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07年04月30日 来源:旅游频道 自从朱熹屏山书院和武夷精舍授徒讲学以来，四方莘莘学子负箧前来求师攀友、矢志苦读者络绎不绝。康熙《崇安县志》说，朱熹“年方弱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蔡元定早在朱熹24岁时就来归依求教。刚到达紫阳楼朱熹寓所时，朱熹即“叩其学，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之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四方来学者，熹必使先从元定质正焉。“（《宋史·蔡元定传》）蔡元定遂成为朱熹在五夫授徒的好助手，后来还成为朱熹的著述典籍的有力合作者、传人和卫道者。他的裔传子孙是朱子理学的中坚，特别是儿子蔡沈，尤得朱子理学真传，学名远播。 蔡氏祖孙数代在武夷山弘扬理学，留下了珍贵的文物。在人迹衡少的武夷山九曲溪一曲南滨的太极岩东麓、兜鍪峰之后，昔时有一座建筑物，名之“牧堂“。这里曾培育出许多文人学士，成为理学信徒的向往之所，其始建者乃蔡元定之父、自号牧堂老人的理学家蔡发。蔡元定学术上的卓绝成就很大一部分是家学渊源。蔡发学识宏富，在易象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无所不通“，中年有归隐之意，遂返回故乡，即迁居到几十里之外风景优美的武夷山，旋在九曲溪南一曲之阳买田置地，构筑屋宇，“杜门绝迹，专以读书教子之事”，颇有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风。 就在这里，他的儿子蔡元定（1135-1198年）开始了启蒙学习和理学生涯。元定生而颖悟，八岁即能诗文，十岁“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雍《经世》、张载《正蒙》等书，而语之曰：‘此孔孟之正脉也！’”这些传统的理学教育，为他将来研究圣贤之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蔡元定刻意读书，“及长，凡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辨析益精。”（康熙《崇安县志》卷七）绍兴二十年（1159年），蔡元定遵父遗命，拜朱熹为师，跟随他讲习凡40年。亡父蔡发留下的“牧堂”则为其藏修之所，闲暇之余，可时常往还。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朱熹邀集了何叔京、蔡元定等十余人在武夷聚会，并一同至六曲响声岩下，由朱熹题写，并各具名以纪念，题刻至今依然清晰。 庆元二年（1196年），“伪学”祸起，理学遭禁，祸及元定，被判流放湖南道州舂陵。庆元四年（1198年），元定病逝。不久，他的三子蔡沈即在武夷与兄渊一道，将祖上遗留下的堂舍加以修缮扩建，名之为“南山书堂”，以为论道、著书之所，过着悠然自得的耕读生活。同时又延请名流聚徒讲学，并拨出一部分田产以供给补充师生生活所需，四方学士来者甚众。因与“武夷精舍”颇近，故可以随时往还，与学友相互切磋。 蔡沈遵父遗命著论《洪范》。不久，朱熹逝世，又受命撰集《尚书》，倾十年之心血而后成，“阐发幽微，不愧父师之说”，“往往发明先儒之所未及”，时宋廷多有人推荐欲举用之，而蔡沈却“不居就也”，躬身“南山书堂”。探究义理之余，则徜徉于山水之间，他甚至在书堂不远处的水光石畔，留下了“千岩万壑”的摩崖石刻，遒劲而端庄的大字，至今依然十分清晰。 蔡沈的次子蔡沆（1193-1259），又名杭，号久轩，幼承家教，不同凡响。官至参知政事。嘉熙三年（1239年），蔡沆移宪浙东时，顺道返回故宅，并泛舟九曲，在六曲响声岩上题刻“积雨新霁，山川呈秀，吟哦而归。”当他为了祀先儒，旌贤祖，在“南山书堂”故址上扩充舍宇构筑书院时，就特意将其命之为“咏归精舍”，内祀乃父九峰先生遗像，因之又被称为“九峰书院”。 蔡沆多方延请名儒，广收士子，在九峰书院传播理学。为了保证师生生活的必需，再增田产至“二十五石二斗”，得以保证了“咏归精舍”之长盛，成为天下理学士子所向往之所，元代诗人郑纪曾在《谒九峰书院》（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中道： 九曲何处是，一曲向溪浔。 盘礴西山远，渊源云谷深。 草堂分皓月，松径接清阳。 千载双岩鹤，寥寥此日音。 蔡沆的儿子蔡公亮继承先祖的家学渊源，在理学研究上也颇有成就。在武夷山也留下了他那富有理学韵味的摩崖石刻。在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他中进士后官封大理司直。