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多年前，初读李泽厚先生的《课虚无以责有》，我就留意到他为大学同学赵宋光先生着墨不少： “在这里，我要提及赵宋光教授。赵是我大学时期的同学和好朋友。我们在六十年代共同对人类起源进行过研究，我们对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操作活动在产生人类和人类认识形式上起了主要作用，语言很重要但居于与动作交互作用的辅助地位等看法完全一致。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概念。七十年代以来，他日益走向幼儿数学教育中操作重要性的实证研究和非常具体的教学设计，而对康德、历史和中国哲学传统兴趣不大。我对他后来的发展十分重视并评价极高，因为我们都认为教育（不只是培养专业人才，而是注重人性建设）将是未来社会和哲学的中心，我的康德书和其他哲学论文不断强调了这一点。但与赵的音乐和科学知识背景不同，我的人文背景使我不能去研究、设计具体的教学过程，而仍然停留在哲学领域，并更注意从根本上去了解中国哲学传统和现当代西方哲学。于是，与他不同，康德成了我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因素。对我来说，康德与马克思的交会是重要的。”（《课虚无以责有》第360页，三联书店《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5年1月） 记得当时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出名的哲学家或美学家叫赵宋光的，只有一个音乐教授赵宋光，所以没再深究下去。最近重读《课》文，我又百度了一下，还是只有这位赵教授。除在“百度百科”上反复比较其经历外，我还下载了关于赵教授的几篇文章，终于确认，他就是李泽厚的大学同学赵宋光先生！ “赵宋光，男，浙江湖州人，1931年出生。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首先是年龄相仿：赵先生生于1931年，李先生生于1930年。其次入读北京大学的时间接近，赵于1949年进入北大，李于1950年考入，且最重要的是两人都入读哲学系。再有，赵先生“60年代研究认识论与儿童认知心理学；70年代设计'综合构建数学教学法’，并于1978-1983年亲自在北京市育民小学实验班执教。”这跟李先生对他的描述非常一致。（以上两引文根据“百度百科”整理，下同） 赵先生后来的经历颇为传奇，从哲学学生转变成了音乐家：“1951年转学入燕京大学音乐系，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中央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1954年毕业，1956年赴东德（百度上写的“东柏林”）进修音乐物理学，1957年回国。长期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1984-1990年任星海音乐学院院长，1990-1995年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刊登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上韩锺恩（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的文章：“读书笔记 I ：'音乐的耳朵’与超生物性感官——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关内容并及赵宋光人类学本体论思想讨论”（以下简称“韩文”），在第20页的注释中提及：“人类学本体论是1960年代赵宋光先生与李泽厚先生所共同关注并经常讨论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命名还有：历史本体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赵宋光先生将人类学本体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隐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显义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隐义则是人类学本体论、关于人类历史的质料主义观点、工艺学的视角和方法。” 至此，算是铁板钉钉，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先生就是李泽厚先生的大学同学，而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共同创始人。 二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9月）曾载文：《“我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隐义学派”——论赵宋光的哲学体系观》（作者：王少明）（以下简称“王文”），较详细阐述了赵宋光先生的哲学思想：（以下引文均引自前述文章） “赵宋光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原著，特别是《资本论》的脚注，发现了马克思文本中的另一更深层的'隐义’即工艺学这个历史理论的核心。”王文用“方式、根基、维度、核心”八字来概括赵宋光先生的思想体系，其中关于“核心”（第四部分：“以工艺学作为新哲学体系的核心”），他的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从本体论的角度解释自然工艺学史与人类创造的工艺学史的衔接，说明了人类生产工具的进化是动植物器官进化的继续。生物的器官好比是'生物的生产工具’，而社会人的生产工具可说是'超生物的器官’。它们不仅各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而且两种历史的衔接只有通过本体论一元化才能得到解释，即是：没有'生物的生产工具’的发展，就不可能有'超生物的器官’的发展。