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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 在《良知对抗暴力》一书中讲述了一场“苍蝇与大象之间的战争”， 即以加尔文为代表的作为异见者的新教徒企图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时，如何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而当新教运动代表人物加尔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对待异见者又是何等残酷和决绝。茨威格在本书中刻画了一个坚持自己独立信仰、一生倡导宽容、理性、自由和独立的小人物卡斯特里奥，在他面对强权时的无畏精神。  《良知对抗暴力》，舒昌善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法国传教士和神学家，16世纪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的主要倡导者。他曾在法国里昂大学修读，并与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及日内瓦共事，1544年因信仰原则的分歧而被撤去日内瓦学院院长一职，十年后被任命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其间以笔名出版《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在书中他为被加尔文在日内瓦处以火刑的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尔·塞尔维特写道：“当塞尔维特以理性和文字战斗时，他只应被理性和文字反击。”1563年，卡斯特利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卡斯特利奥一生提倡宗教容忍，尤其斥责政府对异端的驱逐行为。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年11月28日—1942年2月22日），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反战工作，1934年遭纳粹驱逐，流亡英国和巴西。1942年，完成自传《昨天的世界》；2月22日同他的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绿蒂（33岁）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 这部完成于1936年的著作，其核心内容是祈求人的理性和对人的宽容。作者把历史事件当做镜子，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机和邪恶。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反对日内瓦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暴政，其态度之坚决，在他的所有同代人中无人能与比肩。加尔文是指控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尔·塞尔维特为渎神者并最终将其火刑处死的主谋，塞尔维特被处死后，神学上的和政治上的专制与要求宽容之间的斗争似乎已告结束，但是卡斯特里奥却要竭尽全力将良知对抗暴力的斗争进行到底。 下文节选自《良知对抗暴力》引言部分 诗歌为编辑所加 这样一种必须一再在自由和权威之间划清的界限，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正在思索的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一片混乱；同样，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就会成为暴政。毫无疑问，在人的本性中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求：希望自己融入社会；但与此同时，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在我们心中始终未能泯灭：梦想能够找到最终会极其公正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所有成员的某种宗教制度、某种国家制度或者说某种社会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宗教裁判所大裁判官以无情的雄辩证明了，人类的多数原来都害怕自身的自由。事实上，芸芸众生由于面临会使人精疲力竭的众多问题——面临生活的复杂性和责任性，出于深感厌倦而企盼世界变得有规有矩：企盼有一种普遍有效、不会更改和权威性的制度，省得他们自己去动脑筋。——芸芸众生企盼有一个救世主能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种企盼成了一种真正的酵母：它为一切社会先知和宗教先知铺平了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热情和光辉时，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人只需挺身而出并且断然声称，是他，而且唯独是他找到了或者说首创了新的救世之道，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将自己的信任寄托在这个所谓民族的救星或者说世界的救星身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总会首先在世间创造出一种新的理想追求——这大概就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深奥莫测的意义吧。