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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回答”：白话新诗的伦理问题
——在文化与暴力的边界树起诗歌的旗帜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汉语母语面临深重的危机，促使旧体格律诗逐步退出中华诗词的舞台，白话新诗作为一位新人款款走上前台。诗歌在国家文艺生活中历经的嬗变，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之学在国家人文秩序中遭遇的变局，何其相似乃尔。 这个过程确证了，在中华文化里诗歌与道德具有同源性：语言符号的同源性、历史和传统的同源性、民族性的同源性。回顾过去的百年，在道德和诗歌双双低落的历史时期，它们同时被人们质疑是否软弱无力、回天乏术。 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出现了下面这首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北岛的《回答》（1976年）是作为朦胧诗的开山之作载入诗歌史的。读了若干遍，没觉得该诗哪点上是“朦胧”的，只觉得写得有气势，读了有劲。最特别的是开头，熟读之后，就觉得开头这四句已得了全诗的精华，后面的不要了，就完整性和力度而言也值了。 我这个评论也许不一定公允。但要说朦胧，整首诗的朦胧之处就在开端这四句，一般的读者始终读不出来其中的要点，普通的评论者也说不干净其中的况味，一直以来它像一重不能被戳穿的窗户纸。观诗第一感，诗人所表现出来的苍白无力，在暴力现场的赤裸裸的道德困境，就像是一种以美学包装好了的人格残障。所以，在诗句里，紧接而来的意象就是天空上死者的倒影。死亡，反而成了诗歌完整性之所系。 仅就诗艺而论，这一首或许不如稍后（1979年）出现的短诗杰作《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相比之下，《一代人》更具诗性的灵巧，在艺术上也更具个性，更加成熟、精炼和华美。 两首诗开头都采取了强烈的对比手法。《一代人》的作者顾城把暗喻、映衬和对比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回答》的首句则以卑鄙和高尚、通行证和墓志铭为迭次的对比，兼以对仗的句式。从通行证到墓志铭，命运的巨大反差就像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或一道撕裂的心灵伤口；它不仅体现为心头的情感，而且更是人与人的现实的距离。 这个距离却不是因时空割据造成的，而在两种人零距离的对接中。人格与命运的非比寻常的关联给人以震撼，不啻为对暴力丑行的最强烈的抗议，也是诗人正义者的必死的决心。两诗前者含蓄，后果直率、强烈。 诗人仿佛以无形的力量在令人窒息的铁板上打开了一道裂缝，这是诗句所诉求的人性的张力。 多少年来，文人的灵魂背后掩藏的价值失范、人文沦落、灵肉分离、人性异化等种种危机，消极和庸俗的价值取向，内心的喧嚣、浮躁和媚俗，诗人在自我消费或被消费之间的不断往返循环……构成了现代诗歌的困惑。如今，这全部的困惑随着诗人的吟咏喷薄而出：诗人正面地回应了内心在道德上的迫切感，体现了对现实的一种急性的反思。 在此，诗人的担当不是挥刀舞剑，而是艺术上的创造力，更是一种对现实的关照能力。——就像照妖镜一样，把作为审美大敌的妖魔拖到意象的表层来呈现。由此，诗人有了心灵的武器，打造着行驶于冷酷的暗流之上的破冰船。 《回答》的这两句经典，诗人沉吟的原本是道德上的无力感，而他的代价则是以青春和生命作为赌注。它响应了国人当时的某种特殊的审美需求，而它真正的力量所在仅限于此吗？ ——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恰是这一点。
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诗歌，长久以来被儒家纳入了东方的“伦理-人文”体系。由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不无摆脱这个传统体系的意图。 但是，新诗发展的历路业已表明，要想独立于儒家所建立的人文传统之外，诗人们迄今为止的努力是不够的。《回答》一诗所揭示的，正是传统和现代、诗性和人格之间的这道裂痕。 《回答》开端的两句，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古典伦理传承在文化和诗歌上的共同的支点。要说它展示的全部意义，甚至不失神奇的味道。 中国的传统诗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封建士大夫的荣耀。伦理虽然并非诗歌的全然，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情操；但是在清代以前，伦理道德之术对于诗人群体，就是其身份的投名状。封建士大夫作为当时知识分子诗人的主流，其所尊享的荣耀与其道德修养是成正比的。 《回答》的作者告诉我们：人文环境里的伦理因素在今天并没有消失，它是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坚守的立场！这一点至关重要。从这点去看，危之所在，机之所依；鸿沟既现，修复在即。 道德的力量，在那样动荡的年代，它依然是诗歌和诗人所能攀援的唯一制高点，它也是人性的力量交汇在一起的沸点和喷发点。这是《回答》所提出来的关键看点，是中国诗歌成败的原点和起始点。站在伦理的立场上，诗人瞬间回归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脱胎换骨般获得了对诗人身份的感悟与自觉。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诗人的身份认同，——这在当代人的精神里最重要的因素，“五四”以来变成了谜团的困惑和疑问，由此获得了回答。 所以，《回答》摆脱了诗人作为文艺个体的困扰，完成了对诗人群体的文化塑像，体现了当代人文精神的精髓，也突破了复苏现代诗歌的最大障碍。 