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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对先秦文化感兴趣的人，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所谓饕餮纹，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西方汉学家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的话最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青铜器纹饰所处的奇特状态： 一位同事向他询问饕餮纹意义时说，“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但是吉德炜认为，饕餮纹“是甲骨文卜辞所无法解答的巨大谜团”。科学日新月异，技术突飞猛进，与古代相比，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文明高度令人目眩神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很直接地摆在国人面前：那些在各个博物馆中非常常见的、代表着两千年前中国灿烂文明的青铜器，其纹饰至今还没有获得清晰的解读。那种大眼、粗角的对称性青铜器纹饰，有的博物馆还标注着“饕餮纹”。饕餮纹这个名字，是对这种青铜器主流纹饰的误读。误读了上千年，已经很难改口。
（一）饕餮纹：从《吕氏春秋》到《考古图》目前已经释读的商周甲骨文、金文中没有涉及这一纹饰的名称，也没有“饕餮”一词。词语“饕餮”最早可追溯到《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到了《山海经》，就成了“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名曰饕餮”。从这两则材料来看，饕餮原本是个凶人。随着传说的不断演变，饕餮逐渐被“开除人籍”，从凶人变成了凶兽，《吕氏春秋》里首次把作为凶兽的饕餮与青铜器联系起来：“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吕氏春秋》为战国末年的吕不韦门客拼凑而成，编撰并不严谨。而且从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器的形态和功能发生了较大改变，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觚不觚”了，吕不韦的这些门客完全不理解青铜器纹饰也很正常。毕竟到《吕氏春秋》时，殷商已经灭亡了大约八百年，西周灭亡了五百余年。因此《吕氏春秋》中的这句话，根本不能作为商人制器的真实思想，不能用来解释青铜器上的这种特殊纹饰。但偏偏是《吕氏春秋》，影响了上千年来后人对这种特殊纹饰的认知。北宋时，吕大临《考古图》“癸鼎”下说“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王黼编篡的《宣和博古图》也明确提出青铜器纹饰为“饕餮纹”，他们二人的观点应该直接来自于《吕氏春秋》。从这两位学者以后，这一类青铜器纹饰为“有首无身”的凶兽饕餮形象，似乎就成了定论，饕餮纹成了它的专用名并沿用至今。
从近代到现在，随着大量遗址的发掘，越来越多的青铜器进入学界视野，国内的青铜器研究发展极快，有关饕餮纹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容庚、马承源、陈公柔、李学勤等学者都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关于饕餮纹“是什么”和“为什么”，至今没有一种明确的说法。反而是饕餮纹这个称呼流传越来越广，以至于《辞海》的饕餮词条都说：“传说中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古代钟鼎彝器多刻其头形以为饰。”对于这种纹饰名的误用，容庚无奈地说：“饕餮之名是后人所定，其意义也是后人附会传说，不足取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仍沿用这名称，来作为这种纹饰的标识。”（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由此可见，凡是将它视为饕餮象征的解读，都是错误解读。如今很多博物馆继续将它称为饕餮纹，那是因为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它成了一个有着明确指向的、约定俗成的“错误”称呼，它和饕餮压根没有一点关系。那么，饕餮纹“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否无解呢？ （二）饕餮纹：单一动物纹或复合动物纹饕餮纹是中国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这一点不会有什么争议。黄厚明说它“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纹样中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地位最为突出的一种装饰母题”（《图像与思想的互动：饕餮纹内涵的转衍和射日神话的产生》）。容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将饕餮纹分为“有鼻有目，裂口巨眉”、“有首无身，两旁填以夔纹”等十二种类型，这种类型学研究比较细致繁琐，本文暂不赘述。我们只需要知道饕餮纹的大致内涵：在博物馆中见到的绝大多数商代青铜器上都以饕餮纹为主要纹饰，无论它是大是小、是鼎是爵。这种饕餮纹的特征就是如同一张对称的脸、有角、有大眼。
殷商时期的原始信仰氛围浓厚，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和玉器，它在形态、纹饰上的任何一处细节都绝非可有可无，在那种狂热的崇拜氛围下，每一个图案、每一个特殊设计都显得意味深长。马克斯·娄尔（Max Joehr）说：“商代青铜器纹样……并无任何确定的意义，既没有宗教的、宇宙观的或神话学的意义，也没有任何既定的文学意义。”这是完全不了解商代文化语境才会得出的肤浅结论。因为：第一，如果它只是某种毫无意义的装饰，那么它就不会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固定结构；第二，这种观点脱离了商代青铜器的功能，作为礼器存在的商代青铜器，其纹饰必然与它承担着的职能（尤其是宗教意义）有关；第三，在商代，青铜器制作时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采矿、运输、冶炼、铸造等每个环节，对普遍使用陶器、木器的商民族来说都是非常繁难的。难道他们付出巨大努力甚至生命，只是为了在青铜器上添加无谓的图案？
