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的建立，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割据混战的动乱局面，实现了中原大地的统一。秦建立后，吸取周朝封邦建国终致诸侯反目成仇的教训，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这就是被称为千古创制的地方制度——郡县制。 然而，尽管这一制度影响千古，虽改朝换代依然沿袭之，但是却并没有在秦朝起到安邦定国的积极作用，反而导致天下群起而攻秦，使得秦朝的火种历经二世便骤然熄灭，西汉接过秦的衣钵，汉承秦制，但是在地方制度上采取了独特的“郡国并行制”。 汉朝当时的特殊环境使郡国并行的实施成为必然秦朝灭亡后，天下无主，因此沛公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争夺战，史称“楚汉之争”。刘邦最终凭借其对广大英雄豪杰人心的拉拢和利用，战胜了有勇无谋而有刚愎自用的项羽。汉朝成为了继秦朝之后第二个存在数百年的中央集权王朝，然而有意思的是西汉初年却采用了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制度以拱卫王权，其中的特殊环境是值得探讨的。  楚汉之争 1、对秦朝实行郡县制却很快灭亡的教训吸收 如本文开头所言，郡县制并没有起到中央镇守四方的作用，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而在史学界，秦朝是亡于政还是亡于制的争论甚嚣尘上，但其实前者是被多数史学家赞同，也是基本符合史实的观点。 从郡县制本身的内容来看，它否定了过去周朝一贯奉行的世卿世禄制原则，官员直接由皇帝任免且有一定任期。这初步建立了中央对地方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最大程度上扼杀了孕育分裂的温床与萌芽，本质上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 然而，从秦朝“亡于政”的观点来看，并不是郡县制本身有致命缺陷，而是在于秦朝统治者对郡县制的利用犯了傲慢的错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一般规律所支配，可是秦朝统治者自大地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在新制度的推广上操之过急。  况且分封制在华夏大地已经实行数百年，“裂土分封”的观念在人民尤其是旧贵族之中具有广泛的舆论共识，秦帝国很难在短期内抹去中原百姓对旧国家的记忆而建立对新王朝的认同。
这也说明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在制度、人文习俗等方面千差万别，虽然秦王朝将自己历史性地纳入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中，但文化的承继性和历史的惯性使他们很难认同自己作为整体“华夏族”的身份，而更认可自己齐人、楚人、秦人等地域性鲜明的身份。 以上原因导致了郡县制在秦朝的实行举步维艰，阻力重重，甚至还招致激烈的反对与抵抗，尤其是六国遗民特别是旧贵族的强烈反应。陈胜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项羽建立的“西楚政权”等打着原六国旗号起兵反秦的起义政权，就在当时招致了六国遗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陈胜吴广起义 因此，为了契合当时六国遗民尚未逝去的历史记忆，汉朝吸取了秦朝实行单一郡县制的教训，实施郡国并行制来作为实现彻底大一统的过渡时期。 2、周朝郡国并行制度实行经验的借鉴 其实，郡国并行制最早并不是起于西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郡国并行制的前身是西周时期主要面向贵族实施的采邑制。采邑，又被称作“食邑”“封邑”，是西周时期的奴隶主们赏赐给功臣、亲信、贵族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 采邑的主人被封为“卿大夫”，可终身世袭，他们享有在封地上征税、征兵等军政大权，但是又必须效忠于君主，承担拱卫王室、纳贡、朝见的义务。在史学界看来，这种封国采邑制可以被看做郡国并行制的一种前身。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崛起，土地兼并与诸侯混战日趋激烈，诸因素导致旧奴隶主贵族走向没落，与其相对应的是采邑制——这一奴隶主特权的重要标志，也逐步走向瓦解，不过并未完全殆尽。
 事实上，在诸侯吞灭其他诸侯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加强中央对地方管辖的措施。采邑和诸侯国作为奴隶主的封地，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封地领主大权独揽，容易形成对中央的威胁；而郡县则直属于中央管辖，由中央调遣行政官僚入驻，职位不能世袭，也不具备军政大权，自然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但是先秦时期的采邑和封国并没有被完全取缔，而是郡县同时存在以避免旧反动势力的过激反应，这也体现了过渡时期的时代特色。西汉的举措借鉴了周朝的郡国并行制度，正是契合了这一时代特点。 3、汉朝百废待兴需要快速兴盛 中原大地经历了长期连绵的反秦战火，又历经长达数年惨烈的楚汉之争，可以说是放眼望去一片焦土，经济更是沦落至凋敝的境地。据《汉书》记载，在刘邦的汉初时期，在布衣市井之中，“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而上层政府亦是勒紧腰带过着紧日子。“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可见经济的萧条时期连皇帝和贵族的出行需求都需要尽可能简朴。新王朝的经济亟需得到提振与恢复。  然而，中央政府尽管有带动经济发展的意愿，但是面对庞大的帝国版图时，也无法亲自包揽地方所有事务，与此同时刘邦手下归附的功臣将领也手持大量军权，也难以雷厉风行地将其收归中央，因此，为了在复苏经济和平衡中央地方实力对比之间取得平衡与妥协，“郡国并行制”成为了不二之选。它在前期调动地方建设积极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经济恢复的重要原因。 汉朝郡国并行制度实施的具体内容1、对功臣和宗室子弟的分封 西汉建立的最初几年，诸侯王的分封以功臣为主，但后期刘邦指出“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因此他大举剔除异性诸侯王并大封宗室子弟，“裂土分封”并赋予其执掌军队、财政和任命百官的权力，同时从政策上对其加以限制——非天子诏令和虎符不得动用兵马，由中央调遣丞相等要职对其辅佐并监督，同时他们必须向中央交纳赋税。