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顾乐生 || 贺兰山下的穿越

文鉴君 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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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乐生，74岁，主任医师、安徽省科普作协委员、安徽省作协会员。业余爱好写作，著有《海石花》《舟行记》等散文集。

贺兰山下的穿越

在银川西北不远处有一座镇北堡西部影城，每天都有不少的人在这里进明城出清城，玩历史穿越。电影艺术家们在荒凉的西部古堡尽情地发散着形象的思维，再造出这些想像中的古街老巷，那是逗你玩的，不得当真。当我从西部影城出来，行走在贺兰山下，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到贺兰山岩画，再到神密的西夏王陵，则真实地经历了一次历史的穿越。

当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一举夺回河套地区时；当百年后，汉武帝令霍去病率数万骑兵又在此渡过黄河，越过贺兰山，大迂回给匈奴以歼灭性的打击时，他们可知道就在他们铁蹄曾经过的灵武水洞沟，三万年前，就有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生活？不仅秦皇汉武不知道，就连近代西方学者也不知道，他们曾武断地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的历史。当1923年两位法国学者德日进和桑志华在水洞沟发现了旧石器遗址，一下震惊了世界。

要了解人类文明发展，首先要了解人类从何而来？中国人又从何而来？这正是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的意义所在。

九十年来，经中外考古工作者不断发掘探究，已从水洞沟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细石器、古动物化石、骨器、装饰品、火塘遗迹、烧石和石器原料七大类文物，其中构成水洞沟文化基础的3万多件石器、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中，有不少可以和欧洲、西亚、北非的莫斯特、奥瑞纳时期人类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

我们知道，当今地球上所有人类的祖先都来自非洲。从非洲古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300多万年。从进入2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早期人类和后来的智人学会了狩猎、用火和打制石器，他们不断走出非洲森林，从欧洲的大西洋沿岸一直到中国广袤的大地，都留下了他们生活的遗迹。水洞沟出土的类似莫斯特工具和大量勒瓦娄哇石核，与欧洲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形状接近，正是同源的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结果。

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国内已发现了包括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河套人在内的上千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将中国的历史上溯到百万年以上。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先发现并经过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碳同位素方法测定距今约三万年，开创了东方旧石器研究的先河，被称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从宁夏首府银川南行，过银川黄河大桥，东上银青高速，不过几十分钟就到了水洞沟园区。

水洞沟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南缘，也是历代修筑长城的地方，大自然造就的雅丹地貌、土林景观和残破绵延的夯土长城，使这里充满了雄浑、奇特的荒谷神韵和苍凉、悲壮的历史气息。

园门上灰色河套人的雕像、巨大石核形水洞沟遗址博物院、草和泥土恢复搭建的古老半地穴式聚集村落遗址，更营造了这种地老天荒、旷古玄远的氛围。只有白色的“水洞沟遗址”标志石碑，在这沟壑纵横、土柱突兀、峡谷壁立的茫茫荒野上显得异常醒目。而谷底溪流、湖泊边绵延三公里多长的芦花在长风中摇曳着它那轻盈的白色花穗，则给这古遗址增加了些许生趣。

这里也是考古工作者发现古人类遗存最集中的地方。当我走进芦花谷，从峡谷两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工作者曾发掘的一处处遗址地层剖面，这些剖面就像一本本翻开的书，还在轻轻地诉说着上万年以前的往事，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旧石器文化层出土的大量石器、动物化石、鸵鸟蛋壳饰品和新石器时代遗物……

我在水洞沟遗址博物院里见到了这些出土实物，真不敢想像我们远古祖先就曾用这些简陋的石器战天斗地，繁衍生息。

博物院还用超大型景画结合、声光电动态组合再现了三万年前水洞沟的场景，带我们走进古人类的生活，去感受他们的苦与乐。当雷鸣电闪、暴雨倾泻、洪水肆掠、山崩地裂等灾难降临时，我们仿佛正与他们一道经历被迫迁徙的苦难历程。

水洞沟遗址就是这样以实证记录了我国西北远古人类与大自然搏斗的情景，是迄今为止中国在黄河地区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对三万多年前人类的演化、迁徙和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万年前生活在水洞沟的古人类到哪里去了？我举目远眺，眼前只有绵延的长城、幽深的边沟和危立的深壑在夕阳里站成的一道风景。

贺兰山岩画风景区离水洞沟不到100公里，高速公路平坦顺畅，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刚从三万年前回归，又走进一万年前远古人类的画廊，二万年的穿越，让我心潮起伏。贺兰山岩画，这个让中外学者竞折腰的地方，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冯骥才先生的话一语中的。这种绘制和凿刻在贺兰口绵延800多米山岩崖壁上的岩画，是生活在这里的远古先民们创造的一种平行于基因代码的信息体系，只要认真地阅读它，欣赏它，就能让我们了解到一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所思所想。

