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伤寒论》能否快速提升临床？理论真的只有在上升到临床才是疗效吗？

康德说“一切知识都源于实践”，但是康德的批判又将理论的重要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的马克思用辩证法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加以陈述，进而有了马克思美学，其核心要素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前段时间跟几个学员聊天，有一个学员说了他最近几年的进步，特别是我建议他做点事的时候，他总是推托现在疗效不太行，还要提升疗效。这也是我身边的人的一个通病，虽说严谨是好的，但是害怕犯错，不敢大步前进其实才是我们进步的最大的障碍。

 

中医界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担心自己的学识不够，医术不精，害怕误人子弟，不敢写文章，不敢出著作，因此绝大多数人都在纠结中医的理论，纠结中医的临床。所以我打算借着读伤寒的契机，说一说读伤寒的感悟和临床见闻。

 

《金匮要略》入门最快速，但是瓶颈期来的也快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看过《金匮要略》，而且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本书给予的疗效都是其他书给不了的，因为里面包涵了绝大多数内伤疾病的治疗方药，只要我们记诵的够多，那么疾病到了手上都可以开出方来。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学习的，所以五六年前我对《金匮要略》的熟悉程度要高过《伤寒杂病论》，但是《金匮要略》学久了之后，会发现很多疾病的疗效并不是很理想，自己的诊疗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在仲景方剂的基础上创新，每一个疾病都是那么几个方之间加以转换，然后用了一遍之后，发现效果也不过如此，而且很多时候方药越用越复杂，最后自己有点看不下去了。

 

很多名医只用几个常用方

 

《金匮要略》学习久了，我们会发现疾病种类太多，治疗的时候应该有很多选择，不同的疾病需用不同的方药，如果想治好绝大多数的疾病就需要背诵很多方剂，最后越学越复杂。

 

关键一点是，这种学习方法会越来越打击自信心，因为我们没办法坚定信念，有的疾病真的就是一个栀子豉汤就可以解决的吗，有的真的就是一个四逆散就可以治好的吗？没有深入学习《伤寒论》的人，就不会知道，其实治病在于巧，而非一定要有很多药物。

 

我在与不少名医的学习交流中，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大多数医生在治病时，其实主要就是那么几个方灵活变换，最终可以收到满意的疗效，关键每次开方的药味数还很少，这是什么原因？

 

《伤寒论》中的细节

 

有同学说，自己看的病太少，所以进步慢，实际上是自己的功夫不到位，学习不得法。我们看伤寒的时候，会发现仲景的每一个字都是临床，只要我们把其中的内容都吃透了，那么临床自然就有疗效了。这也是我在伤寒班讲解《伤寒论》的时候最看重的，看重伤寒论的现行条文，还有隐藏条文，因为这些内容决定了我们辨证的水平，决定了我们抓住要点的水平，以及我们开方的思路。

 

张仲景在写《伤寒论》的时候，都是把几个相类似的症状放在一起，只要稍微有点差别，那么方剂就必须改变，否则就会无效。比如，我们发现同样是少腹拘急，如果小便不利，那么就是蓄水，必须用五苓散之类的方药；但是如果没有小便不利，还有其人如狂，那就是蓄血，治疗的时候就用抵当汤。

 

现在中医理论的弊端

现在的中医理论，就有点脱了裤子放屁，麻烦的很，特别是学院派将伤寒论的理论系统化，然后再空心化，最后搞得我们学习的时候相当的难受。所以才出来了一个方证对应的解决方案。

 

比如，一个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蓄水症，要直接用五苓散。这是实践，但是理论上还要升华一下，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就是膀胱气化不利，膀胱气化不利又有很多种情况，最后推导出很多方药。

 

再说一下补中益气汤，本来是治疗内伤疾病的，几乎所有的内伤脾胃病都可以治疗，但是我们总结出中气下陷证之后，此方的治疗范围就扩大了，也就有可能出现疗效不佳的情况。同样，比如四物汤本来只是针对肝血虚的方剂，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方剂可以治疗很多血虚的患者，所以最后定位四物汤就是补血，所以他的使用就很宽泛了，最终也会导致疗效下降。

 

所以，读伤寒，就是要定准每个方剂的使用范围，此时的疗效才能显著，而限定每个方剂的使用范围，就必须要有前置词，这些就是伤寒之中的各种辨证了。

 

由此我联想到了朱熹、王阳明之间的差别，朱熹的理学要求我们“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只要时间久，功夫深，总有一天可以豁然开通；而王阳明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考虑，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性”，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的一物，都是一颗心在作用。

 

学习中医，必须要有朱子格物的精神，今天学会了感冒治疗，明天学会了小便不利的之后，久而久之，就学会了癌症的治疗，也学会了糖尿病的治疗，因为人体的东西，无非那些气血津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