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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东夷书院启动＂百人采风＂计划，其主旨是如实记录当代临沂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风貌，内容包括各行业的有特点的人物，既有立此存照的意义，也可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东夷书院有若干优秀写手，目前已在王兆军先生的带领下开始工作。今天发表的是该项计划的第十篇。 王兆军，临沂东夷书院发起人。198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学士。主要作品有《拂晓前的葬礼》、《原野在呼唤》，长篇小说《乡下人》三部曲：《白蜡烛》、《青桐树》、《红地毯》，随笔散文《碎玻璃》、《皱纹里的声音》、《眺望红尘》、《问故乡》等；其画作主要为焦墨山水，构图阔大意远、用笔干脆简洁，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加拿大brock大学教授。
我老家这地方（我那村子），在人口流动方面，观念比较保守。人们挂在口头上的话就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传统农民将外出视为畏途，轻易不肯离开村子，离开那个自以为全世界最好的窝。若问理由，大致有三：吃了临沂饭，走满天下不用看。意思是这里的饭食最好。其次，这里四季分明，冷也冷不多厉害，热也热不到哪里去。三，有山有水有圣人（这样说就是跟孔子孟子套近乎了），世上哪里都不具备这样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云云。 诚然，临沂有临沂的好处，上述几点也都是事实。但是，如果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许更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窝。各地美食多得是，风景也各有千秋，圣贤大德各地都有。从每个人都要寻求一份自豪感来说，临沂人的自我赞许没有毛病。近年来我在乡村的时间多，对于乡亲的保守观念多了一些理解。这里的人，尤其是我的前辈们，经历的苦难太多了！战争、饥荒、匪患、运动……他们太需要安定，需要和平，需要那种“脚蹬着锅台手把着勺，喝口凉水也愉可”的小日子。底层社会的人们，一旦出门，就如同掉进深渊里，数不尽的世态炎凉，两眼一抹黑，什么都没个着落没个安全感，有的只是饥饿、冻馁、屈辱、疾病、欺侮、受骗，还有无处不在的生存危险——不安全。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离开自己的窝。 但是，“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会不期而至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很多人不得不离开家乡，流落到东北，美其名曰闯关东。实际上，他们不是闯天下，而是找吃的，找到果腹的食物，以免饿死。还有很多人到苏北讨乞，也是避免饿死。我三叔就是那个年代离开村子去了关东，三婶子在家，没有饭吃，带着三个孩子去苏北要饭。要饭出门，一定不能等太阳出来了再走，怕丢人。那天凌晨，三婶子一家离开时，院子里哭声一片，奶奶、我父母，还有三婶子……那种凄惨，让人从骨子里对外出充满了畏惧和伤感。 这种将出门“视为畏途”的观念根深蒂固，轻易不能摇晃。究其原因，还在于世代务农所形成的小农意识。土地是他们唯一可靠的立足点，离开那一亩三分地便惶惶然，缺乏商人追逐利润的信心、胆量和能力。他们以粮食作为基本的金本位，基本不参与货币交流，生活方式也就只能限制在土地上。只要看看中国历史上商业发达地区的人文景观，看看江浙、广东、上海、福建的商人，就能看出我们鲁南历史传统的局限——难怪近代以来优秀人物大都出现在江南了。 但是，解放后，为了追逐更好的生活，陆续有离开村子的。他们是中专毕业当了教师的，或者政府安排当了工人的复员退伍军人，还有一小部分是逃婚私奔的青年男女。近年来，也有不少离开村子到外边打工的，但他们的就业地点大都还在附近城乡，早出晚归，不耽误照料土地和家事，来回奔波，就是辛苦点儿。打工者中间，以建筑工、清洁工、再生资源回收、简单机械操作的为多，矿工最少。
