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书法家们~第517篇 容庚说：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文/卢秀辉 容庚的祖父容鹤龄，同治二年进士，无心仕途，回归岭南，以教书为业，担任东莞石龙龙溪书院和顺德凤山书院院长十几年，诸多莞邑名士出于其门下，对东莞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在他的提议下，废弃多年的凤台诗社得以重修，东莞诗脉得以复通。容鹤龄还热心公益和慈善，立广行善堂，帮助了许多莞城百姓。  容庚的外祖父邓蓉镜，与祖父容鹤龄是好友。同治十年进士，官江西督粮道时，江南发生蝗虫灾害，两江总督刘坤一委他购赈谷二十万石，他节省粮价及运费四万余两，获朝廷嘉勉，曾三署江西按察使职。著有《续国朝先正事略》、《知止堂随笔》、《诵芬堂诗文稿》、《东莞志稿》等。 容庚的父亲容作恭，是清光绪年间拔贡，广雅书院学生，博闻强记，藏书万卷，体弱多病，于38岁英年早逝。 容庚的四舅邓尔雅，是近代岭南著名的书法篆刻大师，更是容庚学术和艺术上的启蒙导师。  容庚的父亲容作恭去世后，母亲邓琼宴带着八个子女，依靠伯兄和娘家接济。邓琼宴从小饱读诗书，深知子女教育的重要性。邓琼宴的四哥邓尔雅归国后，在广州启明小学任教时，邓琼宴举家也搬迁到广州，与邓尔雅做邻居，为的是让邓尔雅教导孩子们读书。邓尔雅在东莞中学任教时，她便再次搬家与邓尔雅为邻。母亲打定主意，为了孩子，非要和哥哥邓尔雅住在一起。 邓尔雅负起了重担，为容氏兄弟讲授国文之余，还专心指导他们学习金石、古文与篆刻。容庚说：“或习篆，或刻印，金石书籍拥置四侧，心窃乐之。”容庚的弟弟容肇祖写道：“大哥以后不久，即随四舅草创《金文编》；二哥于书法外，以刻印称；我随四舅学诗，为以后教文学的基础。这都是移居近中学和近外家之所得益。”  容庚出生时，祖父容鹤龄致函容作恭报喜：“喜报。本月初六日子时初二刻，仰荷祖宗福荫，赐我玉麟。尔当虔诚诣本祠。列祖神前恭申，叩祝吉祥善庆、母子平安，并偕尔兄薰沐斋事，敬于明早初七清晨同诣桂香宫、文昌帝君禺山武庙、关圣帝君暨本府都城隍神前，叩祝神恩广庇，佑启云程，月梯同步，联占鳌头。庶占家运兴隆，娱我晚景，子子孙孙勿替引之也。专此报喜并示知之。初六日。” 容庚是家中长子，在19世纪末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中，内忧外患，列强豪夺，时局济危。父亲容作恭赋诗道：“时局正需才，生男亦壮哉。高轩一再过，都为试蹄来。”容庚六岁时，拜当地秀才徐晓湘、张鸿安为师，学习《礼记》、《左传》等典籍。容庚十一岁时与弟弟容肇新、容肇祖入读东莞安良局开办的新式小学堂，弱冠时就读于东莞中学。中学毕业时，容庚二十二岁。但因舅父离开家里，容庚准备在舅父邓尔雅的指导下，完成《金文编》的计划落了空，他便自己闭户在家，整理、考证、摹写殷周金文，渐成初稿。同时，为了缓解家庭的负担，1921 年，容庚讲授'文字源流'于东莞中学，教书仅半年，因支持男女同校被解职。  1922年夏天，28岁的容庚与三弟肇祖北上，容庚在邓尔雅的引荐下，携《金文编》稿本去天津拜见罗振玉。罗振玉看后极为赞赏，写信给北京大学国文系的马衡教授、沈兼士教授推荐了容庚，容庚遂成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金文编》完稿后，也是由罗振玉'贻安堂'刊行，罗振玉、马衡、沈兼士、王国维、邓尔雅等学者都为之校订、写序。 1926年夏，容庚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当讲师，翌年转入燕京大学任襄教授、教授，并任《燕京学报》的主编。1927年，容庚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编入古铜器鉴定小组，专门从事铜器原物研究。因而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故宫收藏，他手目摩挲，辨伪经验日进。他觉得清代有关金文方面的研究虽多，却是真伪杂糅，于是开始有计划地清理传世铜器。先后编印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等，总计共800器，都是从众多的青铜器中去伪存真，逐件筛选出来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0月12日，容庚发起成立抗日十人团；13日，又担任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委员；容庚与燕京大学200多名广东籍的大学生，建立了“燕京大学广东同乡学生救国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全校师生纷纷响应，组成了燕京大学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推举容庚、郑振铎为顾问，容庚为抗救会刊物《火把》撰写20余篇文章，既有痛斥、责骂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有对抗日必胜的鼓励和决心，还发起了募捐。11月30日至12月6日，燕大师生发起爱国运动周，“集誓以至诚，终身努力于救国雪耻之工作”。时年三十八岁的容庚在周会上作了演讲。  1935年至1937年，容庚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职员工抗日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后，容庚困于北京，继续任教于燕京大学。