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时代（前770—前476）相继崛起的各诸侯大国，为控制和奴役中小国家，扩张势力，争夺霸权，先后在中原和江淮地区展开的一系列相互攻伐、兼并的战争。 争霸缘起。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时代。随着周王室力量急剧衰落，封国经济不断发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告结束，而代之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诸侯国政治、经济条件各异，发展不平衡，有的日趋强大，有的逐渐衰弱，强者力图向外扩张，小国寻求大国保护，使争夺对弱小国家控制权的战争不可避免。 春秋初年处于“天下之中”的郑国，凭借经济富裕、辅弼王室的优越条件，开“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先例。郑庄公采取远交近攻之策，联合齐、鲁，攻服宋、卫，挟制陈、蔡，击败北戎，称盛一时。又公然与王室对抗，在繻葛之战中大败周军，使周天子的威信扫地。从此，周王虽仍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实已逐渐沦为诸侯手中的工具。 当中原各国纷争混战之时，北方戎、狄部落趁机频频侵扰中原。被周人称为南蛮的楚国，在征服江汉流域诸姬姓封国后，也乘势向北推进，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局势。中原各国迫切需要结束混战，组成以强大诸侯国为核心的力量，共同抗御夷狄侵扰；而强大的诸侯国正好借此达到控制中小国家的目的。大国争霸战争由此展开。 齐国称霸。春秋初期，郑庄公虽拉开了争霸中原的序幕，但很快亡故，郑国长期困于内乱。当中原各国处在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之际，经济发达的齐国崛起于东方。齐桓公吸取急于对外用兵，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国击败的教训，着力整顿内政，任用管仲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使国力日盛，奠定了争霸的雄厚基础。最初几年，先是联合宋、陈、蔡等国威逼鲁国与齐结盟，继而假周天子之命攻宋，迫宋、郑附齐。至周釐王三年（前679），组成以齐为首的宋、鲁、陈、卫、蔡、郑、邾等国联盟，霸业始成。尔后为巩固其霸主地位，采取集中力量、先北后南之策，对危害急切的戎、狄举兵进攻，大破山戎，解燕国之危；击败狄人，救邢于难，使卫复国。对图谋北进的楚国，则以八国之师观兵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并以周王之命相责，迫其定盟。此后10余年间，以“尊王”之旗号令诸侯，出兵平定王室内乱，抗击戎人扰周。周襄王二年（前650，根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在葵丘（今民权东北）与周王代表及诸侯会盟，订立盟约，使霸业达于鼎盛。 当齐桓公称霸中原之时，西边的晋、秦两大诸侯国由相安而相争。晋国攻灭虢、虞两国后，得以控制崤函之地，扼住秦国东出的重要通道。而雄心勃勃的秦穆公，乘晋国内乱之机，干预晋君废立，以图控制晋国，导致秦、晋韩原之战，秦国虽胜，却无力服晋，遂于对抗中暂告和解。 齐国的霸业，因桓公去世而迅速衰落。宋襄公乘机而起，图谋代齐称霸中原，与雄心北进的楚国发生尖锐冲突。宋、楚泓水之战，处于有利态势的宋军，因襄公拘守陈旧战法而惨败，宋国图霸即告破灭。楚国由此控制河水（黄河）流域许多中小国家，大有称霸中原之势。 春秋初期的争霸战争，以尊王攘夷、兴灭继绝、缔盟称霸为主要内容。它适应当时宗法制度虽已开始解体但尚未完全崩溃的形势，把夺取政治控制权，扩大势力范围作为首要任务，而不以直接灭国夺地为目标。反映在战争形态上，仍然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作战规模不大，兵力投入不多；战场局限一处，多是封疆接壤之地；战法运用简单，仍是全正面冲击的决斗式作战；持续时间很短，一次交战多在一日之内，战幕撕开，胜败遂定。在作战指导上，产生于古老战争中而已过时的观念仍有顽强的表现。宋襄公“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而致败的事实，说明当时作战指导的观念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之中。 晋楚对峙。进入春秋中期，争霸战争持续发展。楚国得势中原后，即遇上强晋的对抗。晋文公抓住“勤王”的招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整顿内政，尚贤使能，扩大军队。随即向南扩展势力，引起宋国叛楚从晋，诱发了晋、楚之间的首次大战，即城濮之战。楚军势盛逼人，晋军谋高一筹，以晋胜楚败而告终。楚国遭此挫折，转而向南经营，积蓄力量，伺机再起。附楚的中原国家纷纷倒向晋国，践土之盟，确立了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秦国在晋文公之世虽被迫追随晋国，但秦穆公并未放弃东出争霸的企图。待晋文公辞世，即发兵偷越晋境袭郑，欲控制中原要冲之地，反被晋军设伏歼灭于崤山谷中。此后，秦国一面联楚抗晋，一面与晋多次交锋，但终未越过崤函之地。秦穆公东进不成，遂向西发展，相继灭戎人12国，辟地千里，称霸西戎。 晋国遏止了秦国东进，却因国势中衰，无力阻挡楚国北上。晋、楚之间围绕争夺处于中间地带的郑、宋、陈、蔡等国，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战争。楚庄王即位初期，举兵攻陈伐郑，问鼎中原，晋国不敢争锋。此后，楚国多次加兵于郑，导致与晋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地大战，击败晋军（见邲之战）。继又久围宋国都城，迫宋附楚，夺得中原霸权。楚共王召集中原各国会盟于蜀（今山东泰安东南），将霸业推向顶峰。晋国不甘心霸权失落，自景公即位后，整修内政，扩建六军，联吴制楚。同时，北灭赤狄，东向攻齐，于鞍之战中大破齐军，国势复振，与楚势均力敌。周简王七年（前579），晋、楚虽达成首次弭兵盟约，但仍各怀异志。