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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历史坐标上，1934年10月是个极其重要的节点——红军正式开始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伟大长征。而在同一时刻，远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则在方针上与博古、李德掌控的总指挥部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对之后红二方面军的成立有着重大影响。从江西苏区出发的红一方面军，担负着核心机关的重大使命，而他们出发时的目标，则是西入湘西，去和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等站稳脚跟、恢复元气后，再伺机杀回江西老家。用当时的总负责人博古的话说，就是“放下行李才好打仗”。早在红军撤出苏区三个月前，红七军团已经奉命向闽浙皖赣边前进，执行“调敌”任务。而位于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则奉命挺进湖南中部（后改为西部），担负“探路”的使命。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在10月24日和红二军团会师，总算是找到了落脚之处。会师后，两军团指挥员贺龙、任弼时等及时讨论，决定了整顿两军团建制和下一步的进军方向问题。随后，任弼时主持起草电报，于25日向上级报告：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主力向湘西的乾城、松桃、凤凰地区活动。这一主张，意味着要放弃红二军团原有的地盘，建立新的根据地。两军团共同行动，既是为了抱团取暖，也是为了壮大力量，以求得更好的发展。这一主张合情合理，却没想到遭到总指挥部的严厉批评。电报中说，“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并要求二、六军团单独在指定的活动地域发展，行动要受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在掌握红军命运的“三人团”里，博古为总负责人，但对李德言听计从，周副主席督促执行计划，但不能参与所有事情。因此，二、六军团和总指挥部之间的争论，其实就是和博古、李德二人的争论。历史在这里和博古、李德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发给二、六军团的这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并没有收到。贺龙、任弼时、萧克均感到，民穷财尽的黔东地区无法满足两军团物资供给和机动作战的需求，于是自行决定挺进湘西北，在湘鄂川黔交界处打开一片新天地。直到28日，二、六军团才接到两天前的批评电报。经过审慎考虑后，以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的名义，于当晚致电总指挥部，再次陈述两军团一同行动的理由。博古、李德29日复电夏贺关任萧,依然重申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不过同意了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的主张，算是部分采纳了贺龙、任弼时的建议，其原因是红军在西进过程中遭到湘军重兵阻击，湖南空虚，正是二、六军团发展的好时机。此后，两军团依自定方针直入湘西北，博古、李德也没再电示。为了堵截红军，蒋氏指挥湘、粤、桂三省敌军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敌情十分严重。1月下旬,贺、任等率主力乘胜南下，途中接到朱德于1月25日14时发来的电报，指示他们利用湘西北敌情的空虚，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电报明确指出：“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暂归贺、任统一指挥。”这样，关于二、六军团合还是不合这一问题，在争论了一个月之后，以两军团指挥员的正确建议被接受而告结束。那么，博古、李德为什么会坚决反对二、六军团共同行动呢？红六军团的西征，是为了给即将准备长征的红军探路。蒋氏已经从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中判明红军将转移到湘西的战略意图，于是部署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企图在湘江与潇水之间的狭小地域内全歼中央红军。面对严重的敌情，博古、李德不做任何变通，仍然固执地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因此才会不顾一切地要求执行探路任务的红六军团尽快进入湘西，为红军的到达做好准备。【1937年4月26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司令部负责同志在陕西富平县合影。右起为陈伯钧、彭绍辉、张启龙、王震、刘道生、张子意】红六军团在长征出发之前总人数大约9000多人，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水平在红军中位于前列，因此红军高层一直把他们当作一支战略协同力量看待。不过，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六军团所承担任务越来越重，甚至有为全局而牺牲局部的意思。这一点，和为执行调敌任务而进入皖南，遭敌重创最终全军覆没的红七军团是一致的。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二、六军团会师后一起行动，共同承担钳制敌军的任务岂不是更好？但博古、李德的思维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他们固执地要求红二军团在黔东对付黔军，红六军团入湘西钳制湘军，两军团分兵执行牵制任务。红六军团既要完成先遣探路的使命，又要完成钳击湘军的任务，对于一支转战千里、人困马乏的疲惫之师来说，这显然是做不到的。红六军团在西征的80多天里，转战崇山峻岭之间，多次与优势敌军遭遇，尤其是在贵州石阡遭到恭候多时的桂军重创，部队由出发时的9000多人减至3000人，元气大伤，急需一个可以立足休整的地方，否则部队很有可能彻底垮掉。因此，会师后两军团共同行动，是全体官兵的共同愿望。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支持下，两军团其实自会师后就没分开过，而且互相给予最有力的帮助，使得两支来自不同山头的队伍团结一心，最终成为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贺龙和任弼时深谋远虑，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并未机械执行上级命令，而是从实际出发，做出了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决策，起到了旁人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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