不过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它如果是有内涵、有指向的，那么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正如艾兰所说，以往的学者在探讨饕餮纹的象征含义时常常试图把它定位某一种动物（《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至于它究竟是哪种动物，说法五花八门，都是根据图案进行的猜测。虎纹：弗罗伦丝·瓦特布雷在《早期中国象征文学》中认为饕餮纹的原型是虎纹，冯其庸说“它的面部是猛兽头部（我认为主要是虎头）理想化的美术化”。羊头：丁山说，“宋以来所谓‘饕餮纹’，那是人面环角的羊头，名为‘枭羊’可也。它是公正无私、敢于阻击凶邪的吉祥大神。”（《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牛纹：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中认为饕餮纹即水牛纹，陈梦家说“自宋以来所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 （《殷代铜器》），李泽厚也“基本同意它是牛头纹”（《美的历程》）最有影响力的说法是牛头纹。西北冈1004号墓出土了牛鼎和鹿鼎，那种过于写实的装饰风格使人完全不会认错。不过反对按照牛头纹解释的理由也很充分：一则牛鼎上的纹饰与其他饕餮纹差异太大，不具有代表性，二则饕餮纹本身的形态多种多样，变化万端，用牛头纹来指代所有的饕餮纹，似乎并不可靠。但我们总可以说，即使商代前期的饕餮纹似乎和牛头纹关系不大，那么，在青铜文化最辉煌灿烂的商代晚期，饕餮纹已经基本定型，从现存的各种青铜器上我们能看得很清楚，牛头饰所处的正是饕餮纹的位置。
也有学者认为，饕餮纹不是单一的动物纹，而是复合动物纹，是各种不同的动物共同组成了饕餮纹。马承源称饕餮纹为兽面纹，认为是各种现实动物拼凑而成的幻想集合体（《中国青铜器》）。马承源对青铜器的研究非常精深，他的观点无疑非常有分量，但是问题在于，究竟是哪几种现实动物？钟国昌说，“饕餮纹其实是以常见的牛、虎、羊等现实动物形象为原型而复合创造，通过变形幻化而成的”，那么，饕餮纹究竟哪个部分是牛、哪个部分是虎或羊，为什么要用这几种动物拼凑出来呢？钟国昌却并没有给出一个强有力的论证。 （三）通神的纹：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以上的学者所提出的单一动物论、复合动物论、牛头说等等观点，都有可取之处。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猜测，使我们不断拂去笼罩在饕餮纹上的层层迷雾，最终接近对于这个纹饰的正确认识。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饕餮纹的来龙去脉，但起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饕餮纹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初时它是复合动物纹，通过不断演化，最终呈现为单一动物纹。在商代早期的杜岭方鼎上已经有饕餮纹的存在，那是饕餮纹的形成期。到了殷墟时期，饕餮纹已经稳定为明确的单一动物纹，即陈梦家、李泽厚所认为的牛头纹；
第二，既然它主要是牛头纹，那么艾兰说它反映的是一种想象出的“神话动物”，这种观点就不那么可靠了。我的观点恰恰和她相反，它就是牛头纹的神化与变形，怎么会不是现实生物呢？它是从被广泛认知的现实生物基础上逐渐抽象、变形、演化而完善出的神牛形象。这是原始图腾意识的遗存——我在上一篇头条文章中谈到应该对“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神话进行重新解读，通过妇好墓司辛石牛、以牛为最重要的祭牲、以牛为卜骨乃至重要的祭器牺尊、兕觥，都可以看出商民族真正的动物崇拜对象是牛。在图腾崇拜中，动物和人类具有血缘关系，甚至是人类的祖先，那么表现为牛的形象的饕餮纹，就可以看作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综合体。
司母辛青铜觥，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晚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第三，饕餮纹与饕餮无关。但我们也不能按照它的后期形态直接称其为牛头纹，否则难以纳入商代前期、中期时尚未成形的这一类纹饰。马承源称之为兽面纹，这是一个比饕餮纹更稳妥的称呼。第四，兽面纹的意义是什么？从它大量出现在青铜礼器上来看，所起的应该是通神作用。黄厚明曾详细梳理它所隐含的社会意义，总结为“巫蹻说”、 “萨满面具说”、 “天帝说”与“地母说”诸种，每种观点都和神灵有关。比较有意思的是“巫蹻说”和“天帝说”。“巫蹻说”的影响力较大，受到的质疑也不少。张光直认为青铜器上以纹样形式出现的动物充当了联结天人两界的“蹻”，也就是作为巫觋的助手，帮助巫觋沟通天地的媒介。萧兵认为，上古时代未必有“蹻”的民俗信仰，黄厚明则认为张光直分析的青铜器材料具有中国南方地区的特点，不能用来代表商代中心区域。但“巫蹻说”以神兽通灵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很符合商代文化氛围的。
俞伟超等学者认为兽面纹是一种人格化的“天帝”图像，黄厚明表示赞同并借此提出“祖神说”，认为兽面纹的意义是象征着沟通“人王”和“上帝”的“祖神”。需要说明的是，在殷商时期，天帝并不等于祖神，祖神观念远远高于天帝观念，这在我曾发布于头条号的文章《彼此冷漠的人与神：谈殷商时期奇特的上帝观念》中已有介绍。但是上帝的地位（或者说神格）仍然是非常超然的，那么，兽面纹究竟是上帝还是祖神的图像呢——作为由不同动物纹组合成的单一动物纹，它既有祖先崇拜的祖神形象（以动物形象出现），又有天帝崇拜的内涵。只是到了商代晚期，祖神崇拜越来越胜过上帝崇拜，因此它越来越表现出牛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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