贺兰口，是一条从东向西横贯贺兰山的峡谷，山裂泉出，是传说中，共工怒撞不周山时留下的大豁口。就是这个大豁口两侧的山体，是贺兰山岩画的集粹之地。

我们经过“银川世界岩画馆”和峡口台地上的古村落遗址，沿着小溪柳林，慢慢地走进贺兰口。只见峡谷两侧山势峥嵘险峻、怪石嶙峋，一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面群像”，就凿刻在迎面向阳的这块石崖上，从上到下在近3米高，4米宽的斜崖上凿刻着20多幅不同造型的人面像，面部器官奇特，形象怪异，让人感觉神密莫测。其下方还有人马图和交媾图。

贺兰口是全世界人面像岩画分布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人面像有的刻画得简约，如“脸谱人面像”；有的内容丰富，如“石坡岩画群”中的人面像；有的画得诡异，如“岩画群”中的人面像，有巫师、娱人和鬼怪神灵等。

贺兰山岩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阳神”岩画，其位于峡谷北山山体中间，高约20米的一块褐色石壁上。是远古人用石凿凿刻的一幅人面像，环眼阔鼻，双目圆睁。头部与眼部均有阳光放射状刻线，似人似鸟，神形兼备，活灵活现，非常精美。我注目良久，仿佛听到它在祷告说：“穿越天空来到这里的人，就是太阳神”。

岩画最早出现在旧石器晚期，在新石器时代达到繁盛期，一直延续到后代的石刻艺术。一万年前的古人类，经历了很长一段混沌蒙昧的原始宗教时期，神灵鬼怪、图腾动物就成了他们心中不断闪现出的幻像和追求。我们从贺兰山岩画人面像的涂鸦中，可以看到这种神密幻像和奇特追求中的生殖崇拜、神灵崇拜、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文化的影子。这种史前人类崇拜文化的信息，后来不断出现在陶器上、漆器上和青铜器上，一直到现在的“傩”。

贺兰口岩画是天然的画廊，宏大安静，注目、鉴赏、阅读，以参悟每幅画的内涵，与远古的画家们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贺兰口岩画更多的是原始人类牧猎生活的写实之作，无论是家养的动物羊、牛、马、驴、骆驼、狗等，还是野生的虎、豹、狼、鹿、野猪、驼鸟、蛇等，件件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岩画羊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双羊出圈图”上凿绘着两只羊正从羊圈缓缓走出，说明人类已开始搭建建筑圈养动物了；而“牧猎图”中刻画的一个猎人正张弓射猎一群正在奔跑的动物，就是当年牧猎场景的真实写照……。

世界岩画馆序言中说：“史前艺术品99%是岩画”。贺兰口岩画无论是抽象还是写实，件件都是艺术珍品。《水经注》里就曾记载过贺兰山的岩画艺术：“河水又东北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语言与文字，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大信息系统。语言起源至少也有上百万年，而文字出现才五六千年。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靠画画来表达情感和传递信息，通过阅读这些发自肺腑的岩画，促进了大脑的发展，从而创造了文字。

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就有精彩地表述：“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阅读先于文字，文字提升了阅读。当人类把包罗万象的事物都转化为便于沟通交流的文字系统时，标志着人类的成熟和文明新纪元的开始。

“史前岩画中的简化图形为古汉字造型提供了依据。”难怪当代学者周有光说贺兰山岩画“是无言的史书”。

翻看一万年前的“无言史书”，让我心潮起伏，时光可以消融人类的肉体，但是永远不会磨灭人类的文化。而当我参观了贺兰山西夏王陵后，受到的启发是：战争可以破坏人类的文明，但是永远毁灭不掉人类曾有的历史。

在煌煌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有一段长达近二百年的三国对峙时代，那就是宋、辽和西夏，以及替代北宋而后崛起的金朝。中国历代有后朝修前代历史的习惯，但元朝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却没有修夏国史。没有正史的西夏，离奇的“消失”，让人唏嘘，至今仍是史学界的一个谜。

在西夏王陵未揭开它的面纱之前，不要说外地人，就是家住银川的老居民，对西夏历史也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银川市曾是西夏王朝的都城，更不要说城西贺兰山脚下那片古墓土冢林立的坟场了。

早在500年前，明代安塞王朱秩炅在他的《古冢谣》里就曾记载了这片坟场荒凉的景象：“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直到“文革”前，除了少数牧羊人哼着“宁夏花儿”和牧羊小调，偶尔光顾这片墓地，几乎没有人愿到这片鬼不生蛋的地方上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宁夏考古工作者来了，当时还以为这片古墓群是唐代墓葬，因偶然发现了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才找到打开西夏王陵大门的钥匙。可这些文物在当时是“四旧”，谁都不敢声张。直到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之后，中国文物赴美展出，才推动了西夏王陵的发掘和西夏文明的探寻。随着西夏陵遗址保护和西夏博物馆的建立，而今这里已成了旅游观光的热土。

