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散文）

       1974年秋高中毕业，我被大队选拔到小学任民办教师，当年没发《任用证》，我每月拿300工分，还领取国家4元的生活补助。一年后又被新成立的公社选拔到供销社工作。两年半后因形势变化，“亦工亦农”职工一律返回大队务农。1978年春开展“民师整顿”，我被裁减下来，没有颁发一本《民办教师任用证书》，成为一名代课教师留在小学上课。

       代课教师属于编外民办教师，没有参加函授学习的资格，没有领取国家补助的资格，没有评选先进教师的资格，就像一个“童养媳”待在学校凭好好上课挣工分。

      与我一样身份的有4个人。堂弟改清的岳父是大队财金书记，我的父亲是大队生产书记，黄晓云的父亲是普通农民，魏其发的父亲是普通农民。

      1981年地方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大队不发我们代课教师的生活补助，我们几人找管学书记提出：“学校有16人拿国家补助，而学校课程是20人上的，可不可以把16人的补助拿出来让20名教师平均分配？”管学书记没有答应。

      什么资格可以当民办教师呢？开始我以为学历高的可以，然而结果是任教时间长的可以胜任。我们4人属于来学校时间最短的，所以被裁减下来。

      我们熬到1982年春，学校有两名女教师出嫁到外地。我的堂弟走出学校干泥工活去了，一年后当上了建筑老板。魏其发回家种地去了。最后只有我和黄晓云补充为正式的民办教师。黄老师教到第二年放暑假，也自动辞职，到东北干泥工活去了，1988年夫妻开始经营一家批零生活用品商店。我转为民师后，每月拿大队发的教师工资40元，还拿国家补助16.5元。相当于去东北干泥工活的报酬的二分之一。1987年9月才拿国家发的月工资87.5元。此时我成了一名初中教师。

       4年的代课生涯，让我体会了做小媳妇的滋味。

       哪怕我任劳任怨地工作，我还是得不到小学教师一样的待遇。那些手持《任用证》的教师，估计背后沾沾自喜，笑话我们是“白身子”教师呢！哪怕他们当中有人只有小学毕业文凭，就能讥笑我们无用。

       等到我们的身份变了，学校领导再不冷眼看我们。我的新闻写作是从1981年春开始的，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各单位非常注重人才的价值。

       真想不到，1986年底国家招聘一批优秀民师为国家教师，我荣幸地参加考试，被录取了。那些比我早拿《任用证》的民师目瞪口呆，不得不佩服我的文化功底比他们要强一点。

      说我是“精神病”的人此时该如何评价我呢？

      说我是靠父亲进学校教书的人此时该如何发表意见呢？

      4年的代课经历，我就像那些曾经错划为右派的人，到1980年得到平反，鲤鱼翻身，重见天日了。

      这是我生命历程中最糟糕的一段日子！

      这就是磨砺我的意志的难得的一段岁月！

      勤奋学习，坚守岗位。就是我选定当人民教师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