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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史上，西汉时期长安的文化教育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早在商周时期，统治者即办有官学，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教育不普及。 自从春秋时期，孔子开创了“私学”，教育才开始进入平民百姓家。此后，私相授受的“私学”逐渐兴盛起来。但是“私学”的兴盛并不能满足统治集团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经过“文景之治”之后，一方面，社会长治久安和财富不断积累，为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物质支撑；另一方面，汉武帝刘彻采纳“独尊儒术”的“有为”理念，让国家治理需要更多的人才，“太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高校便应运而生。
关于设立太学的建议，早在汉文帝时就有一个叫贾山的官员提出过，但当时“黄老思想”盛行，采取“无为”而治的统治集团，尚不需要太多的人才去干预按“道”而行的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于是，设立“太学”的建议被搁置了下来。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董仲舒建议道：“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亦可得矣。”此建议，成了汉朝设立太学的主要依据。 “有为”的汉武帝刘彻与“无为”的奶奶窦太后，最终决裂于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上。设立太学，既表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又表明“有为”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汉武帝刘彻就是要培养符合自己需要的大批人才，大干一番事业。 汉武帝时，读书人为了取得功名富贵，发奋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公元前124年，即汉武帝元朔五年，“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的儒生公孙弘被任命为丞相，封平津侯。 公孙弘是西汉第一个以“学而优”被拜相封侯的人。这就是汉武帝的用人信号和人才榜样。公孙弘不失时机地奏请汉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汉代太学的教师，即博士；学生，即博士弟子。为每个教师分配十个长期固定的学生，这是在培养一个体系，一股势力。 公孙弘还提出了汉代博士弟子（太学生）的录取条件：18岁以上，且容貌端正，喜好文学，尊敬官长，恭顺不悖，举止有仪，等等。这看起来标准不高，其实这是最高的标准。正如女孩子找对象，没有标准，就是奇高的标准，因为全凭主观臆断。 太学生的来源采取推荐制。长安富贵人家的子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皇亲贵戚推荐，自然是太学生的主体，可以直接成为博士弟子。地方各郡国也可推荐学生，但推荐上来的人，还要经过太常当面审查，才可以同博士弟子一样入学就读。完全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期间”的推荐上大学，也有点象今天“北大”“清华”对京籍和非京籍考生的高考名额分配。
董仲舒的言论，为设置太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公孙弘的建议，为设置太学提供了具体方法。有此软件（思想）为灵魂，再做一点必要的硬件（校舍）建设，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管办高等学府——太学——在长安创立了。
太学设于汉王朝都城长安南的“安门”外，是西汉时期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太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其师传承受各有“家法”。
太学每年进行一次考试，能够熟悉掌握一部以上经典的博士弟子，即可被授予官职。学习非常出色的则由皇帝命题考试，合格者给予较优厚的待遇。这种不求全责备的用人机制，保证了为汉武帝的事业提供充足的人才，也充分调动了博士弟子（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博士弟子如果不事学业，则要被除名，推荐的官员也要随之受处分。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挂几科后被开除，又多了连带责任制约随便推荐的贵族和官员。博士弟子要做到“服方领，曳（yè）长裾，习矩步”，相当于今天的“着正装”和“迈方步”，以培养文质彬彬的儒家风范。
太学的设立，不仅使统治集团需要的人才有了可靠的保证，地方私学还以太学为楷模，把儒学作为最根本、最主要的学习内容，成为官学的补充力量。因此，统治集团对太学重视有加，太学逐渐繁盛起来。
太学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学生人数其实很少。太学刚建立时，按公孙弘建议的“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的标准，儒家的五经博士各有博士弟子10人，共50人；汉昭帝时，太学生人数增加到100人；至汉宣帝时，太学生人数增加到200人；汉元帝“好儒”，太学生迅速升至1000人,这算是严重“扩招”了。
汉成帝末年，有人建议说，孔夫子一介平民，尚且有三千弟子，皇帝的“太学”学生岂可少于孔子的“私学”？“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到汉平帝时，王莽辅政，规定凡“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太学招生连名额限制也取消了。
博士弟子（太学生）的名额不断扩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太学顺应了当时社会人才选拔的客观需要；二是太学满足了当时读书人的进身需求。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需求都能满足的两全其美之事，肯定是大受欢迎的。可以想象，当时上太学，比今天上“北大”还要难上许多，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要家世强，还要关系广，更要路子野。
博士弟子（太学生），大部分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敢于为社会正义与权贵势力坚决斗争。汉哀帝时，司隶校尉鲍宣以秉公执法而闻名，有一次，鲍宣得罪了丞相孔光并拒见皇帝使者，被判死刑。当时，博士弟子王咸在太学举起了一面大旗，号召道：“欲救鲍司隶者在此幡下会合。”一时间，与会者竟达千余人。次日清晨，这些太学生围堵孔光上朝的车马，并集于皇宫门外上书请愿，终于迫使汉哀帝赦免了鲍宣的死罪。这是有史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潮”。
长安太学的设立，对边远地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蜀郡（今四川）有个太守叫文翁，为了改变当地文化落后、人才缺的状况，文翁选送了十多名聪明能干的下级官员至长安跟随博士学习。同时，文翁又在成都兴办学校，依照长安太学的方式培养学生，蜀郡的文化教育从此发展起来。
数年后，蜀郡到长安求学的人数，比著名的文化圣地齐鲁到长安的求学者还多。汉武帝很欣赏文翁的做法，下令让各郡国都依照蜀郡办学，全国各地派到长安求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就连西域各国也有不少人来长安就学。
西汉教育，特别是太学的迅速发展，使长安成为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由长安向四方辐射出的西汉教育之光，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其传播的儒家思想也影响了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 ................................................ 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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