当我走近西夏王陵，只见景区入口两座高大的红色门楼上，用鎏金西夏文字写着西夏国号“大白高国”。陵区背靠巍巍的贺兰山，南北长约10公里，宽约5公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9座帝王陵和250余座勋臣贵戚的陪葬墓。西夏陵区中的每一座帝陵，都由角台、阙门、碑亭、月城、内城、献殿、墓道封土和七层密檐式实心塔构建的陵台组成。

虽然这些陵墓早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片废墟，但宏大的规模，高耸的塔式陵台，在这片砂土砾石满地的苍凉戈壁上，仍显得是那么神圣和神秘，就像埃及金字塔那样令人惊叹。难怪日本友人曾称它们为：“东方的金字塔！”

这些只剩下黄土夯筑的塔身，历经八九百年的风雨，屹立不倒，现存净高还有二十四五米，从已发掘的墓葬看，从地面到墓道底部也深达二十四五米，工程的浩大可见一斑。虽然已看不到塔身外木构建筑的圆形密檐塔式七级浮屠，可它独特的存在，除让人感受到西夏先帝们对佛的笃信和轮回转世的希望，还给人以历史沧桑的强烈震撼。尤其是西夏三号陵，高大雄伟，保存最为完好，被认为是西夏开国皇帝景宗嵬名元昊之泰陵。

嵬名元昊自幼熟读兵书，骁勇善战，胸怀“英雄应当成霸王之业”大志。他继位后，首先下令去掉唐宋所赐李赵姓氏，改姓党项姓“嵬名”。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建大夏国，以兴庆府（现银川市）为都，推行党项传统秃发，创制西夏文字，以兵马为务，定律令、设军司，发展经济，一时国力充足，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摈大漠，方二万余里”。

西夏博物馆就在三号陵的旁边，走进博物馆，就是走近西夏历史。西夏与辽、金不同，它是从唐朝藩镇割据起家，由党项族割据势力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其祖原是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羌族的一支，因受吐蕃挤压，被唐玄宗安置在庆州一带，不断发展壮大。安史之乱时，因助朝廷平叛得力，其首领拓跋守寂被擢升为容州刺史。

到了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又出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朝封其为定难军和节度使，晋爵夏国公，赐予皇姓李氏。从此，党项族便据有银、夏、绥、静、宥五州之地。唐亡，五代十国动乱时期，给党项族迅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到有宋一代，党项拓跋氏利用辽、宋争霸之际，不断积蓄、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实力，东掳西攻，从夏州到灵州，再到建都兴庆府，党项民族完成了从弱到强而雄霸一方的过程。

西夏陵是西夏故国现存最大的文化遗存和文物宝库。通过对西夏陵区的帝陵、陪葬墓和陵区内城址多次发掘，伴随着考古学家们的探秘和解读，沉睡了近千年的西夏王朝和陵寝终于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已出土的无论是留有文字的石雕人像碑座、鎏金铜牛和石马等国宝级文物，还是具有西夏文化特点的白釉瓷豆、妙音鸟等器物和壁画、竹雕、西夏钱币等文物，都是西夏学研究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自称为“大白高国”的西夏王朝，传位十王，历时19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不深远。可就是这样一个曾盛极一时的由党项民族建立的国家，在兴起的蒙古军毁灭性打击下，竟然灰飞烟灭，一下子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据史书记载，1225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挥舞着“上帝之鞭”，横扫欧亚大陆后，回到漠北，见西夏国不屈，于1226年春，亲率大军征讨西夏，直弛贺兰山下，焚烧西夏陵，并挖陵曝尸。波斯拉施德《史集·中国史》曾有这样记述：西夏军民顽强抵抗，战斗的激烈，是蒙古人在作战中所少见的。

成吉思汗在与西夏交战中身患重病，临终立下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将他与兴庆府内所有兵民全部诛杀。1227年7月，成吉思汗在军中病死，后西夏末帝出降，西夏及都城遭到蒙古兵的血洗。

战争对西夏文明是毁灭性的，对党项民族也是毁灭性的，有着神密色彩的党项民族在战争中消亡了，用西夏文记载着自己丰富历史文化的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以致未能通过正史保留下来。蒙古军队虽然用武力消灭了西夏王国和党项民族，但战争终究毁灭不了历史。

我面对这曾被人遗忘的黄土夯结的地下世界和从它里面出土的雕像石头、贵重文物和独特不可辨认的文字符号，从心里感激考古工作者们，因为他们不懈的努力，使这个沉睡无声的世界终于苏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