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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子坊的画家是一个庞大的、流动的群体，田子坊属于每一个来过这里的画家，又不属于单一的画家。画家们的来来往往，才成就了田子坊时下的影响；画家们的进进出出，才演绎出如今的精彩。——纯道题记
世界上许多地方，不论著名大城市，还是边陲小镇，都十分珍惜这样的资源，世代把它们保护起来，成为到访当地的人必去之处，让人们带着崇敬的心情更好地亲近一方好山好水好人家。艺术家的故居，向来是城市文化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座城市引以为自傲的主要地方。 达·芬奇（1452年-1519年）的故居与墓地在法国西南部昂勃尔市克鲁城堡已经保存了五百年，成为爱好艺术的人们心目中的圣地。当年，达·芬奇应法国国王之邀，离开意大利佛洛伦萨，骑着毛驴走了三个月才来到法国，就定居在昂布瓦斯。 法国的维尔小城，在距离巴黎近郊三十公里的瓦兹河右岸，保存着梵高（1853－1890）的故居，展示着画家生前的用品，大师生命的最后七十天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法国南部的沃韦纳格堡，则有一座毕加索故居，艺术大师毕加索(1882年-1973年)于1959年至1961年间居住于此，并于1973年去世后按其遗嘱，把遗体安葬在沃韦纳格堡。 达·芬奇是意大利人，梵高是荷兰人，毕加索是西班牙人，但他们都在法国留下了故居，这就是法国人的艺术情怀，不论大师来自哪里，只要足够伟大，法兰西人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大师的生命可以终结，但大师居住过的地方，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却永远留在了法国。三则小小的案例，难道还不能诠释法国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理由吗？在营造艺术氛围上，法国人没有运动式的号召，也不求利益驱动下的政绩，有的只是对文化与艺术的真正尊重。他们懂得尊重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所有文化人，以及呵护好历史留给法兰西的遗产，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价值和真正意义。 中国，包括上海，在过去几十年间，相当重视政治人物故居的保护与开放，成为每年“红色旅游”的重点。相比较而言，对人文旧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则显得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遗憾。一个成熟的城市不应该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地标，而文化与艺术名家生活和工作过的旧居，应该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 错误且不应该的是，直至今日，“云隐楼”依旧难以找寻，汪亚尘仍然少人知晓，荣君立最终还是孤独离去。荣君立没有看到她见证过的新华艺校、力社、以及与大师相处的旧址得以恢复。许多这样的重要文化与艺术资源，已经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或许有一天还会消失在旧城改造的拆迁运动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上海这座城市一个不应有的疏忽。 当上海又消失一个文化旧址时，用更多的新楼、新街、新天地都无法弥补已经失去的价值。新的地方，诸如衡山路休闲街、新天地时尚区、吴江路步行区，因为没有文化名人的气息，艺术大师的灵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新鲜过去，当更新的“新天地”出现时，就会很快失去魅力，失去人气。 田子坊，因为有汪亚尘、有齐白石、有徐悲鸿、有陈逸飞而不会失去灵气，只要不拆迁它，只要“云隐楼”旧址还在！这里就将成为艺术家和爱好艺术的人们心目中的一块圣地。 不少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快快抢救陈逸飞艺术思想和艺术成果，不要让上海这座城市留下永远的遗憾。陈逸飞对得起这座生他养他的大都市，但上海却有些对不起他，在他身后如果没有容他的一席之地，那么所谓的海派文化或许还将留下不少沙砾，而流失更多精华。 由于中国式体制的关系，尽管陈逸飞在出国前已经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从美国回归故里时，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官方身份和社会职务，除了自己开办视觉艺术类公司外，其实他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自由职业者，大部分收入来自向收藏者出售画作。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却不能进入国家体系内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并在其中担当一定的角色，尽管他的成就早已超过美协理事中的绝大部分人。 在官方机构中，除了中国美术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少数几家收藏有陈逸飞早期的作品外，对他的代表作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收藏方，上海地区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更在收藏这位海派名家的作品方面几近空白，倒是沪上个人收藏家开始有针对性地在收藏陈逸飞的作品，如果这些作品最终能够留在上海，也算是对这座城市的一大贡献。 余秋雨先生在《逸飞视界》序言中，这样评论陈逸飞与上海的关系，以及他个人的期许： “他早已可以生活在世界任何一座大城市。