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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拉！” “哪个伊莎贝拉？” “阿佳妮！她得演个角色。” “哪个角色？那个母亲？” “不，是那个少女。” “哦，玛格丽特，她对你来说是还年轻，但她40岁了！而那时的你才16岁，你怎会想要她这个已有皱纹的母亲来演个处女呢？” 这段对于演员挑选的争执出现在让·雅克·阿诺准备导演《情人》期间，杜拉斯冷不丁对他的询问。但阿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阿佳妮没有成为《情人》的女主人公，出演的是法国女星珍玛琪。 在电影改编的问题上，杜拉斯是出了名的强势，偏偏她的意见常常让人捉摸不透，甚至不可理喻，无怪乎阿诺曾经很抵触与这位大作家对话，他曾抱怨道：“跟那个跑到我这儿怪声怪气大嚷大叫、老是阻挡我使我无法坦诚拍摄的老女人合作？我不行！” ▲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可能是杜拉斯最家喻户晓的一部作品，也是她颇为心心念念的一部作品。作品之于作家，就像孩子之于母亲，当《情人》的电影改编和拍摄提上日程，而导演又并非自己，杜拉斯就无法闲着了。 有的作者，当作品卖出去后，他们便撒手不管，但杜拉斯不是，恰恰相反，她会“疯狂”地管。整个《情人》的拍摄过程，杜拉斯与阿诺的争执一直没停过，他们少有的共识，也许就是选定梁家辉出演男主角。所以，即便最终影片上映，杜拉斯对于成片也颇多不满。 小说《情人》的故事，可以归纳为一位中国少爷与一个法国贫穷少女发生于越南的爱情悲剧。“我”是一位早熟的少女，惯于接受男人杂糅着欲望的目光。“我”懂得享乐，却也因为母亲的病、大哥的不克制等原因，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 情人之于“我”，既是情欲的满足、虚荣的满足，也是现实的物质的需要。这个“关于渡河的故事”最终以不可避免的分离收场，“我”和“中国情人”从此生活截然不同，而唯一的慰藉是：多年以后，他给当年的法国少女打了电话，“他说他和从前一样，仍然爱着她，说他永远无法扯断对她的爱，他将至死爱着她”。 电影《情人》大致还原了这段故事，在小说中，杜拉斯使用上了年纪的“我”作为叙述视角，在回忆中娓娓道来这段故事，那段颇为经典的开头我还记得—— “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而电影的开场也从老年作家追忆往事开始，不过对语言做了简化。 尽管杜拉斯对于电影《情人》颇有微词，但坦率地说，电影还是尽量贴近了小说角色、情节和场景。电影中的法国少女和中国情人的形象，和原作相近，梁家辉饰演的男主人公是侨居越南的中国北方青年，三十而立，家庭富裕；法国女星珍玛琪饰演的女主人公来自法国，十五岁，一无所有。 小说在描写女主人公的外表及打扮时，特意写道“（我）这张外在的、疲乏不堪的面庞和这双过早带有黑圈的眼睛”、“穿着一件真丝的连衣裙，它已经破旧不堪，几乎是透明的......这是一件无袖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那真丝是茶色的......那一天姑娘头上戴着一顶平边男帽，一顶玫瑰红色的软毡帽，上面围着一条很宽的黑色饰带”，这些描写，电影都有相应的还原，比如女主人公的第一次亮相，旁白声中，纵向流动的镜头展示了她的衣着打扮，帽子、裙子、高跟鞋以及神态等，虽难说百分百的“神似”，但至少让观众有足够的代入感。 电影中女主人公那双磨破的金丝高跟鞋有两层含义。一来，它是女主人公生活窘境的侧面体现。女主人公没有多少鞋可挑，而这双高跟鞋，由于使用过久，难免磨破。 反观后面出场的“中国情人”，讲究的西服、豪华的轿车，无不彰显他生活的富贵；二来，这双金丝高跟鞋贴合了女主人公的早熟气质，也暗示了她日渐被唤起的女性意识。小说中写道： “这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只穿得惯这双鞋，甚至现在还是如此，这双高跟鞋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双皮鞋，它很漂亮，超过以前我穿过的所有为了跑步、玩耍而穿的平底白布鞋。” 电影《情人》不乏这种具有象征和暗示意味的细节。例如：有一次，当女主人公发现中国情人的黑色轿车停留于学校门口，她缓缓走过去，颇含情愫地隔窗亲吻中国情人。在这个画面中，导演刻意突出了“玻璃车窗”对两人的阻隔，营造出“这么近又那么远”的氛围。 而当我们看到片尾，二人因为家境、地位、种族等原因最终分离，我们就会不由联想起玻璃车窗的暗示。他们的爱情，终归是被透明却坚硬的玻璃车窗阻隔。 又比如：电影中，“花”曾被镜头三次强调。第一次，是女主人公和中国情人躺在床上，借着女主人公问“它怎么死了”，镜头强调枯萎的花的存在。后面两次，都是女主人公在屋内给花浇水。 在第一次出现“花”时，导演特意在花的那侧弱化了光线，形成一种阴暗的视觉效果，这多少是对女主人公和中国情人内心压抑的暗示，也仿佛那位中国情人从前的生活，他虽然富贵，内心却缺乏生气，缺乏被真正地爱，他渴望女主人公般少女的慰藉。 而有趣的是，随着女主人公的浇水，花渐渐长出了新叶。这处细节需要和花被安放的地点相结合。这处地点是中国情人从前和情妇幽会的场所，可在女主人公出现之前，情妇一个换一个，却都没有人留意到花的存在，以至于它近乎凋零。而女主人公则细心地为花浇水，使它从枯萎到重现生机。花的变化过程，也仿佛女主人公对和中国情人这段交往的认识变化。起初，她认为这不过是寻欢作乐，是对自己物质需求和性欲的满足，可到了后来，女主人公意识到她已然动了真情，中国情人之于她，不只是逢场作戏的存在，她开始重视并呵护这段感情，一如她为花浇水。
鲁迅评《红楼梦》有过这么一段名言：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红楼梦》于不同读者眼中有不同看法，故而产生争议，电影《情人》也如是。关注色相的读者可能只将当作小黄片一睹为快，女权主义者可能视其为女性意识的颂歌，而更在意卿卿我我的恋人们，则可能议论女主人公和中国情人令人遗憾的分离。 如今，当我重看《情人》，我更愿意留心那些持续几秒的镜头，或者似有深意的画面，又或者是一段曲子。比如离开的夜晚，轮船上响起的肖邦作品《Waltz in B minor. Op69,No2》，比如上文提及的玻璃车窗，比如那株长出新叶的花。
杜拉斯身为原作作者，她对于这段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的故事，倾注颇多感情，对电影比较挑剔，也在情理之中，而似我这般局外人，阿诺交出的这部成片，至少让我有了重新翻看的欲望，电影精心设置的细节，也足够让人细细品味。从这一点而言，电影《情人》终归是成功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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