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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持四十所省示范高中年会这多年，干了一件很强硬的事情，所有登台发言的老师，必须说普通话，哪怕你是“淮普”、“阜普”、“亳普”或“宿普”。 语言是个工具，全省的学校都有，你弄个腔调可爱、话语却不甚明了的土音，绝对是拿着大锤修电脑的不恰当。 有几个普通话说得吭吭哧哧的在发言席一头汗。 我其实也是满嘴的蚌埠、淮北话，但一进课堂，一上讲台，“蚌普”、“淮普”习惯性的出来了，还算像样。 有时想也真是有意思，在非正式场合，我却非常喜欢听方言土语，话音里那份亲切、随性，拉短了人与人之间的间距。 而且，方言土语中有许多很有味道的东西。 一九八零年我听到“家走”这个方言词，差点失声笑起来。 我分到淮北一个叫“高岳中学”的学校教书，听到的第一个淮北方言就是“家走”，一入耳真是觉得土得掉渣。 那么多年过去了，再看“家走”的方言表达，反倒惊异起来。 蚌埠、淮南的方言中，表达这个意思用的是“gang（音为纲）家”，“离开”的意思叫“gang腿”。淮北的“家走”貌似很土，其实它用的是古汉语句式，那个“家”是名词作状语，是“往家、朝家”之简述。 要说土，还是由怀远话泛滥的“gang家”、“gang腿”更为掉渣。 我能想起最早对方言土语的维护，要数上海人。 一百年前的上海，闸北都是乡镇，浦东还是田地；部分上海人混迹租界，干个洋奴、买办什么的，油头粉面的说话，就要在同胞跟前显摆，嘴里时不时蹦出个英文单词，或是直接讲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就是专囊刺这种人的，很像“淮普”这一词语包含的讽刺味道。 但上海人又是个很时髦的群类，它的语言大门是开放的，标准的上海话说“面孔”，用的就是英文face；说女人长得漂亮，有一种轻薄的表述，叫“face 何嗲”。 很多人都有文革期间上海下放知青在全国各地，旁若无人的只管自己说上海话的记忆，你比如五六人在一起说话，就俩上海人，他俩一定会用阿拉语说，不管不看其他人的感受。 从淮河流域往北，以大中原为基点，辐射开来，汉族的语音的趋同性很强；除了个别方言土语，汉人之间交流基本没有问题。 普通话的推广，在我们皖北这个区域内，是有点奇怪的。说话明白就行，干嘛非要整个你那旮旯的腔调？而且以北京方言为基础，东北话最靠近，几千年来它们压根就不是汉族话语体系的正宗传人；所以我们大多不情愿。 早些年，那些个说“蚌普”、“淮普”话的人曾被编成段子。 蚌埠的小伙儿到北京学习舞蹈，就一嘴的撇腔变调了，说了半天，一句“水可凉”彻底露出马脚，全场大笑；淮北人进京城，也是满嘴的撇腔，一下大池子，“我的孩来怎么那么烫”，也是轰场露相。 当然，段子纯属编造，还是对洋泾浜英语的那个心态；“大河的水都让你撇干了”是著名的不屑贬语。 汉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族群，它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概括与认同，所以族内各地域语音会出现极大的不同。两个汉族人坐一起，相互说话听不懂并不奇怪。全国有一种语音标准，也属正常。我们跟老外打交道，也得撇几句“噎死”什么的。但这是工具的需要，交流的需要，并不表示会说普通话就洋气，满嘴的家乡话，就土气，这个高下的区分是人为的。 对这个东西我确实在意。老外来，我一般喜欢教他们淮北话，几个老熟人一见我端杯子就“kei、kei、kei（多义动词）”的炸个小雷子；亲切得跟一个庄似的。 方言土语是一地的风情，那语音，那用语，只有用它表达才最贴切、最亲切。 你像阜阳话天黑了说天瞎了，怎么体会怎么感觉那具形的表现力真是妙绝；河南话说的那个“中”，啥时候都比管、行、照、可以这些个词显得实在、憨厚。淮北杜集那一片邀请客留下吃饭不说吃饭，说“摸家住下吧”，那种热乎劲儿，跟捧碗热面在你跟前的亲近。 我琢磨过怀远人“干什么”这意思的表达，有的地方叫“弄啥子”，而怀远人说弄wang子，音为“往”；它要比简单的“弄啥子”表意宽泛，是”往哪里去，干啥“的复合。 用方言语音辨识哪里人是最简单的，比如蚌埠人一张嘴说“二”，他不会卷舌，舌头翘着直通通的“二”着，一听就是大马路二马路那边的，保准没错。 方言土语里含有浓浓的故乡情结。 诗人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无改“是个埋在心底的根由，你读这诗可能会觉得”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有趣，我们这些流落异乡的，则忍不住泪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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