予天主教会大量赔款。进入20世纪后，再没有大的教案发生。 与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和平传教和学术传教活动不同，这一时期，天主教的传教组织和传教士很少从事学术知识的传播活动，主要在内陆的农民和沿海的渔民中间从事引人入教的活动，特别重视信徒人数的增加。据教会统计，1889年中国天主教徒有542664人，1909年增加到1210054 人。由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采取歧视政策和作法，不重视中国籍的神职人员的培养，所以由中国神职人员组成的教阶制长期未建立起来。据统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天主教会中只有中国神甫700 人，有修道院54个，有修道生16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中国人担任主教，全国范围的天主教组织才建立起来。虽然天主教会在本世纪初在上海办起第一所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但是与同一时期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相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变迁的影响要小得多。
16世纪初葡萄牙就从罗马教廷获得了在东方传教的" 保教权"。19世纪中期，虽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政治控制和影响已经超过了葡萄牙，但是葡萄牙王室仍然坚持对全印度的天主教徒继续实施传统的保护权。19世纪30年代，罗马教廷传信部为了收回传教权，建立了四个直属教皇管辖的宗座辖区，结果遭到葡萄牙高级教士和神甫的反对。于是，在印度出现了两个天主教神职人员竞争的势力，即葡萄牙势力和非葡萄牙势力。到1869年，印度的罗马天主教徒已有100 多万人，主教21人，神甫900 人，其中一半为法国人。1886年教皇利奥十三世与葡萄牙达成协议，保教权之争才有所缓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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