很多有成就的华人确实也那样做了。而他却选择了回来，选择了这座城市。难道，他选择错了吗？ 但我知道，事情不会永远这样。 我想，应该保留他的一间工作室，应该有一个他的作品的展示厅。应该有他的一个小小的墓园，当然不必在上海。可以预计会有很多后人在他的那些杰作前伫立很久。美，通过一个现代中国殉道的生命遗迹，得以延伸。” 对此，我们听到了更多要求抢救陈逸飞思想和作品的呼声，希望在上海出现一座象样的陈逸飞纪念馆，以集中和常年展示他的作品，让这座城市的后人可以记得这位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不凡成就。 但是，这样的愿望提出容易，实现起来却太难，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因为他曾经不属于体系内的人物。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一方面因为有陈逸飞这样的艺术家而生辉，另一方面却也因为太不缺少名人资源而不会真当一回事，就像直到今天，上海也没有一座徐悲鸿纪念馆一样。 上海，特别是在1949年前，是中国最重要画家的聚集之地，许多大师在上海都居住生活过，留下了不可复制的人文气息。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上海的徐悲鸿故居，而其他地方却已经把徐悲鸿与他们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在徐悲鸿去世地的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有一座徐悲鸿纪念馆；在他出生地的江苏宜兴屺亭乡，有一个徐悲鸿故居；1937年至1946年间徐悲鸿生活和工作之地的重庆，斥资三千多万元修建了徐悲鸿旧居陈列馆；连1935年到1937年间徐悲鸿曾避居过的广西阳朔，也设立了徐悲鸿故居。 上海是徐悲鸿美术事业起步的地方，也是他最初成名的地方，从1913年第一次到达上海起，徐悲鸿之后断断续续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时间跨越十来年。但是，上海至今还没有一个徐悲鸿故居开放或徐悲鸿纪念馆，这或许是因为上海的名人资源太丰富而有些顾及不暇。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有时会想，宁愿上海是一个小村落，一个小城镇，那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都会成为大事，成为可以存载一段历史的符号，正如周庄的一位当家人所说的那样： “可以这么说，没有陈逸飞，就没有周庄的今天。当年，他画双桥时，世人还不熟悉周庄，大家穷得叮当响，没一分旅游收入，而2004年时光旅游收入就达6.2亿元，而他却走了，我们还没好好报答过他呵！ 周庄人永远会记住他的名字。我们准备在双桥桥堍竖一块石碑，镌刻陈逸飞的名字、陈逸飞的千秋功德。” 这块石碑早已竖立了起来，周庄人没有忘记陈逸飞，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永远记录着这位有恩于自己的人。但是，曾经得到陈逸飞更多关注与奉献的上海，将用什么方式对待他呢？说这样的话，其实流露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在上海，陈逸飞的逝后命运或许只是徐悲鸿的翻版，他们都为上海留下了美的思想与作品，而上海却不能为他们留下点什么。 连如今以艺术社区扬名的田子坊，也没有保护好汪亚尘这样一个上海重量级画家的故居，这多少会让人匪夷所思，以美术昭示民众的地方，却缺席了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人们无法了解到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位光彩夺目的艺术大师。 今天，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从徐悲鸿，到汪亚尘，再到陈逸飞，他们都是上海的骄傲，却不能成为上海的资本，这实在是一个不能再重复的缺憾了。陈丹青在他的《退步集续集》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上海滩七十年代的“美术版图”，大致如下：刘海粟住在复兴路重庆路，颜文良住在淮海中路新康花园，关良住在永嘉路，林凤眠住在雁荡路南昌路，张充仁住在合肥路，吴大羽住在延安中路茂名路。六十年代末，这几位民国遗老才从抄家批斗饱受惊吓中，捡得一命，年龄大致是在六七十岁之间，缩在家里，求生等死中等死而求生。 其实，在上海还有更多的文化与艺术的遗迹值得去发现和挖掘，仅仅在田子坊所在的卢湾区地盘里，至少还有这样的故居亟待保护：南昌路上的花园别墅11号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故居，凡尔登花园里的日月楼是漫画家兼散文家丰子恺的故居，花园坊里有著名画家关良的旧居，万宜坊里则有著名作家丁玲的旧居，书画名家钱君陶也曾居住在附近；在淮海坊里生活过的文化人更是一大群，这里留下了杨杏佛、徐悲鸿、竺可桢、许广平、叶圣陶等名家的身影。 如今，这些大师都一一离我们而去，他们生前得到的不公平待遇，在逝后继续着另外一种形式的不公平，因为他们不是为官的政治人物，所以他们都没有故居得以保护的资格，这说来实在是愚蠢至极，日后一定会后悔而被子孙们顿足怒骂，说我们这代人是如此浅薄，如此无知，革命得连一点文化的精神也不知道保护，还要发动什么“文化大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这些民族的精英们要么被戴上高帽批斗，要么拉到街头示众，国人给他们的待遇只是“求生等死中等死而求生”。回想起这一切，只能让人嘘唏不已。 如今，在倡导文化大发展的年代时，真正懂得文化内涵的人并不关注所谓的“文化产业”，而担心在一种新的经济利益驱动下对文化的附加值进行过度榨取，最终只留下形式，却没有民族的灵魂。文化的传承，首先来自对历史的尊重；文化的发展，必须基于对文人的敬重。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产值与效益，文化与艺术至多只能沦为经济的“附庸”，而不能成为振兴民族精神的“主角”。 