从1927年起，容庚用了八年的时间，专事进行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工作，辛勤耕耘，寝馈其中。又用了数年时间，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正文30余万字，图版近千幅。此书首次突破了宋清以来金石学的模式，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流变作了综合性的研究，把辨伪、断代、释文、考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全书取材宏富，抉择有方，考证谨慎，图文并茂。它标志着青铜器的研究从旧式的金石学迈向近代考古学的新里程。  1946年6月，容庚举家南归，准备去广西大学任教，因学校尚未建好，所以还没有开学，就在困顿不前时，岭南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他东归广州，主讲'中国文字学'和'说文'等课程，兼《岭南学报》主编等。由于岭南古器物、学术资料匮乏，容庚无法继续研究古铜器，转而开始将精力集中在了书画碑帖等方面。 1952年，院校调整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后，他递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他把入党说成紧箍咒了。60年代以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丛帖目》、《历代名画著录目》和《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这三部大型工具书的辑述上面。容庚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收藏家，其藏书以金石、丛帖最具特色，最为丰富。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历年所得的大批青铜器150件，包括唯一存世的金书《栾书缶》等献于国家。  容庚说过：“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在历次“运动”中被揪出，因为这是相当敏感的一句话，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有人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批斗他的人都愣了，然后哄堂大笑，批斗会开不下去了。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说的是做学问讲究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被人误解成耍奸玩滑，为人不可靠。 20世纪70年代，容庚将珍藏的字画、古董分批献出，其中包括宋人《云山图》及祝枝山、倪元璐等人的字画。1980年将1万多册古文字、金石、考古、书画方面的书籍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许多是难得的拓本和罕见的珍品。“丙午之劫”结束后，中山大学给教授们平反，有人说：“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不领情，说道：“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他不善言谈，略有口吃，他说过“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1982年春天，容庚不慎跌倒，住进医院。1983 年3月6日上午十时，因病在广州去世，终年90岁。 他一生著述甚丰，曾出版专著30余种，发表论文70多篇，著有《金文编》、《宝蕴楼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中国文字学形篇》、《中国文字学义篇》、《武英殿彝器图录》、《金文续编》 、《古竟影》、《善斋彝器图录》、《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雕虫小言》《颂斋吉金图录》、《颂斋吉金续录》、《海外吉金图录》等数十种。  容庚书法，成熟的比较迟，1946年，他南归后，五十多岁时才告成熟。他的真、草、隶、篆都下过很大的功夫，以小字行楷和金文最为精到。他的金文书法端庄秀逸，用笔方圆兼备，骨力与丰腴相辅，轻重与缓急互补，有着很强烈的文人书卷气。他通过遍临金文拓片，深得三代金文的书法精髓。先攻小篆，得其圆润，后取法金文，渐蜕锋芒，凝重典雅，到晚年更臻妙境，到达了人书俱老的地步。深得清苍质朴之美，于无华处展现金文的厚重与古朴。民国是毛笔时代的最末辉煌，创作主体庞杂、创作思想活跃、参考书体最为丰富。对于容庚，他的金文书法、甲骨文书法都能别具一格，他的小字行楷、草书等功力亦很是不凡，可与他的篆刻与印学诸方面等而视之。 容庚（1894年9月5日-1983年3月6日），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省广州府东莞县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