今天要说的就是村里出去的几位矿工。这里说的矿工，主要是挖煤的煤矿工。当地人这么说：当兵的是死了未埋——随时都有战死沙场的可能；挖煤的是埋了没死——终日在地下劳作如同黑暗中的灵魂，但却时刻显示着生命的活力。当然，这种说法只是极言这两种职业的危险和苦楚而已，不足为训。也许正因此，我们这里做矿工的比较少。 算起来，我们出去当矿工的，也就五六位而已。 先捡容易说的说。 据我的记忆，第一位矿工姓马，可能叫马恒运。他和李景友一起从部队复员，同时被安排到淄博的一个什么煤矿工作。不久，李景友就从矿上回来了，再也没有回去，而马恒运则一直坚持着没有离职，直到退休。后来他的家属、子女也都去了淄博，成了城市人。于是，很多人就故意诮让李景友：你看人家，你若是不回来，不也月月领工资吃香的喝辣的！李景友起初只是自嘲地笑一笑，后来被人说得不耐烦了，就道出了当年自动离职的原因：有一天，他在掌子面上挖煤。为了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他专心致志，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巷道里黑洞洞的，矿灯只有豆粒那么大的光明，干活全凭感觉。那时矿灯的质量很差，一个班干不完就没电了。这时，他在黑暗中呼叫队长：你那里还有电池吗？队长就在不远处挖煤呢，没听见他的话，于是李景友就大声喊他的名字。队长终于听见有人在喊他，直起腰来——就在他挺直腰板的瞬间，一块巨大的矸石从掌子面的上方落下来，就落在队长的脚前。巨大的塌方恰恰没有砸着他，他的鼻尖被划破了。队长当时被这一差之毫厘的幸运惊呆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站在这里的真的是自己吗？几分钟后，神志稍微清醒，他走到李景友面前，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兄弟，你救了我一命啊！要不是你那一声喊，我就被砸死了啊！说完这话，他扔掉矿灯，扔掉镐头，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矿井——死活不再干这随时要命的营生了。李景友就是受了队长的感染，也离开了淄博…… 另两位矿工，一位姓刘，叫刘兆瑞，一位姓胡，叫胡玉德。我们家和我家当年同在一个生产队，常能见到他们。这两位原本都是下井的，但后来，胡玉德因为上过学，人也忠厚可靠，被提拔到地面上干了行政，可能是某个分队的会计。刘兆瑞原本也是下井的，后被选派到煤矿食堂里干后勤，主要是采购菜蔬和调料，也就是管伙房。刘兆瑞白净脸，会唱戏，主要角色是花旦，比如穆桂英、王宝钏、孙尚香这些人物。他为人厚道，说话像是剧中的念白，看上去颇有几分文雅。刘兆瑞退休后回到村里，因为他住在后街上，我又很少回来，所以不常见面。休假的时候，偶尔见个面，也就几句寒暄。后来年长了一些，觉得有资格和成年人交谈了，就问题煤矿上的生活。一提到“下底”（意思是采掘）他就摇头，说：真不是人干的活，真不是人干的活！到底有多艰苦，就是不肯说。后来我问过胡玉德，为什么不是人干的活呢？胡玉德也不说明白，只是说刘兆瑞说的对。
