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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亩对孔子率直和无所顾忌的态度，和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门、荷蒉、狂接舆六位在《论语》中明显带着隐士印记的人，几乎如出一辙。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8] 这个石门的守门人尽管在常人看来位卑言轻，可他的洞察力几乎对孔子做了未盖棺而论定的判决：孔子不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道家看来，这和西方的西西佛神话一样，悲壮但无济于事。孔子有一颗救世之心，可是周室衰微，孔子无力回天；陪臣执国政，孔子无力回天；世风日下子杀其父臣弑其君，孔子无力回天。可孔子并不甘心，他四处奔走游说，力图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塑造完善的个体人格。尽管孔子四处碰壁，还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救国图治的热情从来没有减弱过。石门这样大隐于市的隐者，尽管佩服孔子的热诚，但并不看好孔子的做法。他们认为与其白费力气，不如随顺自然，何苦要去螳臂当车呢。 再来看下一位：荷蒉者，他的洞察力更进一筹。石门见孔子心之宏观，把握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意识；荷蒉则见孔子心之细微，清晰地分辨出了孔子微妙的内心世界：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 荷蒉从孔子的击磬声里听到了孔子的“有心”，理解到了孔子“莫己知也”的内心之叹。他认为孔子击磬是敲给卫国的当政者看的，不过，他似乎在告诫孔子，要过河，如果，水浅撩起衣服就过去了；如果水深，撩起衣服也没用，你孔夫子看来在社会上混是不知深浅啊！既然没人理解你，你为啥还要敲出声音给人听到呢？何必多此一举！ 笔者注意到，在“莫我知”这个问题上，孔子是矛盾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0] 显然，孔子自己也有不为人知的慨叹，而与此同时，他又教导学生“莫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但在颠沛流离之际，荷蒉几乎是直接揭开了孔子内心的伤疤。孔子对荷蒉直指内心的揭示无话可说，对于一个果决于忘世的担草人，孔子虽不苟同，却也不想非难他。再说，孔子击磬，何尝不是以一个隐者的心态和风度，在不见容于当世的时候击磬聊以自娱呢？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11]。 鲁有石门，卫有荷蒉，陈蔡间有长沮、桀溺，孔子一路奔走，一路频频与异人擦肩而过。来到楚国，亦无例外。楚国狂人且直接在孔子车前唱起了歌来！凤鸟本当治世则现，乱世则隐，可孔子在乱世却不知归隐山林田野，还大老远跑到楚国来，即使得仕于楚，恐怕也是凶多吉少难逃危殆啊！佯狂避世的接舆在歌里是一种讽喻，更是一种规劝，孔子可能受其警醒，却没能追上他答话。 “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之齐，不得意而归。又以不得意而去鲁之卫，复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晋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陈，虽仕如隐。今之来楚，宜无可以久留之理。”[12] 孔子一行接下来偶遇的长沮、桀溺两人，和后来的诸葛亮一样，躬耕陇亩以自给。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3] 长沮对派子路前来打探道路的孔子，以一句意味深长的双关语，暗示了孔子的四处跋涉未必必要。“知津”在这里不仅指对渡口对路线的了解，还暗含了对现实和命运的把握。既然你孔子是知津者，又何必要别人来指点迷津呢？而桀溺则直接指明了孔子的奔走呼号对改变时局无能为力，正如江水滔滔东流无法阻挡，个人要在时代的滚滚洪流前力挽狂澜，无异于螳臂当车。桀溺甚至有点拉子路入伙的意思：你与其跟着孔子做避人之士，还不如跟我们一起直接逃离这世事的喧嚣扰攘！ 孔子听完子路的汇报，不禁长叹，他的太息声中是一种深刻的无奈：正如飞鸟和走兽各以群分，我也只能和人世打交道了！假使天下有道，我就没有必要这样执着地想改变现实了！言外之意，孔子何尝不想和长沮、桀溺一样优游世间啊！可惜的是时不我待啊！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4] 子路“拱而立”的恭敬，换来了荷蓧丈人杀鸡为黍的好饭好菜招待。荷蓧丈人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成了两千多年后批判孔子的经典名言。事实上，荷蓧丈人关心的是在乱世中老百姓更需要安身立命，而子路的一段话，似乎也在传达孔子的想法：安身立命，顾及了家庭伦理的长幼之节；而有德有才者在乱世中隐居不仕，尽管洁身自好，但也荒废了君臣之义的大伦。 我们可以看到，七个隐者中，只有微生亩孔子直接与其对话，还解释了微生亩对自己的当面诘问，其他六人中，荷蒉从孔子门前过，接舆、长沮、桀溺，孔子在车上见到，荷蓧丈人是子路遇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隐者要么对孔子师徒态度倨傲，要么对他们直接讽喻，要么对他们提出警告，要么对孔子进行入木三分的批判和透视，而孔子却对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尊重，对他们的诘难，似乎只有小心的申辩和解释，态度可谓恭敬有加。为了能和隐者对话，孔子甚至下车要和楚狂接舆说话，可惜对方惟恐躲避不及；为了见荷蓧丈人，孔子要子路“反见之”，可惜同样未能遂愿。 我们不难推断： 第一，孔子对避世者显然没有持否定的态度，而是有着相当的敬重。我们来看这七个隐者，他们到底是怎样的隐士呢？微生亩身份不明，但从他对孔子直呼其名，态度很倨傲，可能是一个比孔子年长的老者，一个洞明世事的老隐士。长沮、桀溺在耕田，荷蒉挑着一担草，可见他们跑到乡下当起了农夫。荷蓧丈人挑着竹器走在路上，恐怕靠一门手艺而混迹江湖。与这些跑到山野里当游民的人不同，石门司门者更有趣一点，他藏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天看守城门，看着人们进城出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人情冷暖希奇古怪的事，尽收眼底，做一个旁观者，有种心远地自偏的感觉。至于狂接舆，那就更是佯狂避世，想骂就骂，想唱就唱，活脱脱一个桀骜不驯的狂人。可见，这些隐士都对社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与孔子的汲汲于用世大异其趣。可是，孔子在国君面前都敢脸色不对就要一走了之，对这些隐士却任凭对方嬉笑怒骂，还特别真诚地想与他们交流，可见孔子对他们敬重有加。 