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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年8月到1973年底，我经历了10年半的上学时间，在当时看来我已经走上社会了。刚出学校门，思想很单纯，但我从未忘记我的学习。记得我在自己住的屋子里贴上许多名人语录，来激励自己。有毛主席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人贵有自知之明”，“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有马克思的“在科学道路上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有鲁迅的“时间就是生命”等等。在生产队的两年里，我工作学习是很积极的。当时我是第一生产队会计，还当着大队团干部，民兵连副连长等职务。常常是白天做自己会计工作或下地干活，晚上不开这会就开那会。我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大队广播室阅读报刊。当时我读报纸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把《河北日报》和《衡水日报》用铁夹夹起来，以便随时翻阅。大队广播员赵建敏同志最了解我当时的读报情况，我每次去读报取报都是她管理的，有一次晚上下了大雨，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街上道路泥泞，我仍去大队读报。她说：“我早已料到你一定会来的”。除了工作之外，读报是我的精神寄托，也是促使我进步的动力。在生产队当会计是人们求之不得的事。在人们看来会计是生产队的“内当家”、“有实权”，又可以不下地劳动，还能得到实惠。在生产队里，社员们可以不尊重生产队长，但都特别尊重会计，因为他们知道会计跟他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就这么一个差事，我当了两年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年轻人，既不是为了挣便宜工，也不贪图安逸，很没意思。正好有同志说公社要办通讯员学习班，是学写稿子，出来之后回队劳动，我出于对写作的爱好，急切要求去。当时很多人对我不理解，说我傻，有好事不干，瞎闹。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几次做工作挽留我。我坚决不肯，硬是到通讯班学习去了。通讯班主任是王志敏老师。在通讯班确实学了不少东西。除了有老师讲了一些写作知识以外，还请了两位写作爱好者。一位叫何建左，是饶阳县河北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当时二十几岁，他写了很多通讯稿子发表在河北日报上。思考写稿子时常常走着路发呆，人称“何魔怔”。一位叫赵树标，是影林村的，也写过不少作品。此外，当时还请了一位河北师大的老师叫刘紹本，那天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口齿很清，不用讲稿，讲了不少例子，使我大开眼界。他说，稿子语言应接近生活，用生动的群众语言；他说五公村的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在报上发了篇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文章，题目叫“钻心的虫子最坏事”就是用的老百姓语言。这些朴实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至今还能清楚的回忆起当时刘老师讲课的语气和手势。后来得知这位老师成了河北师大的名教授,现在是河北省老教授学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通讯班三个月就结束了。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大家还一直推我当会计，我无心再干。此时，正好公社海河指挥部想要一个写材料的人，在别人的推荐下，我去了公社海河指挥部。那个年代，为落实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省、市、县、公社都有根治海河机构，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按上级部署带领民工（挖海河的农民）到外地修河挖渠，搞水利基础建设。所以那时水利基本建设比现在搞的好。当时的南善海河施工连是全省海河系统的先进单位。挖海河就是，民工们靠一张铁锨来挖，一般要开挖几十米宽、5米以上深的大河；靠一辆独轮手推车，将挖的土推走，筑成河堤。主要有两类活儿：一类是主要的，挖土推土；另一类是辅助的，“拉坡”，就是拉装上土的独轮手推车。两类活儿都是很苦、很累：挖土推土的，每天要挖、推五、六立方米的土，多的十立方米以上；“拉坡”的，每天要拉几十车，甚至一百多车次。公社海河指挥部是管理民工和为民工服务的机构，连部一共三十几个人，包括连部和后勤，连部有7个干部，由指导员、连长、副指导员、副连长、文书、施工测量员组成，还有炊事员、修车员、理发员。每逢有施工任务，这些人就带领几百名民工到根治海河前线去。我先做文书后任副指导员，主要负责后勤和写材料，包括把本单位的好人好事及时写成广播稿，送到县团广播站广播，写本连每一个阶段的施工总结，经验介绍等。我在海河指挥部一共干了两年，这两年，我主要练习了写作，把过去学的那些写作知识运用于工作中，从而提升了我的写作水平。同时，我依然坚持学习其他知识。到外地施工，不管天多冷多累，每天晚上我都坚持自学。那时候写材料有了很大进步，曾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县团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牛风瑞，后来任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中心的主任）对我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看你写的稿子一是多，二是质量高。”听到他的话，我心里感到很欣慰。这期间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是参加唐山抗震救灾。大约在1976年9月中旬，我乘救灾物资的汽车到达震后一个多月的唐山，看到一路上的一片片新坟和到达城市后的废墟，感到震惊、凄凉。目睹了余震的轰鸣和余震时窝棚旁边冒沙子场景，在十月上旬与民工们一起冒着凉风大雨听传达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文件，与民工们一起抢险和抢运物资。