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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武夷山景区大门步行约三五里，于平林渡九曲溪畔，瞥见一路台阶贯通于一大牌坊前。 我一见牌坊之类的东西就有好奇心，便三步并两步跑过去，想看个究竟。 走近看，以为的牌坊却是个大门，一望门头“武夷精舍”四个字，立刻想起宋代大儒朱熹的名字，这里当是他老人家著述、授徒的地方，而我们来的恰是一帮教书匠，我便急急的招呼同事们上来。 中国的大学问家中，不乏安徽籍人士，朱熹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 他祖籍所在的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一直为徽州六县之一。1934年，婺源第一次划隶江西；十三年后又划回安徽，隶属安徽省第七行政区；194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进入县城，宣告婺源县解放，却将婺源属归华东赣东北行政区，自此婺源便与安徽彻底脱钩了。 婺源脱离安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它本是徽州的面目、血肉，风土人情、建筑风格都与古徽州一脉相通。 来到武夷精舍我才知道，依照现代的出生地论归属，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的朱熹算是福建尤溪人，江西、安徽都挨不上边。 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官拜吏部员外郎（四品），因反对秦桧的主张，被贬福建政和县尉，继而调任尤溪县尉，定居了下来，朱熹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中国人是非常注重祖籍的，它不仅在回答了“我来自哪里”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根”的身份认知既是一种文化渊源，也是你立于世的最初的“名正言顺”，譬如私生子那样的“来路不明”，一辈子都要遭人歧视的；对中国人来说，无来由也是不可思议的。 从“名正言顺”的出世，到 “叶落归根”的离开，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文化情怀，挥不去，斩不断。 它也是人世间走一遭的圆满。 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尤其是国民文化素质与教养乃至于文化心理的变异，实在是令人不安。 过去我们都归咎于十年浩劫，今日看，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拜金与物质至上的观念大行其道，民族文化与心理严重失衡，在传统文化完全断裂下的一代独生子女成长、成人，皆已显现出后遗症。 以今日世态去想传统文化，去想两千多年前那个动乱的时代，出游列国而奔走呼号礼义仁信的孔子，呼号无果，无奈之下编书教徒，形成中华文化核心的这位思想家，确乎是一种伟大。 我们再去想上个世纪初，在清朝就要灭亡的时候，像梁启超一批主张变革的大学者，却固守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那些曾经被我们看做是封建社会可笑的遗老遗少的行举，亦确乎是一种深谋远虑。 一百多年前发端的西化运动，也就砸了孔家店，并无伤筋动骨的根本质变，十年浩劫加金钱至上几十年的破坏与颠覆，独生子女对传统家庭根基的动摇，才使得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被斩草除根。 整个中国陷入不知自己由哪里来的困顿。 朱熹是一位伟人。 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终为宋代理学之大成。 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黄斡并没有虚夸他的先生，朱熹的思想在宋朝就被尊奉为官学，元、明、清三代，他所集成的思想、著述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同时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所以朱熹能够成为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是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的唯一。 我们这一代人与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是相隔离的，比如我们崇敬的鲁迅先生说“礼教吃人”，我们就觉得礼教是个坏东西，一想起来它就是个阻挠自由恋爱，逼着寡妇上吊，或是造就了孔乙己那样的废物。至于礼教是什么，我们全然不知。 就按鲁迅先生的说法，这么多年市场经济在中国吃掉多少人？光是一个股票，为之痴狂而自杀、跳楼的又有多少人？ 我们喜欢将传统文化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非常荒谬的是我们对所谓的精华和糟粕所知甚少，都是别人做好标签的制成品，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它们决不是可以那样简单界定的。 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家教，我们来看《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你可以说他的“三从”的立意点就是错的，与现代社会平等、民主等基本价值观相忤逆。但这篇家训里面，凝结了中国家庭最为看重的处事待人之道，我们的孩童甚至成年人最缺的东西，在里面竟然都能够找得到。 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位于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建，为其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之所。 淳熙五年（1178年）初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共游武夷时，只见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觉耳目一新，因而萌发出“眷焉此家山”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茅茨几时建，自此遣纷嚣”的建屋初念。经过数年的苦心筹措经营，精舍终于在淳熙十年动工，当年就初见规模。此后，他即在此广收门徒，著书讲学，长达五年之久，栽培了大批学生。 朱熹这人真是了不起，武夷精舍虽未名列中国的“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之中，但他在其中岳麓、白鹿洞两所都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甚至主持扩建过，名气非常大。他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等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十八岁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当官是副业或兼职、做学问、当教授才是主业或正业的仕途生涯。据统计，他的著述高达2000多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即便是网络时代靠电脑写作的写手，也难以如此高产，更何况他是在做学问。 朱熹喜欢教书，也带出许多高徒。他在当时的几乎所有著名的书院都讲过学。 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 在武夷精舍的五年，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 坐在这位亦是教书先生的朱熹的曾经的课堂，你会感受到一种奇妙的人文温暖。 我曾经受益于“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 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 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 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 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 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从孔子到朱熹，封建时代这些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教学大师，他们所总结、倡导的一些教学原则，至今仍是教学经典理论。 朱熹曾经做过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得这位皇帝学生大为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朱熹在官场上屡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这既是他的人格光辉汇聚处，也酿就了他的人生命运悲剧。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 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朱熹曾经的学生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六年之后的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久久徜徉于武夷精舍，去想一个官员书生、官员教师、官员研究者的命运，去想一个影响了中国几个朝代的可亲可敬者的经历。 武夷精舍建好后，朱熹约集了建宁知府韩元吉和著名历史学家、建安人袁枢等前来庆贺。韩元吉写了《武夷精舍记》。袁枢贺诗曰：“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此语评价朱熹，可谓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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