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眷村在台湾是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安排从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聚集成村。八十年代起，陆续知晓的林青霞、张艾嘉、蔡琴、侯孝贤、李安、邓丽君、龙应台、苏伟贞、张晓风……是我对台湾认知的由来，他们，来自眷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那个岛上与大陆关系次密切的一代人，于他们而言，故乡永远只是祖籍上的那个名字，此生都难以到达的地方。 十几年前接触到眷村人，他是资讯公司的经理，不会说闽南话，持加拿大证照，每次休假先飞抵台湾再转机去加拿大，在一帮台干里显得孤单。那位从美国回来的财务总监每每提及他时，都带着股轻视“他是眷村的，跟我们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眷村这个词之下的人与事，我很想知道这些抹不去外省人烙印的眷村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如何融入那个岛内，为什么选择离岛去往海外，对故乡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书，其实只有这篇同名小文跟眷村有关，如果是想了解眷村文化，不建议购买。书中以她自己的成长视角来表述眷村，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展现了眷村一隅，字里行间透着无法选择命运的伤感，更直白着对始作俑者的失望与无奈背离。眷村的二代们，是注定被分裂的存在，走出被划了圈的眷村之后，也走出了始作俑者能够给予的庇护范畴，他们努力抹去外省人的印记，长成既与故乡无甚干系又与岛内人不同的台湾人。 “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这话里充满了两岸相隔、生死不相闻时代的悲伤，看着“父母在后院里烧纸钱，语焉不详的写着烧给列祖列宗”，年幼的作者只觉得奇怪，自己跟班上的某些同学不一样。我们家从北方来，姥爷过世后，家人们第一次在清明节扫墓，舅舅说“以后我们也有墓扫了”，这话惹来集体的鄙视。事实上，我们都是被移植的落叶松，在那时才觉得自己真正生了根。可还是不一样，每每提起故乡时，下意识想到的仍然是那没见过几面的祖籍之地，我们的生根之处，依旧找不到属于故乡的归属感，而血脉之初的地方依旧陌生得如同异乡。 那些曾在大陆叱咤风云的人们，又怎么甘心安于一个小岛？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刚到台湾的十年里，村里许多人都是白天把铺盖打成背包，晚上再铺开来睡觉，积蓄基本换成黄金缝在裤腰上，随时都可以出发，回故乡。十年之后，许多人渐渐明白故乡已经很难再回去，于是，“妈妈们变卖尽最后一样金饰后，把箱底旗袍或袄子拿出来改给众小孩当新衣”。朝中主事的那个过世时，村里许多人家都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并不是出于对那人的崇敬，而是那个人的离世让自己的故乡真的回不去了！多年来知道与最终确定是两个概念。我在台北遇见过几位老兵，他们每天游荡在纪念馆，以期碰见来自自己故乡的人，拦下游人的脚步，聊上几句，在岛上生活了数十年，乡音无改。他们也回乡小住，但最终还是回到小岛。 在不曾计划到人生里的小岛上，眷村中的人渐渐选择面对现实，他们开始了漫长的与岛内原住民相融合的过程。眷村二代在这点上感受最深。“无法接受被称作是既得利益阶级，也无法接受只因为你父亲是外省人，你就等同于国民党这样的血统论”。时至今日，每逢选举，都必须“无可奈何代替国民党与本省人的先生或是妻子争辩到险些演成家庭纠纷”，这个时候，那个曾经非常想要离开的眷村，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成了心头想念的物件。而那些数十年后终得以踏上故乡的眷村人，他们悲哀的发现“在仅存的亲族眼中，原来自己是台胞，是台湾人”。就这样，他们分裂着割据着，在日益稀少的人群中，去追忆属于眷村的岁月，属于眷村的人与事。 眷村人一直赋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理念，与本省人相比，眷村男孩都拥有“动辄放眼中国、放眼世界的四海之志”。在若干年后，经历过种种沉浮，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移居海外，去到那些既远离故乡又远离小岛的地方，他们失去了来处，亦找不到归属，索性顺从自己的心，放下那些年心底鄙夷却又不得不支持的事主。等到连这最后的坚持都断舍离了，他们望着茫茫的太平洋，茫然于自己的前半生。 不可否认，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八十年代，眷村人为之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可否认，眷村人自觉承担了文化连接任务，为两岸交流与互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他们的心底，从来都没有将台湾视为自己的故乡，哪怕眷村拆除之后人们散落进岛内的每一寸土地，哪怕父辈祖辈的坟已落在岛上。他们也从来没将祖籍上的地名视为故乡，可以不限次数的想起，可以宣传与之相关的一切，但认同度颇低。曾经有人形容台湾是一叶飘浮在大海上的扁舟，扁舟之中的人们注定无法摆脱飘浮的命运，落地也难以生根。这样的悲哀将随着眷村人的减少淡去，在时间里，让眷村成为背景，让眷村文化成为历史。 而故乡终究成了至死都回不去的远方。  记录是最长情的陪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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