当时唐山人见面后相互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家死了几口？当时的标语是:“天崩地裂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和“人定胜天”等。二是深切感受到了民工的艰苦。他们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上工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在工地上每天都是挖土、用小车爬坡推土，休息时间很少。有的累的早上被叫起后，眼睛没睁开就推车跟着上了工地。有的身体瘦弱或在家干力气活少的年轻人累的哭。晚上，大约二十几个人住一个窝棚，由于出汗和不洗澡，窝棚内汗臭味很浓，撩开窝棚门帘子，臭味能把人熏得顶回来。在唐山抗震救灾挖陡河时，突降大雨，窝棚驻地到处是泥，窝棚都让雨淋透了，窝棚内的衣服和被子也都湿了，民工们远离家乡，无家可归，部分大小伙子放声大哭起来。三是在南保村修渠时，我救了一个小名叫二彪的三岁落水男孩。当时正值中午，大家都远离工地去吃午饭，我在工地值班，忽然，一群孩子哭喊着从渠边向村子跑，我赶紧跑过去一看，一个小孩在渠水中只露出点头发，我穿着衣服就跳进渠水，用力把小孩拖上了岸，当时小孩已不醒人事，肚子鼓鼓的呛满了水，我赶紧施救，一会儿小孩肚里的水吐了出来，人也苏醒了。孩子的父母知道后对我表示了感谢。总而言之，那两年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我接触到很多当生产队会计时见不到的人和事，扩大了视野，锻炼了自己的文笔，增强了各方面的能力，心情也很愉快。1977年7月麦假结束后，南善高中语文老师刘玉花休产假。葛东聚校长经和公社海河指挥部领导打招呼，让我到高中代课两个月，实际上这是老师们对我过去学习的肯定。我是高中毕业教高中，自然毫无经验，但那时也不知怯阵，不会就请教金玉老师，她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当时正在教另一个班的语文。上课时我除了完成课本教学外，还找了一些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好文章给学生阅读讲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这样边学边教，完成了两个月的代课任务。1977年10月21日，我从广播里得知高考要实行重大改革。允许所有青年报考，择优录取，我兴奋极了，高考是12月10日。我当时正在冀县施工，临高考的前几天，我姐夫万民从老家骑自行车来接我。在这以前，知道我文化基础底细的亲友也来了信，劝我抓住时机，准备报考。离考试时间还剩十来天了，我抓紧复习功课，不巧右脸长了个疮，过了几天肚子上又长了个疖子，复习很困难。那一年我报的是理工科，当时还以为报这一科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高中时我理科学得不错，但考完之后，我感觉数学、语文、政治考的还可以，理化却考砸了。由于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大家准备都很仓促，因此我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可是时间不久，我得知我落选了。我落选后，心情很郁闷，觉得自己辜负了亲友们的关怀和期望。多年艰苦学习和家庭环境使我下了第二次参加高考的决心。为了出工和复习两不误，我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到十一、二点。特别是到了头考试前的两个来月，我废寝忘食。早晨起来背政治，上午复习数学，晚上学史地，累了就躺一会儿，也不脱衣服，什么时候醒来，又接着学习。虫蜇、蚊咬，一切都忘记了。那时心中的动力就是叶帅的一首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认真复习的同时，我认真总结了自己考试的经验教训，借鉴别人的学习经验。1978年7月20日，高考的时间到了，那几天天气很热，在考场汗水湿透了衬衣，汗珠滴在了考卷上，但我努力坚持着。考完后我感觉每科都可以达到及格以上的分数，等候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到了九月份，考试分数公布，在县文教局工作的一位同志捎来了口信，说初选名单没有我，这使我又一次失望了。我把苦闷又一次化成了动力，准备以后再考。可是过了几天，公社又通知我去填表，原来我的考试分数统计错了，少统计了一科成绩。按录取分数线算，我高出二十分呢！知道了分数我心里有底了。各学校开始录取了，重点院校通知书发了，没有我的，一般院校通知书发了，也没我，要求最低的专科院校通知书也发了，还是没有我。我有些等不及了，周围的乡亲劝我到衡水问一问情况，我赴衡水的那一天，通知书正好到了，原来是被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河北财贸学院录取了（因国务院批文下的晚，当时报考志愿时这所大学未来得及在报上公布）。那时，我转忧为喜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时光流逝，岁月匆匆，一转眼已三十多年过去了，回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纵然生活有苦有泪，求学路上充满了坎坷，但它让我在逆境中得到了成长，激发出顽强的意志力，树立起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学会了感恩,增强了人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感谢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刘万玲，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河北省发改委改革专家组组长，河北省经济信息中心原主任（厅局级），教授级高级经济师。中国体改研究会理事，河北省改革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电子政务研究会荣誉理事长。北方防务智库副主任兼秘书长。河北省资本研究会等多家学会和研究会特邀高级专家。河北省科技奖励专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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