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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万年】之二百六拾一:千金立碑高百尺,终作谁家柱下石,盛行的长安立碑风俗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文化瑰宝

 自然自觉自在 2020-10-14

在唐代,关中作为京兆圣域,帝都所在,不仅是施政发令的政治中心,甚至于一些生活方式也仪范天下。其中,为死者立碑刻志就变成了葬俗中的一个重要仪式,有之则荣,无之则耻。因此,长安、关中、乃至华夏大地上,石碑林立,可谓是风行天下。

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从“无字碑”到“板石碑”,不可或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有“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的原因,也有显亲留名思想的因素。这些碑文,虽然在当世看来极为普通,但到后世就变得弥足珍贵,因为,“文章大家”和“书法名家”之杰作被大量地刻于材质坚硬的碑石之上,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瑰宝。

文化珍品,乃至任何一样东西,要经历住无情岁月的洗礼和苍茫世事的考验,必须要具备“极好的作品质量、超大的存世数量和耐腐蚀性极强的保存介质”三个条件,而唐朝的立碑,可谓是三者齐备,因此,今天的“西安碑林”,全国第一,世界闻名,大量珍贵藏品来自唐代,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唐朝就开始打牢了基础。

唐朝时期,立碑刻志,请文人才子或社会名流来写碑文,是一大社会时尚。唐代著名宰相裴度要立碑,想请白居易写碑文。他的门客黄甫湜(shí)听说后,愤然前来找裴度理论:“裴相公放着身边的皇甫湜这么个大文豪不用,反而远求白氏,太让我伤心啦。”

裴度赶紧赔礼道歉:“我是怕您这位大手笔拒绝才没敢请您,我当然还是希望您来写。”于是,皇甫湜就带了一斗好酒回家,他先铺好纸,摆好笔墨,然后自饮自酌,不觉喝了半斗。皇甫湜借着酒意,挥毫泼墨,不多久,洋洋洒洒数千言便写出来了。

第二天,皇甫湜将碑文重抄一遍,送给裴度。裴度读完,感叹良久,命一位军将用车马拉着上好的缯帛器玩给皇甫湜送来,约值千余缗(mián),作为酬谢。皇甫湜听到门前车马喧腾,出来察看,送礼的军将急忙递上礼单。谁知皇甫湜看过礼单后,却将宰相裴度的礼单扔掉了。

皇甫湜对送礼的将军说道:“告诉裴相公,皇甫湜的文章不比一般,是旷世奇文。我写碑文只不过是尊敬他的识人之才,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否则,我是不会给他写的。既然他要送礼,以礼抵文,那么,碑文共三千多字,每字三匹绢,一匹都不能少。”

那位将军只好回去禀报裴度。裴度笑着说:“皇甫湜真正是放荡不羁之才啊!”马上派人数过碑上文字,共3254字,便依皇甫湜报的价,送去9762匹绢,从相府到皇甫湜家,马载车运,络绎不绝,引来观者如潮。皇甫湜借给相国写碑文,也有意识地炒作了一把自己,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可见这种营销方式,今天的人只是拾古人的牙慧。

 

除了有意掀起立碑刻志之风的始作俑者,还有相当数量的追捧者、不计其数的盲从者。当然,也有清醒之人,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此潮流和趋势下,智慧如白居易者,也很难免俗。白居易曾在其《立碑》一诗中写道:“只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此时,焉然一哲人智者。

从以上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是反对立石树碑的,但在他的生死之交元稹(zhěn)死后,恰恰是白居易写的墓志,元家为此送给白氏银鞍玉带、绫帛舆马等价值六七十万的礼物作为酬劳。白居易本人死后,既要立碑,碑文由李商隐所撰写;也要刻墓志,墓志还是他生前就为自己写好的。

在这种任哲人智者都难于摆脱世俗影响的社会大背景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立碑刻志“套路”,而且“套路很深”。一般来说,碑志多是由其生前故吏门客、亲朋好友来写,隐恶扬善在所难免,再加上酬金丰厚,所以,写碑志时,常有曲笔回护,溢美夸大之辞。即所谓的“死者为大,不言其短”和“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两种复杂心态的结合体、矛盾体、寄形体。

韩愈被宋代大文豪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者,是文坛领袖,但他在此风气中也难保清白。一次,他收留了一位门客,名叫刘义,因同其他“韩门弟子”语言相争,一气之下从韩家出走,并“顺”手拿走了几块金子。别人谴责刘义忘恩负义,韩愈却说:“这些金子是吹捧墓中人所得之物,还不如我给刘义祝寿。”他言外之意,就是这些金子取之无道,当用之有道。

只要稍稍翻阅唐人文集,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文人学士,都曾吹捧过墓中人。因为,当时碑铭逐渐成为了一种文体,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风气,也就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思想,导致最后成为了一种“文化产业”,这可能是唐朝最让人觉得奇特的文化产业之一吧。

当然,唐朝人重视立碑,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足小小的虚荣心,实际上,碑石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是休戚相关的。众所周知,魏徵神道碑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写,称为御书,比今天得到最高领导人回信还要荣耀,魏家因此荣耀一时。一份碑文,就可以达到如此效果,后边是权力的魔影。

后来,魏徵被人所谗,李世民又让人把碑推倒了,魏家也就从此一蹶不振。虽有重新立碑之说,但一场石碑的起伏与一个家族的兴衰联系得这么紧密,也让人不无感慨。碑文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是拜立碑者和撰文者的权力所赐。立碑的本质是想抓住“名利的尾巴”,但权力和名誉已经变心了,渐行斩远。

韩愈受命写《平淮西碑》,李愬(sù)妻哭诉于帝前,说韩愈碑文没有突出平淮西主将李愬的功劳,唐宪宗李纯就下令推倒韩碑,也有一种说法是磨掉韩愈所写的碑文,下诏让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由此可见,唐朝每块石碑的背后,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隐含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在他的《北邙行》中有:“千金立碑高百尺,终作谁家柱下石。”描绘了当世立碑盛况,也道尽了人间世事沧桑。“山头松柏半无主,地下白骨多于土”“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洛阳北邙山上的墓碑,当年表达“名”与“利”的华表,如今成了研究唐文化的瑰宝,真是造化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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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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