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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变法到北魏隋唐均田，从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到孟子的“为民制产”，都在致力于让人们有一份财产，国家要能够养民。共产党新中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天道”。故中国文化虽然不怎么讲自由，却在意让人有自立自强、自在生活的基础。今天华人到哪里都能置下产业，取得不错的经济地位，不得不说是有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欧洲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却和我们相反，他们犯了逻辑错误： 1. 资产阶级为了追求财富的安全和自由而攻击教会，建立集权国家，随后又斩断国家的干预之手，通过一种“自由”的制度实现资本对政府的完全掌控。 2. 这种自由的制度拥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宗教和言论自由、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法治的平等保护、法律面前的平等、选举权的普及。这些东西理论上都是可以为所有人所共享的。 3. 但是这种自由建立的第一步就是剥夺了广大人民的财产权，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工人只拥有自己劳动力，更不用说殖民主义者直接剥夺了土著居民的财产甚至生命（洛克、休谟、培根、托克维尔都为殖民主义或种族灭绝做过哲学论证）。 4. 当人们普遍失去财产时，资产阶级开始向他们宣扬普遍的自由，却避而不谈享有自由的条件。作为“人权”的自由掩盖了本质上是“特权”的自由。把一种特权吹嘘成普世人权，资本主义就埋下了致命的逻辑矛盾，最终将摧毁自己。 过去几十年，西方自由制度看起来无比强韧，甚至是“历史的终结”。但是历史之神已经渐渐给我们翻开底牌： 自由制度注定只能是人类历史上短暂的火花。今天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文献，将来唯一的价值恐怕就是给考古学家作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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