分封完成后，刘邦将其他地区设为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  从郡国并行制的具体内容来看，一方面，中央赋予诸侯国较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调动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在经济上鼓励他们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政治上可以在汉制的框架内建立自己的制度，军事上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但不能对中央构成严重威胁。面对潜在的割据危险，刘邦多次告诫诸侯王们“慎无反”，甚至利用白马之盟警告诸侯王：“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另一方面，从中央角度讲，中央政府为诸侯设立了重重关卡，并从逐步富裕起来的诸侯国中缴收了大量赋税财富。除此之外，汉初实行的是黄老之学“积极无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发展政策，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具其有六。”可见，中央的综合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任何一个诸侯国，也因此有了预防和镇压诸侯国叛乱的物质基础。 2、十七初郡的创立和治理 值得一提的是，初郡制度是郡国并行制的一种特殊形式。西汉建立初期，在“黄老之学”推进经济复苏之后，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于是又举兵南下征讨西南岭南夷地和越地的少数民族，新建立了交趾、朱崖、汶山等郡县，然而这些郡县在文化、政治、经济上与中原各郡有天壤之别，因此中央政府建立了新的“初郡制度”管理这片区域。  西汉郡国交叉示意图 初郡，与中原各郡的管理有所不同。首先，它奉行“因其故俗治”的基本原则，不对少数民族强行推广汉文化的教化，尊重这些民族的文字、风俗习惯等等；其次是“长吏之设，虽有若无”，对于当地民族的管理，大多是“申明旧制以约束之”，也就是说他们会沿袭当地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来治理，虽然中央会依照中原之制设立某些官职，但大多都是名义之设，且基本由当地首领担任； 最后是“毋税赋”的优惠政策，西汉初年西南地区多为蛮夷之地，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因此经济社会尤其是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依照当地形势，中央通常会减免当地的税赋，甚至会为当地行政系统的运转提供相应的物资和财政支持。 可以说，“因地制宜”是初郡制度的核心原则。这一制度没有强制在郡内推行“移风易俗”，而是提供了一系列优待和扶持政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与后世频繁出现的“民族歧视”政策导致少数民族叛乱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郡国并行制度对西汉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1、 使汉朝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如上文所提，郡国并行制给予了各诸侯国较大的政治经济权力，而中央则不直接对诸侯国的行政事务加以干涉，这就意味着诸侯国可以充分利用自主权发挥自身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西汉初年的诸侯国，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自己封国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例如，齐国位于渤海之滨，于是“兴渔盐之利”，且有西汉名相相齐，以黄老之术为治，“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吴国位于江南，矿产资源丰富，“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由此形成了发达的工商业；长沙国位于湘楚之地，地域民族文化独特而神秘，精美的“湘绣”手工艺品在这一时期就已经举世闻名。可以说，诸侯国的经济发展是西汉国力增强的重要动力。 而作为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单位——郡县，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了强劲的态势。西汉初年，中央以道家的“黄老之学”作为主要统治思想，对郡县实施轻徭薄赋、法律宽松、发展生产的政策，因此社会风气简朴和睦、相安无事，原本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也已经不复存在，也逐步从战火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2、直接导致了七王之乱的爆发 郡国并行制之下，诸侯权力较大且经济发展迅速，而随着血缘关系这一纽带的松弛，分裂的温床得到了孕育，一些诸侯王也开始蠢蠢欲动、渐行不轨，而密切监视诸侯的中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从文帝开始一直到武帝展开了“削藩”的行动。而汉景帝的强硬的削藩政策直接引爆了“七王之乱”的火药桶。 时任汉景帝丞相的晁错，是削藩行动的一手策划者。他从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和长治久安出发，面对日益强大的诸侯国，认识到“削藩”势在必行。他向汉景帝进谏：“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因此先后削掉了“楚、赵、胶西”三个藩国，“硬碰硬”的做法引发了其他诸侯国的强烈反弹，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王联合起来，打着“清君侧”（除掉皇帝身边的小人）的旗号浩浩荡荡地进攻长安。 这就是历史上的七王之乱，不过在中央的战略得当和将士的殊死抵抗下，七王之乱最终被镇压下去。  3、为后世的政治体系建立提供了先例 郡国并行制是特殊时期和特殊形式下妥协的产物。尽管它的内在孕育着分裂与破坏统一的因素，但是它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王朝建立的前期对于稳定人心和镇守疆土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在后世也可以一窥西汉这一制度的影子。例如西晋、唐朝和明朝初年大举分封同姓诸侯王以稳定天下局势，就是受西汉郡国并行制的影响。总而言之，郡国并行制是分封制向单一的郡县制过渡的一个产物，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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