第二，孔子很想和避世者交流，一为从另一个角度为自己指点迷津，二为自己四处求仕推广仁和礼的举动做出辩解。孔子尽管对自己以仁义修身、以礼乐治国的主张深信不疑，但当他一次次被不同的国君要么束之高阁要么拒之门外的时候，他需要寻找大道不行的答案。向隐者发问是一种恰当的选择，至少可以通过隐者来自我反观。一个失意者向曾经的失意者打听前车之鉴，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隐者往往代表一种民间的、在野的力量，这种力量历来是不可小觑的。孔子尊重隐者，某种程度上是在争取在野力量的支持。 第三，孔子对自己没有走上避世者的道路表示深深的无奈。如果身处治世，自己何尝不想洁身自爱高蹈避世，享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山水之乐呢？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孔子在子路向长沮、桀溺问路后的感叹：“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我们仔细揣摩孔子的言外之意，不难发现：孔子其实很想像这些隐士一样，修理修理地球，挑担干草或者竹器之类在天地间行走，或者装疯卖傻，或者坐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舒，如此优游岁月，岂不快哉？在孔子看来，这样做的前提是“天下有道”。在天下无道的时候，是不能撂挑子只图一身轻松的，而是要发奋忘食挽狂澜于既倾，甚至到“席不暇暖”的地步。微生亩骂孔子的，正是他这种栖栖遑遑时不我待的劲头。如果天下有道，孔子就没必要去改变什么了，自己像丧家之犬一样四处奔走，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从孔子无奈的感叹，可以看出，孔子内心深处是有隐者情节的，而孔子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只是一种责任在推动而已。正如钱穆所言：“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于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15] 第四，当孔子之时，儒道未为泾渭分明，故他没有与佯狂隐者针锋相对，而是抱着求与切磋的态度。至多他采取“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宽容态度。像儒家始祖、素王、至圣先师等等称号，是后人送给孔子的尊称，是人为封给他的。道家的祖师爷老子，和孔子大致同时代。恐怕这两个人并未预想到后来人会把自己划归到两个不同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和老子自身，我想并不会有什么门户之见。避世思想既然古已有之，那么，就不该是老子一脉的专利，对孔子有避世思想就不必大惊小怪。而正因为孔子不时闪烁避世的情怀，反而可见孔子思想之博大；正因为孔子没有亲蹈避世道路，可反衬孔子救世使命感之强烈。 第五，在孔子看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因此，自己和隐者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诸侯纷争、世风日下的乱世做出一种反应，而对于隐者而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16]可见，孔子把自己和隐者看成是殊途同归的忧世者。 有意思的是，《论语》中孔子所列举的逸民刚好也有七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7] 孔子对遁世逸民的境界进行归类，可见他对逸民的重视。二十四史中多见为逸民列传，可见逸民在中国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孔子对七位逸民的评价，可以看到他的避世观有着鲜明的特点。孔子认为，伯夷、叔齐隐居饿死，是不降志，不仕乱朝，是不辱身。至于柳下惠、少连在鲁做官，三黜不去，自然是降志辱身了，不过，言谈举止合乎人伦常理，如此罢了。虞仲、夷逸，隐居废言，欲洁其身。孔子显然很重视志、身、言的关系，志是内在的，身是外在的，言寄寓于身，又能言志，是二者的桥梁。孔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志，对于一个隐者来说，志之高洁最为重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18]可见孔子认为，杀身成仁是值得肯定的。言既然是身体的表达者，那么，当我们把身隐藏起来的时候，自然就不需多言了。显然，道家把保全生命作为隐者的出发点，孔子则把高尚其志、实现内心的自我完善作为隐者的终极目标。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要“穷不失义”、“独善其身”。 孔子把自己和七人位逸民做了个对比，孔子之所以自称“无可无不可”，用孟子的话来讲就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由此可见， 孔子对于避世与否，是“无可无不可”的，这实际上就是两者皆可。意思很明显，当世道清明的时候，应该出来做官的；当世道溷浊的时候，只需要修身养性，做个自了汉就行。孟子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9]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20] 从孔子和弟子原宪的这段简短对话，可见孔子对避世的两可有一个标准：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有意思的是，原宪还真的实践了老师的教诲，他选择的是耻于在无道的世界里升官晋爵，而是成了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列名的游侠奇士，“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原宪在孔子死了以后，没有选择建功立业，而是退隐于江湖草泽之中。孔子的学生，有子路那样的积极用世的弟子，有颜回那样的学问道德值得称道的好学生，也有原宪这一类逃名遁世的隐士。原宪知道所处的世道太乱，无法有所施展，因此远走山林，韬光养晦，浪迹于江湖之远。 [8]
《论语·宪问》
[9] 《论语·宪问》 [10] 《论语·宪问》 [11] 《论语·微子》 [12]钱穆《孔子传》P58，三联书店，2002年。 [13] 《论语·微子》 [14] 《论语·微子》 [15]钱穆《孔子传》第59页，三联书店，2002年。 [16] 《周易·系辞下》 [17] 《论语·微子》 [18] 《论语·微子》 [19] 《孟子·尽心上》 [20] 《论语·宪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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