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自然历史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历史是纯自然史，是没有人介入的；后者的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是与人的有目的活动相关的。” “其二，从工艺学的角度说明了'超生物器官’即生产工具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这一关系用赵宋光的话说，就是质料与外结构的关系。生产工具作为质料是社会组织这种外结构的物质基础，不具备相应的所凭质料，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外结构。这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质料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也是人类学本体论的具体化。” “其三，用工艺学揭示人类本质结构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这里，事实上涉及到三层理论关系：一是物质性与能动性的关系。”“二是说明了工艺学结构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关系。”三是说明了工艺学的物质性与符号学的精神性的关系。“关于这最一层关系，“赵宋光在《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一文中颇为形象地说：'有了工艺学这一物质生产领域里的能动性根苗，才能长出符号学这一精神生产领域里的能动性枝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两个层次，正是这样被规定和相互推移的。” “其四，说明了工艺学与认识论的关系。当认识论纳入到人类学本体论的框架中理解时，自然也就同时包含在工艺学如何支持认识过程的理解之中。因为工艺学结构中的外化侧拓展与能动侧深化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人类的本质结构。” 之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大段地引论，是想充分说明：“使用-制造工具”是李泽厚“积淀说”、“实践美学”乃至“人类学本体论”的根基，他在不同时期的几乎所有对谈、文章和专著中都有涉及，但可惜对“如何使用-制造”并没有更深入细仔的论述。赵宋光先生从“工艺学”的视度进入深化，可不可以说是弥补了李先生的论证不足呢？  三 就“超生物的器官”，韩文有更具体的分析，它从“超生物的肢体、超生物的经验、超生物的目的”三个方面对赵宋光先生的观点进行了归纳： 关于“超生物的肢体”——“赵宋光先生从人种学和人文学的角度，把马克思关于工具作为人类肢体的延长、作为人的非有机的躯体、作为人的活动器官的哲学论述，做了进一步的阐发：经常化的使用工具的活动把大量天然物件用作工具，这些物件就成为他的天生肢体之外的肢体，它们突破了原有肢体为遗传所决定的生物局限性，例如，锋利的石椎能赛过利齿，挥舞粗硬的木棒能赛过强爪硬角迎击敌手，扔出去的石块能赛过飞奔的腿追逐猎物……它们客观上已成为这族类的'超生物的肢体’。形成中的人走出生物界，并不是开始于他的意识方面，而是开始于他的存在方面：在过渡期之初，尽管这个族类的脑量并没有超过猿，但由于他已具有一双以使用工具为专门职能的手，将大量不同质料、不同形状的自然物件，以多种多样的使用方式，化为他的'超生物肢体’，因而，这个族类的肢体存在已经是超生物的了。” 关于“超生物的经验”——“赵宋光先生认为：随着工具的频繁运用，以及相应材料、形状、运用样态的愈益多样化，并以此作为原因，使各种各样形状、材料的工具以各种可能的样态活动起来（作为中介），从而造成周围事物发生愈益广阔而深刻的变化（作为结果），这样的因果链只有在具有超生物的肢体的人的活动中才能形成，进而反映在人的主观方面，便形成了超生物的经验；这种经验包括：对使用工具器官的技能，对工具性能的感知，对工具活动所引起的种种事物变化的感知，对动作样式和活动样态因果联系的感知，对活动样态和引起相应变化因果联系的感知。” 关于“超生物的目的”——“赵宋光先生如是描写：形成中的人本有生物性的本能需要（例如食物，适宜的温度，免除危险等），起初，在他使用工具以满足生存需要的斗争中，本能需要的对象是他的'目的物’，使用工具仅仅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中介)’；但当这样的活动在他生存斗争中占优势以后，事情就变成：不通过某种'中介’，他就无从获得那些'目的物’，他的本能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为了满足本能需要，他首先需要有'中介’……对于一个双手已有一定技能的族类，所需要的就是工具，于是，工具成了'目的物’，这是'超生物的目的物’”。 ………… 
两位大学同学兼好友，共同创立了“人类学本体论”，又基于不同的优势、兴趣，分别在哲学和思想史、美学和音乐理论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展开深入论述，在各自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最终则是殊途同归、如出一辙，触类旁通、相得益彰。 “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皈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引自李泽厚《哲学探寻录》）李泽厚和赵宋光，不就是这种人生境界之“朋友义”的真实写照吗？这样的大学同学兼好友，给我来一打，我都不嫌多。 仍然引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语作结：“'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一点也不寻常……” 2020年9月23日 于广州番禺南浦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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