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时代。在政治方面，有公孙弘、张汤、韩安国、桑弘羊、霍光、金日磾等；在军事上有卫青、霍去病、张骞等；在文学上有司马相如、司马迁等；在思想上有董仲舒等。班固曾称赞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多人才，除了汉武帝用人不拘门第、等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汉武帝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套制度由察举制、征辟制、大学考试等组成。这些人才选拔制度不仅有利于汉代的发展，对中国后来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产生也有深远的影响。一，察举制的建立察举也就是地方官员向中央推荐官员。该制度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萌芽。在秦国实行一种推荐人才的制度，现任官员可以朝廷保举人才为官。在保举后，保举人和被荐者之间形成了责任关系。《史记·范睢列传》载: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也就是被推举的人有犯罪的行为，保举者就有了连带的责任。汉初，也有类似的推荐制度，如前196年刘邦下“求贤诏”，要求各地推选“贤士大夫”。吕后时期，诏举“孝悌力田”；文帝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规定了选拔的方式和标准。汉初的这些临时性的选拔为察举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继位后，为了完善人才选拔制度，正式推行察举制。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不久，董仲舒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武帝听从其建议，下诏让郡国举孝廉、茂材。其主要的内容是：地方的郡守、封国每年向朝廷举荐一次人才，每次举荐两人；举荐的人才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有孝廉的事迹闻于乡里，二是有才能。不过政令下达后，地方不是很重视，有的郡国多年也没有实行。针对于此，汉武帝在元朔元年（前128年）重新颁布察举诏令，并规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该向强制的措施下达后，地方官员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由此，汉代的察举制度就通行全国了。
由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措施，因而在察举制上推举的人才多数也儒生为主。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下诏实行察举制，丞相卫绾就建议被被举之人“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也就是儒家以外的都不再举荐的范围。在这次举荐中，董仲舒就成功被赏识而得到了重用。因此，察举制实际上成为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一个措施之一，察举制和独尊儒术得到了充分结合。汉武帝之后，察举制不断发展完善，但是也弊端也逐渐出现了。由于选拔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因而最终让地方豪强地主或者郡县官员掌握了举荐的大权，使得后来选拔的人才都是高门子弟。
二，征召制度的延续征辟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聘请有才干的平民或低级官吏，授职或提职。由皇帝亲自聘请的称为“征召”，其他官员聘请称为“辟除”。征辟制度来源于战国时代的求贤制度。战国时代，各国为了招揽人才，分封颁布了求贤令。其秦国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征召制度，秦国将征召制度叫做“征”或“聘”。《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征聘部》记载秦朝每年的春季会向民间征召人才。秦朝时期的叔孙通就被征召入朝为博士，秦始皇征召过周贞实，王次仲等人。
到了汉武帝时期，继续沿用征辟制度。元光五年（前 130），汉武帝“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使得征辟制形成了定制。从此，察举和征辟成为汉代的主要选官方式，称“正途”，而任子（荫任）、赀选与上书拜官等则被称为“杂途”。对于有贤能之人，皇帝甚至派遣专人、专车，厚礼相迎。如汉武帝刚继位的时候，“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前130年，汉武帝下令县次传舍必须供给饮食被征召之人，并且派遣官吏陪同入京。汉武帝还颁布“公车上书”之制，有向皇帝上书之人，沿途官员必须接待。可见汉武帝被其相对重视。需要注意的是，征辟制只是察举制的一种补充，并未能大规模的推行。虽然如此，汉武帝通过如此方法还是选拔出了不少的人才。如著名的汉赋大家枚乘就是被武帝乃“以安车蒲轮”征召而来的。在东汉时期，征辟制度就更加完善了，选拔的人才也更多了，如张衡、班固等都通过这个途径得到了重用。
三，教育体系的建立察举制和征辟制都是一种发现人才的方式，如果需要更多的人才，就需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教育。前140年，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不久，汉武帝在长安设立了太学，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在太学中学习的人称为博士弟子，这些博士弟子在学业完成后，通过每年举行的“射策”，也就可以当官。关于“射策”，《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云：
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也就是一种答辩的形式。首先将问题书写在策，考生抽取以做答辩。所答辩的内容基本都是五经内容。根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也就是只要能够熟练掌握五经中的一门，就有机会担任郎中、太常籍等官员。
除了在中央设立太学之外，汉武帝还在地方全面推广郡国学。汉代的地方学校分为四级，郡国是学，县、道、邑、侯国是校、乡是庠、聚是序。学校设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 师一人。学校就类似于后世的中学，庠序就类似于小学。在官学的带动下，汉代的私学也十分兴盛。一些经师大儒就自己设立“精舍”“精卢”“学馆”、“书馆”等，招收学生，教授以儒家的五经和道德规范。由于官学招收的规模有限，因而汉代民间大部分人只能通过私学学习。
太学、郡国学和私学的建立，使得汉代的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了起来。这些教育系统为汉朝的各级官僚机构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也推动了汉文化的繁荣，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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