不只是画家的旧居，还有许多在美术史上有地位的重要机构与场所，几乎都无一被保存下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新华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东方画会、天马会、决澜社、摩社、默社、力社等等，统统没有出现在如今的上海版图上，似乎它们从来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出现过一样，而翻开中国近代美术史，它们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如果它们依旧还在，要比上海绝大多数的高楼大厦都有价值。如今到处翻新的许多地方，则完全是假古董，伪遗产，骗得上海市民越来越没有文化的样。 大师们生活过的每一个故居，工作过的每一个旧址，都可以变成求之不得的天然小型博物馆、高品味美术馆。如果上海能够善待它们，它们一定会加倍回报上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有形资产，更重要是的精神上的无形遗产，它可以让上海的市民们世世代代受益。 近些年来，一些城市为了挖掘文化资源，纷纷想着办法开发出一些并不属于主流的旧址，一方面用来提升城市的文化水准，另一方面也借机发展旅游产业。杭州市更用上好的西溪湿地来筑巢引凤，吸引文化名家入户开设工作室。杭州无疑是聪明的，用文化名人效应提升城市的品质，当一个个名人在杭州留下一部部作品时，杭州的形象就与优秀作品一起留存于世人的脑海中，为持续拉动文化旅游埋下了休闲经济的种子。以后，这些名人们住过的别墅，还可以成为名人故居、旧址、纪念馆，给杭州留下更多优质的文化遗产。多年来，为了拉动旅游产业，各地“名人故里”之争一波高过一波，甚至连反面人物和戏曲人物的“诞生地”也在抢夺之列，杭州却另辟蹊径，把在世名人捧为活宝，也真是一个好点子，值得上海反思与借鉴。 2009年4月，在田子坊陈逸飞工作室举办的“陈逸飞与海派文化专家论坛”上，专家学者们呼吁政府应该出面组建陈逸飞纪念馆。一些教授说，他看到如今门可罗雀的陈逸飞工作室旧址，不禁百感交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朱荣林先生认为： “名人遗产”是上海一笔独特的社会资源。这30年来，一批老的文化名人相继离我们而去，他们留下了记录人生轨迹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著述、手稿、通信等。但大多数名家的子嗣或家眷往往由于专业、志向、兴趣的差异而难以保全，导致损失之巨，难以估量。陈逸飞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艺术触角波及诸多领域，他也是最早把新中国油画引向世界的艺术家之一。” 如果今天不去抢救性保护这些故居旧址，那么这些具有千年价值的文物将很快随着城市的发展，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以后只能面对钢筋水泥森林空想着未来文化的繁荣。 故居旧址，需要有一个必要的形态，才有可能得以存在和保留。它们应该是沿马路，独立门户，层次在三层以下，房屋有些陈年历史，甚至感觉有些破旧也无妨。今天的文人墨客和艺术家们已经居住到高楼大厦之中，进门有保安，上电梯要刷卡，开门还有门禁系统，一切现代化了，这样的房子里住着再著名的绝代大师，也容不得作为故居旧址保留了。因此，往前推十年二十年，往后推不知多少年，我们这个时代将难以再产生新的有价值的名人故居旧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可能保留的故居旧址如果不抓紧保护，上海本来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将人为地变为枯竭。 面对现实，对于刚刚过去的一辈，他们的儿女还生活在老房子中，这将是最后一批可以作为故居旧址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了。没有这样的意识，不及时地保护，我们只能什么也没有了。陈丹青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可见的“藏宝图”，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上海是否真正得到了这一宝藏。 保护名人故居，自然需要有一定财力的支持，经济发达的上海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可能是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可以建设中华艺术宫，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最重要的中国馆变成为艺术的殿堂，这样的投入与气魄固然值得表扬，但在重形式的氛围中，我们也应该关注内容的挖掘与建设，艺术家的故居无疑是内容中的内容。保护好艺术家的故居，不仅保留下了物理概念上的名人故居，更是保留下了文化层面上的名人思想体系与历史价值。这样的纪念地，才最能表现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内涵所在。 田子坊，是一个正在演变的中的艺术家故居，只是它不再属于一个，而是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一群自由画家，他们之中或许将走出新一代的艺术大师。如果现在不对他们作些记载，曾经的遗憾便会无休无止。如果说一个艺术大师生活过的地方，可以令人神往；那么一群艺术家工作过地方，在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艺术气息，一定浓烈得足以让人醉倒。 记录田子坊，记录田子坊里的画家们，就是为了记录下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的艺术生活。今天，就是历史的一页；明天，必将回味今天正在发酵与酿成中的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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