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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年之前淮北一中校园风貌的变化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 政府财政吃紧，学校没有自筹资金来源，校办工厂也就挣个零碎钱。 要建个楼改善一下办学条件，就得跑项目，要层层批。 僧多粥少，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一九八四年一中竣工一个大项目，耗资三十万，建了个三千平米的南教学楼和实验楼。 那时的三十万可是个大数目，顶现在的五六百万用。 南教学楼三层，十二口教室，三个办公室。 学校广播室就安在一楼东侧；实验楼与南教学楼相连接，但高出一层，每层教室对开，附设一个小办公室，物理、化学实验室各一层；电脑室一个。 新实验大楼盖好以后，老实验楼就作为办公楼使用，一直用到今天。 南楼的建成非常有意义，它把教学区相对封闭成一个整体，我们初高中的办班规模也从24个班逐步扩大；大礼堂临时做男生宿舍的困窘也随之而解。 那时候很怪，高一高二高三总要轮换年级教室，一般新生在一楼，熬到三楼你就要毕业了。 八四届一班、二班的毕业照是在刚刚修整好的大礼堂前拍的，门头子改成了三层楼。 一楼是体育组兼保管室，二楼是行政会议室，三楼是教工活动室。 门头设计花了点心思，外楞线条有点弧线，形状就好看。 现在去想八四年、八四届，真的觉得意义非凡。 一中没有八三届毕业生，这一年按省教育厅要求，高中由二年学制变成三年。 八四是一中变脸省重点之后的第一届完整培养三年的高中毕业生，市内能否稳稳的坐上一把的交椅，把省重点的名义变成实力；市外在省属25所重点中如何从末尾排位向前进哪怕是一两名，都非常关键。 这一届的一文两理，调集了一批骨干教师。 一中首批评出的“讲师”20人，这一届占了不少。 金怀泉、李新民、储立生、张纯杰、赵克望、李玉山、范德泉等。 而刘杏端、谈荣发、张素珍、钱步照、王绥泽等都已经是学科教学的顶尖人物。 这一届高三除了体育徐淑芹，没有年轻人的面孔。 没有三年任课小循环的概念，要到高三了，学校得开会研究谁能上谁不能上，神秘兮兮。 有些人就老坐高三。 求稳、上保险的师资安排中隐隐含有尚不自信的焦虑，对年轻人的高三大胆培养、使用仍没有迫切意识到。 骨干教师都还是四十左右的壮年，皆为几届的老高三。 这种排阵方式对青年教师突飞猛进的成长产生阻碍，多年后方得以自行破解。 这一年，一中的办学思想还处在激烈的碰撞中逐步成形的过程。 比如，班级管理的松严尺度问题就有不同形态。 有严管派，看不得学生一会空闲，用题海战术求得心安；也有宽松型，该玩就玩，要学好好学，精讲精做。 我们渐渐意识到，严管的耗时，做了许多无用功；严管本身，也有向学校、家长宣示我工作很勤奋的装饰性。 苦了老师和学生。 这一届的三班最疯，一帮踢足球的男生要踢到晚自习跟前，一身臭汗进教室；最后三班也和二班一样考得很好。 二班、三班一大批学生进了国内重点，三班的章文莉、二班的周蕾考进了中科大。 那时的中科大排位仅次于北大、清华。 严与宽的有效平衡给一中的教育模式打下很深的烙印。 尽管此后一二十年，我们不断受到“管得松”的攻击和非议，但一中始终不追求一种表象化的勤学苦练，决不盲从社会和家长的愿望，把学生管得死死的，不留缝隙，搞划一的军事化模式，让家长和社会看起来学校尽心尽责，滴水不漏。 一定给学生留有自主的空间，成为许多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共识。 这种模式，让许多一中的学生一旦跨过高考大门，得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没有对高中、高三勤学苦练的仇视和深刻的怨恨。 八四届交出了一份漂亮的高考答卷，本科达线、重点达线皆创新高，尤其是理科，市内领先幅度加大，在皖北开始冒头。 这一届的后劲勃发，硕士、博士也是此前最多的。 很多人在名校、医疗和科研机构中表现皆很突出。 继一中毕业生梁卫国任副市长（后任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张辉任市政协副主席之后，考进安大法律系的八四届文科的王莉莉出任副市长（现任市政协副主席）。 高考仅仅是一个尺度。 这一年仅考上大专的王伟，后考上中科大硕士、博士，在英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百人计划”受邀回国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带领一个研究组。 十年磨一剑，他主持的大脑视觉感知新机制研究成果，世界瞩目。 央视有对其专访。 这一届留在淮北考干的，毕业回淮北的，皆为小城企业、医疗、教育、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骨干。 仅仅是我熟悉的能排出一长串名字，文化教育系统的钱磊、林晓、钱晓琪，政法战线的王向阳、葛树海、陈浩、李玮，医疗系统的刘晓辉、段大明、牛春喜、吴金川，企业界的闫新海、杜文星，行政管理的王莉莉、马晓东、李军等等。 八四届让淮北一中的省重点名至实归，在市内外站稳了脚跟；这一届的高考成绩也抬举了一批老师市内知名，老储获得省劳模奖励，成为新任的教导主任，金怀泉获提拔总务主任。 八四的毕业生也以自己的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努力，让“淮北一中”这个名字，更响亮的传播到五湖四海。 作者相关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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