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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那天晚上，一个小老弟约着老校长和我在一起吃个饭。有年把未见了吧，而情感依然很近。我把近况跟老领导汇报一遍，就像当年做她的助手一样。 和我同龄的同事大多尊刘校长为长辈，我一进一中就是她大丫头小冬冬的老师，楼上楼下住得很近；她小一点的儿女玲玲、小宇见着就“马叔叔”亲热的叫着。 玲玲那天在我文章后留言，称我“永远的马叔叔”，让我心里一热。 渠晓峰同志对此曾经非常介意，十分不满，认为我喊老校长“大姐”，是故意占他喊“姨”的便宜；他就想方设法拐个十八弯子要赚回来。 我笑着拍拍他肩膀，语重心长的跟他说：辈份的事情你不服气不行，得守老礼。 其实我对这些老礼真的毫无知觉，写篇文章介绍刘校长主政一中的情况，竟称她为“来自北师大的河北安国的姑娘”。现在看，真的是没大没小、没肝没肺的。 我们这些人一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宅在校园里几十年，自八岁上学开始到现在，一步不曾出过校门。 五十七年生命轨迹，上学、教书一条直线，量完这一生。 很难说好或不好，你只要看看从文革到如今中国令人眩晕的变化，就知道我们是属于没吹过风、没淋过雨的幸运儿。躲过了下放农村，高中未毕业就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被确认老师身份时“臭老九”已成香饽饽。 未曾经历九十年代下岗的悲惨，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大起大落，安安静静的守着几尺讲台，教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 就是教书也是极幸运的，短暂的在近郊一个乡镇中学呆了一年。 我在的那个学校尚有文革遗风，管事的分派，满是文革的脾性，两个领头的一言不合竟然在教工会上打起来；打完之后不久，一个调到另一所学校仍旧做校长，那一个毫发无损的原地踏步。 最鲜明的情景是郊区管教育的领导在各校教师大会上拍着桌子吼：“谁要是不听话、不好生工作，我就给你调到最偏远的学校去！”捋着袖子，气势汹汹。 我不知台下坐着的最偏远学校的老师会如何想，我们几个蚌埠刚分来的小伙子看着他，毫无顾忌的说：“妈的，真欠揍。” 那时间曾经流行过一个著名的段子：公社书记很亲切的拉着女老师的手摇来晃去，鼓励她好好干，干好了就调到集镇供销社当营业员。 很多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一辈子。 我不久就调到淮北一中，校长是原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的长女曹晓兰。 在中共高层，像曹荻秋这样完整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少，这位出生在四川资阳的一九三零年的成都高师毕业生，曾经当过四川省委书记、重庆市长，最后在上海市长任上遭受冲击。曹晓兰也在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后，因父亲问题被发配至宿州一所企业办的小学教书。 在组织编写校史时，我曾经写过一篇她的文章，选录如下：
我今日去想曹校长，越发感觉她在一中发展历程中时间虽短，却极有分量。她破解了小城学校管理中人事与风气根子里存蓄的一些固陋，引领了学校的正气，在不同的位置上给予了一中充满情感的全力支持。 严格的说，她是我工作后第一个为我举火把照路的人。她的遭遇让我意识到，人其实并无高高低低之分，门第、财富、权位都是虚虚浮浮的东西，一会儿你在云端做凤凰，一会你又可能落地为任人宰割的土鸡。安安宁宁享受人生过程，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 自她而始，淮北一中这样的老县处级单位的管理干部，就没有谁有做官意识和架势，外调进来的干部有的不适应，甚至说出了“搁一中当领导跟当孙子一样”的难听话。 孙子之说虽难听，却非常对。老北大的梅校长、代理校长傅斯年都说：我们北大，教授是神仙，学生是爷，校长就是条狗。 那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那才算是有点重知识、重教育、重人才气味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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