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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曹操在赤壁被孙权、刘备击败后，“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资治通鉴》）。 此后孙权继续与曹将曹仁等在北面作战，刘备则乘虚南征荆南四郡，《三国志·蜀志二》载：“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 此次南征是刘备发家之始，既获得了地盘，又收了勇将黄忠，为进据益州奠定了基础。 刘备为何要南征四郡？《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夕，“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刘表死后，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表次子刘琮为主；曹操南征，刘琮举州以降，荆州遂没。刘备失去荆州，必然会寻找新的方向。 刘备初至荆州时，即与长沙吴巨交好，并在当阳兵败后，曾有意向投靠苍梧太守吴巨。苍梧郡地域大致在长沙郡南、桂林郡北的地区。 《蜀书·先主传》记载：（鲁肃）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於东，崇连和之好，共济世业，而云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讬乎？” 吴巨，长沙人，仕至苍梧太守。事见《吴书·士燮传》、《步骘传》、《水经注》引《交广春秋》等。“吴”为长沙大姓，嘉禾吏民田家莂及竹简多见此姓。 赤壁之战后，“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显然，刘备对南征四郡是深思熟虑的，荆州包括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七个郡，是曹操、刘备、孙权三方必争的战略要地。赤壁之战后，曹操还占据着南阳郡和南郡的北部，孙权占据着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对于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来说，南征四郡既是无奈之举，亦是必然选择。刘备向朝廷推荐正归附于自己的荆州旧主、刘表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有关各方均无话可说，这个所谓的“表”，也就是据此而昭告天下，借着刘琦的名义，南征原归荆州所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而获取合法的管理权，这无疑是英明之举。 史书用字很讲严谨，一个“征”字代表并非主动归降，而是以上伐下，大兵压境后的审时度势。 征，召集也。本义为出征、征伐，《说文》，“征，正行也”，《孟子》，“征，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平等的两国交战不称“征”。 刘备奔江南，荆楚群士及刘表故旧吏士多从之，当时，中郎将黄忠与刘表从子盘共守长沙攸县，曹操克荆州，假行裨将军，仍就故任，至是，亦随韩玄降。这说明，此时，刘表从子盘在曹操克荆州后，接受了曹操的任命，仍就故任，之后跟随韩玄一起投降往往是因为大兵压境，受到威慑的结果。 期间，关羽、张飞、赵云等炫耀武力、震慑守城之将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就为关公与黄忠战于长沙提供了史实依据。 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攸县故城条：攸，汉置县，属长沙国，后汉迄刘宋均属长沙郡。该县北带攸溪，盖以溪名县。故城在今湖南攸县东。现为湖南省株洲市辖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罗霄山脉中段武功山西端。 这就说明，关公与黄忠战于长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或许只是单兵对决、切磋性质的，并没发生大的战争。 刘备南征，韩玄是未战即降还是先战后降未见史书记载。 清代重修韩玄墓时，清掌修国史的官员、诗文家汪应铨为此特地做了一篇《韩玄墓记》，认为他“威信智略，足以服人”，“昭烈，汉之支裔，宽厚爱人，玄与三郡俱降，兵不血刃，百姓安堵，可谓知顺逆之理，有安全之德”。表明“长沙并没有经过攻城等战事”。 《三国志·蜀书·黄忠传》载“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随从入蜀”。《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载魏延“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 刘备利用孙权在北面牵制住了曹操，利用刘琦的名义及四郡为荆州旧属的关系，加上关羽、张飞、赵云等威猛战将重兵压境，结果“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接收了四郡之地。 当然，除以刘琦名义名正言顺、武力震慑外，民心思定亦是兵不血刃的重要因素。 长沙还有一座纪念刘备的汉家山和一座昭烈寺。汉家山位于长沙县北安沙镇与岳阳汨罗市交界处，连绵起伏4万多亩，山势突兀，沟壑纵横，关隘重叠，实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要塞。历史上兵家在此生死相争，留下许多历史传说和名胜古迹。传说刘备率军南征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曾驻军于此山，后人称此山为汉家山; 刘备歇宿于该山一山寺，后该山寺称汉山寺；刘备称帝后称为昭烈皇帝，死后，汉山寺改称为昭烈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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