我就追问：难道比“打庄户”（即在田间侍弄稼穑）还要累吗？刘兆瑞的回答是：在田里干活算是享福了，只要能见到太阳吹到风，就算是享福了。地勤上收入少一半还多，可他宁肯少收入也不肯下底，可见掌子面上的掘进和回采都不是好干的活。后来，他退休了，看上去很清秀的一位老人，衣着总是干干净净的，走路不紧不慢，逢人就打招呼，面带微笑。这么一个好人，前几年竟自杀了，因为病痛无法忍受，寻了短见。有人说，他的病就是当年下井时造成的，属于职业病。 以上提及的几位，都是老人，比我年纪大。 近年来，有两位青年也当过煤矿工，其中一位到现在还在做。他们俩个头都不很高，但很健壮。不同的是，这两个青年的个性完全相反：一个寡言，一个健谈；一个是因为挣钱多而投身煤矿，一个是打心眼里喜欢煤矿，别的职业再好也不愿干；一个好学肯干，从煤矿上学到不少东西，后来干了一番事业；另一个是干一行爱一行，就那样一直干到现在，津津有味，似乎乐在其中。 先说健谈的那个。 他姓王，那时候才十七岁——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他说，那时家里很穷，兄弟三个，都还没安家。八十年代初期，青年人想找份工作很难，当工人挣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小王十七岁那年，经人介绍，去了淄博的一处煤矿，当了工人，具体工作是下到地下数百米处去挖煤。十七岁，如今十七岁的孩子，大都想着打游戏、穿名牌、考大学呢，谁家跟将十七岁的孩子送去挖煤啊！ 第一个班下来，累得浑身疼，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和他一起去的那帮人，有的只干一天，就受不了了，而他咬牙坚持了十六天。那第一个十六天，对他来说，如同炼狱。他不无自豪地说，就我熬过来了，熬过了最艰难的开端。当时一起去的，一共九十人，两大客车拉去的。头一个月下来，跑了一半，他们受不了那份苦，说是宁肯饿死也不要挣那份钱。 小王坚持下来了，没跟那些人似的落荒而逃。我问他地下采煤的情况，他说：采煤分掘进和回采两部分。掘进就是打开一条通道，支起顶棚，整个采掘面就像一根鱼脊骨，然后才是回采。回采路线等于在鱼脊梁骨两边做出一些鱼刺——建起一条一条的小巷道，再把两边的煤炭采出来拉出去。回采坑道只有四十厘米高，人要爬着进去。挖了煤，装在一个篮子里，篮子放在一个托子上，一托子能装两百多斤，然后把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爬着出来，将煤放在一堆，再装到轱辘马上（一种带轨道的小推车，当年我在大露湖煤矿推过那种轱辘马），顺着轨道运到吊车下边，一个个吊上去。 小王身材细瘦，刚开始勉强能拉了煤筐进出巷道。他说，现在想来，那简直就是地狱，苦得不可思议。地底下的难处很多，首先是黑暗。老工人的矿灯能用六七个小时，学员的矿灯只能用四个小时，其他时间只能摸黑干。小王聪明好学，他很快就记住了巷道里的各处岔口，不需要矿灯时他尽量不用，或让矿灯时灭时明。这么做，虽然不大方便，但可以节省用电，免得急用矿灯时没电了。 煤矿实行按劳计酬，每天加班两小时者，多给五毛钱，每个月多干两天的多给一块五。他每月都要干满26天，这样可以多得两块钱。淄博有三个热矿井，地下温度都在摄氏三十度以上，旷工在下边全都光着身子。只要干活，汗就哗哗地流。其他矿是冷矿，底下很凉快，但新工人没有去冷矿井的福气，只能在热矿井里劳作。每天他们带一桶凉开水，常常半天就喝完了。有人一个整班不带水，有时就偷喝别人的。后来，小王也不带水了，渴了，就那么熬着。什么叫锻炼？锻炼就是死熬啊！ 任务最忙时，他曾经接连在地下干过48小时，六个班连轴转。那次上来后，只觉得地面上的一切都在摇晃，道路、树木、来往的行人都不那么真实。他不大记得当时是怎么硬撑着去食堂打的饭，仿佛记得是拿了一些白面卷子，一饭盒冬瓜排骨汤。打饭后来，坐在床沿上，小王只咬了一口卷子，还没等咽下去，就咕咚一声倒在床上，沉沉地睡着了。实在是体力耗尽了，实在是汗水流干了！这不是一般的累（tired），而是精疲力竭（exhausted）。小王说，人在那时感觉就像是一片纸做的，只有灵魂，没了分量，一阵风就能刮走。或者说，就像一具行走的尸体，地面的一切如同梦中。