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王恩海：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到12周岁！不能忽视刑罚对被害人具有抚慰功能

律新社 20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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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新社特约撰稿人丨王恩海

王恩海

法学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期间，大连10岁女孩淇淇被13岁蔡某残忍杀害的消息“一时刷屏”，社会公众、专家学者围绕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展开了新一轮讨论。每逢“熊孩子”作案时，都会引发类似讨论，但此次与大多数“熊孩子”作案相比，有两点明显不同：第一，被害人系未成年人；第二，行为人蓄谋已久。在媒体报道的类似事件中，与蔡某类似的是发生在2016年广西的沈某案，该案三名被害人只有8岁、7岁和4岁，沈某实施杀人行为后，逃至广东境内方被抓获。

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显然是一个立法而非司法问题，考虑到我国修订刑法的历史，只要立法者认为“条件成熟”，列入刑法修正案草案，基本就能通过。因此，无论是哪一方观点，关键在于要说服立法者。

纵览双方观点，可以发现双方在如下问题上达成共识：不是说已满14周岁的行为人就自然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差一天不满14周岁即不具有这一能力。显然，传统刑法教科书将刑事责任年龄放在刑事责任能力部分进行论述，至少并没有反映问题的全貌，由此可见，双方将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控制能力作为论述的主要依据并不全面。

那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均设置了刑事责任年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❶ 预防司法腐败。毕竟对司法工作人员而言，如何确定年龄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操作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司法工作人员基于犯罪主体而导致有罪、无罪的自由裁量权。

❷ 未成年人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多建学校，少建监狱”是全社会的共识。

基于这一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应当考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到12周岁：

➤ 第一 “熊孩子”实施的犯罪大都是暴力、恶性犯罪，而孩子们早在幼儿园时期即接受了“未经允许不得用其他小朋友的东西”“要有礼貌”“不要伤害他人”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模式和背景下，主张未满14周岁的人不能认识其所实施恶性、暴力犯罪的性质，不能认知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显然并不切合实际。

➤ 第二司法实践中的部分案例表明，部分未成年人在恶意利用刑事责任能力这一规定，在“未满14岁，杀人不偿命”观念的指引下实施恶性犯罪，这种行为显然应当得到强烈谴责，理应受到更为严重的处罚。

➤ 第三刑罚对被告人具有惩罚、预防、教育功能，对被害人具有抚慰功能。刑罚是国家垄断的权力，国家不仅不允许社会公众私力救济，而且还会处罚复仇行为。

“熊孩子”实施的犯罪大都表现为强奸、杀人、绑架等恶性犯罪，这些犯罪都有明显的被害人，而“熊孩子”实施的犯罪具有偶然性、突发性等特点，这就导致被害人的范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如何抚慰无辜的被害人虽然是所有刑事案件都面临的课题，但因为不能追究“熊孩子”的刑事责任，其面临的最大惩罚是收容教养，如果民事赔偿再不到位，如何安置此类案件被害人“受伤的心灵”显然更为困难，毕竟现在的处理结论与普通公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格格不入，不仅难以为被害人接受，广大社会公众也难以接受这一现实——几乎每次“熊孩子”作案后都会引发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 第四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2周岁，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并无影响。

除此之外，笔者就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做如下说明：

1 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2周岁，会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与“多建学校，少建监狱”的理念相违背。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证伪的命题，就此尚有两点予以说明：（1）刑罚的惩罚功能或许能够抵销增加出来的潜在犯罪人的基数；（2）与14周岁的孩子相比，12周岁孩子的体力难以实施恶性暴力犯罪。

2 治理“熊孩子”是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协同努力。

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但笔者认为刑罚同样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成部分。

3 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体现了法律的慈悲。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我国刑法第1条确定的立法目的，保护被害人是刑罚的重要功能，当面对恶意规避刑事责任年龄的恶性刑事犯罪时，谈论“法律的慈悲”对被害人而言已经不是“在伤口上撒一把盐”那么简单了。

4 少年刑事司法主要考虑的是未成年人保护。

毋庸讳言，少年刑事司法具有鲜明的特色，“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原则不容动摇，但这并非意味着对实施恶性犯罪的“熊孩子”无动于衷，尤其是对被害人也为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案件，如何平衡两者的利益显然需要足够的智慧。需要强调的是，现阶段在这一方针、原则指引下的矫正措施尚未到位，由此导致“熊孩子”处于“两不沾”地带，这应该是社会公众难以理解现行处置措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