因为每一个向世人许诺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国家统一和政治清明的欺世盗名者首先就会从世人身上得到最神圣的力量：献身的意愿和满腔热情。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像中了魔似的心甘情愿被压迫、被蹂躏、被宰割，而且这样一个欺世盗名者向世人要求越多，世人就会越痴迷他。自由——昨天还是世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渴求，他们却可以为了取悦这个欺世盗名者而自愿将自由抛弃，只是为了更加俯首帖耳地服从他的领导，而塔西佗那句古老名言——“我们陷于被奴役的状态”就会一再得以实现，以致各族人民陶醉于在充满激情的团结之中而自愿陷于被奴役的状态，同时还要赞美抽打在他们身上的皮鞭呢。 自由的没落（一首赞美诗） [俄罗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1891—1938） 兄弟们，让我们庆祝自由的没落， 这伟大的阴郁的岁月。 笨重的罗网布满了 沸腾的黑夜的水域。 你正进入湮没的时代， 哦太阳，哦法官，哦人民！ 让我们赞美这性命攸关的重负， 那是人民的领袖用眼泪来承担的。 让我们赞美权力所承受的没落的负担， 它的难以忍受的刺激。 他有一颗心，一定听到了，哦时代， 你的船正沉入海底。 我们已经迫使燕子加入战争的兵团， 此刻太阳也被藏起来了。 所有的元素活泼地颤抖，晃动； 穿过罗网，这时暮色已重， 太阳不见了，大地在漂泊。 我们不如试着去远航： 又大又笨的轮舵吱吱嘎嘎地旋转； 大地在海中。男人，勇敢点儿。 像铁犁切开海浪， 我们仍将在忘川的寒冷中记起， 为了这个大地，我们付出了十个苍穹。 1918.5 杨子 译  Hearts of the Revolutionaries: Passage of the Planets of the Future 思想似乎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和摸不着，可以作任意的改变，顺从地适应各种情况和各种模式。 一种 思想意识——世界最最非物质的力量竟然会在我们这个静谧安详和循规蹈矩的古老世界上一再创造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蛊惑世人的奇迹：世人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蛊惑——他们钦佩并且赞美那些欺世盗名者，因为欺世盗名者成功地将精神转化为没有思想的物质。然而，恰恰是这些宣扬理想或者说宣扬空想的人一旦取得胜利之后就几乎全部都立刻暴露出自己是他们鼓吹的那种精神的最最卑劣的背叛者——而其后果则是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权力会膨胀成为绝对权威，胜利会膨胀为滥用胜利。那些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自己曾激励过许多人为了他们个人的虚无缥缈的理想而乐于去生和去死，那些征服者们全都会陷入这样一种诱惑：要将征服多数人转变为征服全体民众，并且还要将自己的教条强加给那些没有宗派的人士。那些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有自己的驯服工具——他们有自己的附庸、有自己的精神走卒，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那些有历次运动中永远为他们冲锋陷阵的人——不，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要使那些自由的人——那些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渐渐成为替他们歌功颂德的人和奴仆呢，并且为了将自己的教条作为独一无二的信仰加以贯彻，他们会以国家的名义将任何不同的意见斥之犯罪。一切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意识形态都永远重复着这样的厄运：一旦这些意识形态转变为专制，这些意识形态就会酿成暴政。而当一个欺世盗名者不再相信自己的“真理”具有内在的威力而需要采取残忍的暴政时，他就会向每个人天赋的自由宣战。任何一种思想意识——不管哪一种思想意识都一样——从它为了整肃和控制各种异己的信念而采取恐怖手段的那一刻起，它就已不再是理想的追求了，而是罪恶的渊薮。即便是最最纯洁的真理一旦要用暴力去强迫他人接受，它也就亵渎了其自身精神。 思想界确实无比神奇。它似乎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和摸不着，可以作任意的改变，顺从地适应各种情况和各种模式。而正是这一点往往会一再引诱生性专横的人产生这样的错觉：他们完全能够压制思想界、禁锢思想界、随自己的心愿堵住思想界的嘴。可是，就像力学上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样，随着任何一种压迫的增强，反抗也会增强——而且恰恰在反抗被压迫到了极点时，反抗就会成为炸药，就会爆炸：任何一种压迫迟早会导致造反。