晋厉公联合诸侯之师击破秦军于麻隧（今陕西泾阳北），解除南向争霸的西顾之忧，乃于十一年（前575）兴师伐郑，酿成晋、楚之间又一次大战，晋军击败楚军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晋国重获中原霸权（见鄢陵之战）。中经晋悼公霸业益盛，至晋平公时，虽再败楚军于湛阪（今平顶山市北），又于平阴之战胜齐军，却已是强弩之末。楚国则穷于应付吴国挑战，无力与晋抗衡。此时，中原各国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愈演愈烈，饱受战祸之苦的民众渴望安定。经宋大夫向戌倡导奔走，于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再次在宋都召开13国弭兵盟会。晋、楚平分霸权，中原争霸战争暂告停息。 春秋中期的争霸战争，虽仍以缔盟称霸、扩大势力范围为目的，但“尊王”的旗帜渐被抛弃，“兴灭继绝”的旧制不复再现，更加突出了大国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大国对中小国家的勒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争夺的需要，各大国竞相扩军，不断增加战车数量，使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车战阵形由以前呆板的密集方阵逐渐改变为车步密切协同的疏散方阵，由此引起作战的一系列变化：军队运动速度提高，出现了“车驰卒奔”的快速进攻，产生了示形诱敌、翼侧攻击等灵活多变的战法，推动作为主要作战方式的车战走向鼎盛。在晋、楚之间的几次大战中，战场统帅对诸方面因素综合分析，尔后作出判断，定下决心，表明人们已开始朝着认识战争规律的方向迈步。 吴楚、吴越争霸。春秋末期，中原地区仍存在局部战争，主要是各国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和卿大夫之间的兼并。大规模的争霸战争，已从河水（黄河）流域的千里莽原转移到江水（长江）中下游的山地水乡。 自周简王二年 （前584） 晋国派申公巫臣联吴制楚，教吴人学会射御、战阵之后，吴国即与楚国在江水、淮水（淮河）之间地区屡次交锋，并于鸡父之战中夺取楚在淮水边的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成为楚国东面的最大威胁。吴王阖闾在深通兵略的伍子胥、孙武等人辅佐下，采取分兵轮番袭扰之策，削弱楚军实力，尔后集中兵力攻楚，在柏举之战中，以迂回奔袭、深远追击的大纵深进攻战法，破楚入郢（楚国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取得争霸的决定性胜利。 当吴、楚交兵江淮之时，因楚国联越制吴，越国乘机骚扰吴国后方。及勾践为君，以擅长谋略的范蠡、文种为重臣，渐次成为吴国称霸的劲敌。吴、越争霸之初，越国实力尚弱，虽侥幸得胜于槜（zuì）李（今浙江嘉兴、桐乡间），旋又惨败于夫椒（今太湖中西洞庭山，一说今浙江绍兴北）。吴王夫差不度吴、越相邻而不相容的大势，舍近骛远，丧失灭越良机。越王勾践取以退为进之策，卑事吴国，卧薪尝胆，养精蓄锐，怂恿夫差北上争霸。待夫差击败齐军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忿杀谋臣伍子胥，与晋争霸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南），吴、越强弱之势已开始急剧转换。此后，越国多次乘隙攻吴，经姑苏之战、笠泽之战、围吴之战，最终破灭吴国。当勾践举兵北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南），横行江淮，号称霸主之时，历史已经敲响战国时代的钟声。 春秋末期的争霸战争，已不再满足于缔盟称霸，而愈益具有彻底歼灭对方，力图破国夺地的酷烈性质。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争霸地域的转移和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车战逐渐走向衰落，步战急速发展，水战、海战开始出现。战区已不限于两国封疆接壤之地，多是推进到人烟稠密的敌国腹地，作战纵深加大，时间延长。战争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往往要在几个作战阶段中进行反复较量，形成有着同一作战目的，又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割裂的若干战斗。战争指导者已经摆脱攻击“堂堂之阵”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分析敌情，捕捉战机，灵活用兵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 历史作用。争霸战争给各国民众尤其是介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带来深重苦难，战争的重负，灭国亡家的惨祸，迫使奴隶、平民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直至武装起义，推动各国内部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加速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历史变革。以“攘夷”为背景而兴起的争霸战争，打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的界限，各族之间频繁争斗、交往和迁徙，促进了民族融合。在争霸战争的烽火中，古代宗法制度解体，大批封国灭亡，诸侯林立的碎块逐渐走向地区性局部统一，为尔后全国性统一奠定了基础。以车战由盛而衰、步战方兴未艾为特色的争霸战争，使战争这个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展现出新的面貌，开阔了人们认识战争规律的视野。野战进攻作战波澜壮阔，出奇制胜的谋略广泛运用，才智闪烁的战争指导者大批涌现，为系统总结战争指导规律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奠定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