那次，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头很疼，耳朵也听不见了，他以为自己是彻底累垮了，今后可能残疾，后悔不该为了多挣几个钱如此卖命。若是就这么累倒了，十七岁啊，今后可怎么办！当时他真的吓坏了，以为极度的劳动伤了身子，往后的人生就没法过了。他不甘心这么想，缓缓地下了床，试着走了几步，好像还行，行动没什么大碍。他反复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头疼，耳朵也疼，脑袋胀得好像熟透的西瓜稍一敲就会裂开。他试着用小手指甲抠了抠听不见声音的耳朵，发现里边竟然不是黑色的煤灰，也不是发黄的耳屎，而是一些白面糊糊。他顿时就明白了，原来是含在嘴里的那些刚刚被咀嚼的白面卷子和了唾液，流进耳朵眼里去了！他找了一根扎丝，铁的，很细，在扎丝一头弯了个小钩子，慢慢把耳朵深处的东西掏出来。这么一弄，耳朵果然就听见了，头也不疼了。他渐渐回忆起来，当时他把冬瓜排骨汤不小心弄翻了，没有菜，就那么喝着开水一口气吃了九个大卷子，刚吃完，就倒下来…… 那年，他得到全矿的最高年终奖，奖金伍佰元。工友们说：你小子个头不大，看起也不怎么壮，怎么这么能干！挣钱比我们老工人都多！小王说，我有窍门。小王确实是个聪明的青年，他总能在最苦的地方找到生存的窍门，节省力气和时间，工效还比别人好。他在井下干了三天，就摸清了所有的轨道组织，没有矿灯也能找着回去的路。人家装车，每一锨都扎在底子上，铁锨老碰到下面的石渣子，费劲，手上磨了泡，效率不高。小王琢磨出一个办法，他先把细碎的煤粉装上车，每次都不把铁锨扎到底面，所以装得快。他一个人推过四两连皮带煤总量四吨的轱辘马。他懂得下坡时使劲，给车加速，借了惯性上坡，会省许多的力，也比别人快。
和他一起去的九十个人，最后只有他一人留了下来，其他人都吃不了那苦。矿长说，这个青年脑子灵活，也有毅力，就留他多干了五年。每年都是先进，领最高的奖金。因为懂得节约材料，尽量不把材料撒了，对每一根木材都反复打量，不至于大材小用。每干完一份活，他都会把工具整理好，把工地打扫干净。公司领导奖励他，要他带班。此后的半年中，他学会了井下的管理，并改善了某些积久的弊端。看上去，大有前途。 过年探家，父母总要问煤矿那边苦不苦活累不累，他只说：也不怎么累——免得爹娘时时惦记。五年后，小王觉得家境有了改善，没有必要继续在煤矿做下去了。他毅然辞别了煤矿，回到临沂——不是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子，而是城里。他已经不甘心在土地上寄托理想了。我问他到底为什么如此决绝的离开了煤矿，他说：归根结底一句话，矿上就是利用我们这些出憨力的人发财，我受了剥削，所以不干了。 依靠在煤矿上做巷道掌子面的经验，小王开始在城里做起模板生意。因为勤奋，喜欢动脑筋，也能吃苦，他很快就成了一位像样的小老板。现在，他在城里有四套房子，出门开着车，经常西服领带黑皮鞋，像个绅士。用他自己的话说：终于熬出来了。十年前，听说我要画画，他免费送给我两个毛毡画板，至今还在使用。 再说那个寡言的。 这位青年姓李，其家和我家相距不过一箭之地，但我很少见到他。小李看上去有些腼腆，而且寡言。有一次见面，我问他今天星期几，他在院子里转悠了好一阵子——大约半小时吧，才回答我：星期二。我开玩笑说，你是去研究了一阵子历法后才发现今天是星期二的吧？他只是笑，并不说什么。我又问他，你为什么想到要煤矿去打工呢？这一次，他回答得比较快：“井下凉快。”我就问他，是不是干矿工挣钱多啊？他却依然沿了刚才的思路说：“我怕热。”再以后，就没话了。 小李在少林寺学过武功，据说拳脚很是了得，村子里有许多关于他武艺高强的传奇故事。但他有个大好处，从来不在人前显示武艺，不曾有过恃强凌弱的事，也不曾参加过任何江湖纠纷。论辈分，他跟我叫大叔，这孩子待人和蔼，态度平和，也很厚道。他就那样默默地当他的矿工，几十年，一直在挖煤。他母亲（我得叫她大嫂子）总是惦记儿子在矿井下受苦，但小李从来没说过下井多么苦，从那坦然的微笑上，倒觉得他对这种生活甘之若饴呢。 小李信佛，能够联系上学佛成果的，就是他不近女色。到现在，四十多岁了，他依然单身，不曾有过娶妻生子的愿望。