同年他偕友到武夷山瞻仰祖辈早年在山中著述、讲学的故地，随后到山中名胜——一线天勒石留念。文曰： “宋五甲寅闰已未，后山翁泳、蔡公亮，瑶田詹复同游九曲，邂逅园田詹然于大隐屏下，相携观一字天之胜。（詹）然之弟（詹）照载酒来会，引觞命酹，诵紫阳夫子神斧之章，慨然有感，援笔赋诗题名而归。公亮书，然镌石。（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三） 勒石之后，蔡公亮还与同伴吟唱抒怀，唱和之诗多勒于岩。蔡公亮诗云： 石室阴幽却朗然，仰窥长罅见情玄。 不知谁把如椽笔，画出光明一字天。 武夷蔡氏家族祖孙五代在武夷山都留有理学遗迹。这在“道南理窟”是绝无仅有的，也足以证明蔡氏家族对弘扬理学的确有着卓绝的贡献。这个望族素有蔡氏九儒之雅称。清人全祖望说：”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学干城。“ （《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九峰学杂》）。遗迹中的摩崖石刻至今仍保存良好，字迹清晰可见，但“牧堂”（九峰书院）自明中叶之后日益颓败破落，遂被荒草淹没。蔡沈的十世孙蔡珙，又欲在原址上将其复兴。明正德八年（1513年）开始筹划，至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日大功告成，“其中为堂三间，以奉安先生（蔡沈）之像，傍为庑各数盈，左以延戾止之客，而右以子孙居守焉，其前为门，门之楣额曰‘九峰书院’，咏居之故，于是乎鼎新矣！”（雍正《崇安县志》卷七），并拨官田若干，以佐岁时祭祀之需，故先祖之学、圣贤之学得以再传。 明代费宏《重建九峰书院记》中有云：“斯道在天下，必有托而后传，所谓尧传舜、舜传之禹。”（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重建九峰书院记》）确切地表达了蔡氏宗族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代代相传不绝。 入清后，书院移建崇安县城内，原址废弃，至今尚有遗址可寻。 蔡氏祖孙数代有功于弘扬理学，但命运却是极其坎坷的。庆元二年（1196年），蔡元定因伪学党禁，以布衣编管湖南道州（即发配道州管制）。临行时朱熹率弟子在建阳坝桥饮酒话别，送行人中多有痛哭流涕者，蔡元定却神色自若谈笑风生。朱熹叹曰：“友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宋史·蔡元定传》）。蔡元定不幸在贬所道州去世，当他的儿子蔡沈扶柩归来时，朱熹亲往致祭，祭文中说：呜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矣。（《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又祭蔡季通文》）这里反映出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学生的最高要求，而蔡元定是达到了。这种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屈服于压力，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这在理学传统中有其可取之处。当然这在大部分假道学中是办不到的。一些宋末、明末的理学家为“夷夏之防”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不能说不与这种传统有关。其中曾在武夷山中生活过的，最后又不惜舍身而殉道的理学家，有北宋末的刘韐、南宋末的抗元英雄谢枋得和明末的抗清英雄黄道周等。刘韐的事迹在前面已有介绍，而南宋末的谢枋得则是一位气节凛然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他是江西弋阳人，与文天祥同科进士，曾经拼死率军抗元，兵败后乔装流浪于建阳与武夷山之间，卖卦为生，坚不仕元。他笃信朱子理学，所选编的童蒙读物《千家诗》，第一首《春日偶成》就是程颢写的，第二首《春日》是朱熹写的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谢枋得经常到武夷山访问理学家熊禾，相与讲论理学。因感南宋覆亡，两人抱头痛哭。流浪、隐居十数年后，他被朝廷觉察，被列为荐士的榜首。元朝统治者强迫将其送往京城大都，终因不肯屈节，绝食拒医而死，保持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风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