回头去看《一代人》，它所欠缺的正是《回答》一诗所赋予的，因而《回答》远比它来得大气。由此观之，那些风花雪月或唯美主义的诗歌，并不能回避诗人生存环境中的社会伦理问题，否则落寞和没落就是其命运的终局。 藉《回答》一诗，作者完成了一首普遍意义上的中国诗人的续命之作。诗歌是否需要人文的反思，能否回避文化传承中的伦理因素，能否与传统的道德力量相互衔接或者相互断开，能否促成诗歌与人文的正义联盟，诗人把它演绎成为诗歌自身的问题，而不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不曾面对这个问题。 令我惊讶的是，长期以来诗歌评论界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对这个在传统与现代的风口屹立的诗人，以及他的显著地与此相关的诗歌表达没有予以必要的反馈，显得过度迟钝甚至熟视无睹。 我没有打算把《回答》标榜为重构伦理传统的楷模。我并没有主张将诗歌道德化，或者把道德诗歌化。诗歌不是道德的实体，而诗人却是伦理的主体。 传说中泰坦巨人只有站立在大地上，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在历史上，诗歌本身就是文人伦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升华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境界，具有重大意义。道德的光辉与诗歌的力量，虽非相互依存或互为条件，但却是互彰互显的，彼此增添光彩。 《回答》所展现的这个伦理节点，就是现代诗歌从文化传统获得力量的传送门。它体现了诗歌传承在文化逻辑上的一致性，弥补了新诗现代性相对于文化传统的空缺部位。这是《回答》带给我们的意念飞翔的空间。 犹如一道闪电，它照出了诗人群体的所在。而历史上民族诗歌的光环，正是诗人群体而非任何单个的诗人所映射出来的。 诗句表现的诗人和现实法则之间巨大的空白或鸿沟，暴露出来的并非诗人的无能为力，而是诗人人格的张力。这张力并不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给予的，我们也不是道德家；这张力来源于文化——具体地说，是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与反动的暴力之间巨大的人格落差，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 诗歌通过伦理的支点，展露了文化与暴力的界限。而这也正是一名合格的诗人在当时作为与不作为的应然分界。有了这道划界，诗人和诗歌就获得了人文力量的庇护。构成诗歌魅力的基本元素，就为诗人所发掘。 由此，白话新诗已然抛开了包裹他的襁褓。诗人藉由人格的力量形成了才思喷涌的火山口。
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给予了诗人一个既偶然又必然的机遇。诗人出于道德的立场揭露了站立在人民对立面的力量——他们的丑恶行径和伪善的嘴脸，他们具有的反动暴力的本质。 经此，诗人以其简洁有效的修辞顺利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历史上汉语诗歌的力量。 这种传承不是通过世俗的仪式完成的，而是诗人以新诗的句式回溯了知识分子的群体身份。因此，它是新诗在基因上的自我完善，以实现新与旧的传承、历史与现实的勾连、诗内与诗外的打通。也可以说，这是相当于接种了有效的文化疫苗，使诗人产生了内在的改变。 现实中，世人玩弄卑鄙的手法是司空见惯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掮客，甚至会以为其是通达或明智。《回答》的作者却不是这么认同的。他在知识分子与世俗大众、庸俗的道德家之间画下了一道红线：高尚和卑鄙之界，那也即是诗人生与死的界限。 这断乎不是故作姿态、画地为牢，而是自诞生白话新诗以来，汉语诗人第一次以融入传统的名义恢复着诗歌和诗人的尊严。所以，这是创举。 这也不是工作室里的无病呻吟，而是在正与邪搏杀的第一线、文化与暴力战斗的现场，诗人做出的无畏的呐喊和正义的抗争。就全篇来看，《回答》在艺术上也许并非无可挑剔，但是，它开头的两句却近乎完美，从本源上体现了诗歌的力量所在。 在文化与暴力的边界线上，诗人是站着树立起华语诗歌的旗帜的那个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回答》的作者携着“朦胧诗”的小语种，成为了中国诗歌的旗手。 以白话新诗现今的艺术成就而论，远未到它能够被“封神”的地步。而“旗手”这个称誉却并不会过时，相反，新诗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将证明它是对的。 尤其是，现代新诗和过去一个历史时期的诗歌有所不同。其时，诗人已经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暴力情境，诗人所处的现场并非完全意义的战场，诗人的手中也并没有武器。他的任务不是去执行某种“合法或合理的暴力”。显然，这已经不同于毛泽东和朱德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诗人所面临的战斗场景。 作为一名当代诗人，他的创作条件改观了，他的艺术使命也应当更加纯粹，他要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多地融入美学的变化。因为，他要高擎和护卫的，不再是战场的军旗，而是为诗歌这种文艺形式所独具的一面旗帜。 而诗歌也正在壮大为这个国家独立的文化力量之一，甚至有望最终成为其象征性的存在。这是汉语诗歌曾经达到的历史高度。 在佛学诞生之后，东方的诗歌和诗学又流传了一千多年。诗人除了以“拒绝卑鄙”的信念鼓舞自己，除了不能不担当个人必死的命运外，中国诗歌并不存在其他的伦理问题。未来，诗歌将是独立存在的艺术物种。 (2020年5月) 来源：作者惠赐 编辑：赵卫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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