半辈子靠挖煤为生，以此作为对社会的奉献，不留任何劣迹在世上，让人看到一位佛家弟子的彻底的修行，值得敬佩。我本想劝他结婚成家的（这也是受了他母亲的委托——作者注），但面对这样一位泥淖之中一直保持着心地清净的人，我不好意思扰乱他的心。我们在一起聊天，几乎都是我说，他只是听，偶尔笑一笑，让我觉得他好像在嘲笑我这个入世俗人，心里有些发紧。 世界历史上，凡是堪称伟大的工程，大都是由奴隶建造的。为什么？因为劳动力成本小，甚至根本没有成本！独裁专制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宗教合一的中世纪欧洲，奴隶们被成群结队地驱赶到某个地方，像牛马一样劳作，一日三餐也只是为了让他们继续活着继续出力，没有安全，没有健康，没有报酬，甚至生死都被视为草芥。他们有些人终生都在磨制一件玉器，有的几代人的生命付给了朝廷和教皇，于是就有了长城、大运河、金字塔、玛雅古迹、罗马古城，等等。中国当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了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主要成分就是农民工，就是像小王、小李这样的劳动力。专家称之为“人口红利”——真会找好词啊！除了这一点，似乎没什么值得吹嘘的。
面对这么一个时代，该怎样选择自己的生存路线呢？小王给了我们世俗意义上的回答，那就是：积累经验，增长知识，努力摆脱既有的生命安排，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吃不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世上没有神仙皇帝，要解放全靠自己。另一种道路，就是像小李那样，既然命运安排我下底采煤——而且那里比地面上凉快哦——那就一门心思地做下去，承认命运的强大，且不屑于理睬它的淫威，在众人不屑的地方寄托平生。他用汗水和劳作将象征着光和热的煤炭采集出来，贡献给社会，并不在乎世人是否感恩，也不计较是谁贪图了他们用生命换取的成果。色空，空色，这个世界充满了荒谬，但他不予计较。他不肯走进世俗，不是害怕是非，而是根本看不上俗人的腌臜。他不结婚，不是因为害怕经济负担，不是不喜欢天真儿童，而是不肯让新的生命再见这个充满苦难的生存环境。一个人受罪就够了，不再连累无辜的生命。他一身武艺，却从不虚荣显摆，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邪恶不是一个人的武艺所能对抗得了的。与其现眼，不如深藏……
以上是我对他的精神层面的胡乱猜想，未必准确。但是，不这样，就无法解释他的生活态度。不管如何，佛教教义与这位矿工是有着深刻关系的。他也许是真正领悟少林禅意的少数的佛家弟子之一，其内心一定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决绝的离异感。当然，他的做法（不仅无争，且甘之若饴）也许符合了某些人的期望——如果世人都像小李这样逆来顺受，该是多么好啊。但是，从本质上说，二者是不可能在这个层面上达成理解的。假如有一天他们二者要登台辩论，说不定小李会使出自己拳脚来呢。如果需要感恩，我们首先要感谢四十年来，上百年来，几千年来，那些为社会付出毕生精力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神仙和皇帝。如果需要智慧，我们要像小王那样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不应为剥削者涂脂抹粉。解放自己，走自己的路，才是自由和光荣的选择。 注：图片来源网络，与本文无关。 编辑丨小美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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