因为人类在道德精神上的独立性从来无法被摧毁——这一点倒是永远令人欣慰！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能成功地用专制的手段强迫所有世人只信奉一种宗教和只信奉一种哲学——世界观的一种形式，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思想界始终知道，为了抵御任何一种奴役，思想界要始终拒绝用规定的模式思维，拒绝让思想界把自己变得浅薄、停滞、厌倦、鼠目寸光和唯唯诺诺。 因此想要把生活中神奇的丰富多彩简单地划分为非黑即白的任何一种努力该有多么迂腐和枉然！——这种仅仅依靠强权贯彻的原则将人类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划分为敬畏天主的人和异教徒、划分为听命于国家的人和敌视国家的人。然而，为了反抗这样一种用暴力压制个人自由的行为，有独立思想的人随时都会出现；他们坚决拒绝违心地服兵役参加战争。一个时代还不可能如此野蛮吧，一种暴政还不可能如此组织严密吧，以致始终没有个别的人会明白：应该避免对民众进行压迫：应该捍卫个人信念的权利；应该反抗那些声称为维护自己的“唯一真理”而使用暴力的偏执狂们。 暗蚀 [德国]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 暗蚀了 那钥匙的权力。 獠牙统治着， 从白垩的痕迹而来， 对抗人世的 分秒。 孟明 译  他们在那样的时代都会退隐到暗处 尽管16世纪和我们今天的20世纪十分相似——在意识形态方面采用暴力而杀一儆百；但在16世纪也曾有过思想自由和刚正不阿的人呀。如果我们读一读当年人文主义者们的书信，我们就会亲切地感觉到他们对由于暴力而变得惊慌失措的世界所怀的深深忧伤。16世纪的每一个基督教教义卫道士都会这么宣告：“凡是我们教导的，都是真的；凡是我们不教导的，都是假的。”而当年的人文主义者们却十分厌恶这些小贩兜售货物似的愚蠢宣告。——我们对他们的厌恶心情深有同感。是呀，面对那些自以为已进入到自己完美信仰的世界并且唾沫四溅地宣称要为正统的教义采取暴力的人，这些人文主义者们——开明的世界公民们又怎么不会觉得可怕呢！面对那些萨伏那洛拉的信徒、加尔文的信徒、约翰·诺克斯的信徒——那些要扼杀世上美好事物并要把世界转变为道德课堂的人——这些人文主义者们又怎么不会反感呢！所有这些充满人性和智慧的人以悲观的敏锐目光认识到：那些疯狂的刚愎自用的人必然会给欧洲带来灾难。这些人文主义者们已经听到：在激烈的言辞后面是武器在铿锵作响，并且预感到一场复仇战争——可怕的战争正在逼近。然而这些人文主义者们纵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而战。人生的命运几乎总是不能两全其美：明白道理的人并不是诉诸行动的人，而诉诸行动的人却不是明白道理的人。这些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互通令人感动和春秋笔法的书信，但他们仅仅是在自己关起门来的书斋里哀叹，并没有一个人文主义者挺身而出，与“反基督分子”进行斗争。伊拉斯谟有时还敢于从暗处向他们射出几支冷箭：拉伯雷会披着小丑的外衣用嬉笑怒骂进行鞭笞。高贵而睿智的哲人蒙田会在自己的随笔中写出最最意味深长的话；但是没有一个人文主义者试图认真地进行干预，哪怕是想方设法在无数可耻的迫害和处死中去阻止唯一的一次罪行也行啊！这些深谙人情世故的人文主义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明智的人不值当同疯狂的人争斗，因而他们变得十分小心谨慎。他们在那样的时代都会退隐到暗处，以免自己被抓住和牺牲。 殉难者 [芬兰] 伊迪特·索德格朗（1892—1923） 殉难者是苍白的。 他双目燃烧。 他怜悯地 俯视你们。 你们这些用难看的姿势 拥向各处的人 知道些什么 关于你们的好与坏， 自由地抬起头的滋味。 被全世界判刑的人 是无罪的。 最纯净的太阳 是漆黑的杯子。 他把受害者五颜六色的斗篷 轻轻地披在肩上： 你们抚摸它像丝绒，最柔软的丝绒—— 我那意志的装束。 北岛 译  电影《大都会》剧照 不可以强迫任何人接受一种世界观 然而，在所有这些人文主义者中间唯独卡斯特里奥敢于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去迎向自己的命运——这正是他的永世长存的荣耀。他英雄般地敢于为受迫害的同道说话——从而也是为自己的一生遭遇说话。虽然他每时每刻都会受到狂热分子的威胁，但他自己却完全没有狂热的情绪，丝毫不激动，而是以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坚毅表明自己的信念：不可以强迫任何人接受一种世界观；世间任何一种世俗政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用暴力去控制一个人的良知——这犹如在那个怒气冲冲的时代竖立起一面旗帜；况且因为卡斯特里奥不是以一个宗派的名义而是出于永恒的人道精神阐述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的思想如同他的有些言论一样永远不会枯萎。这些符合普遍人性的思想——超越时代的思想，一旦经过一位文人的巧妙阐述，就会始终保持自己的影响；这种在世界上想通的信念始终比攻击性和教条式的个别信念存在更久远。 节选自斯蒂芬·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引言部分，舒昌善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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