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两面之词

编者按：近日，由北京胡杨文化策划出品的《桃花树下的鲁迅》在九州出版社出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先生特为此书作序说：“读了《桃花树下的鲁迅》这本书之后，我也想发表一个看法：即使鲁研界内无高手，鲁研界外还是有高手的。如若不信，那就把这本书买来认真看看。”

能让陈漱渝先生作出如此高的评价，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这位被陈先生称为“界外高手”的作者又是何许人也？

今天是鲁迅逝世八十四周年纪念日，本公号特选摘其中一篇《鲁迅的两面之词》，以观大概。此文选取八个侧面（关键词）来展示鲁迅在不同场合环境下的相反态度，让读者思索一个常常矛盾对立又自成一统的鲁迅。普通对鲁迅研读不深的读者，如果只偏执其中一面，则所知道的鲁迅很可能是假的。

鲁迅自己的两面之词

文｜ 黄坚

两人争执，容易各执一词；一人说话，也有前后不同。普通人是这样，鲁迅也不例外。

下面是我找到的几个例子。

一、关键词：国粹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鲁迅《致钱玄同》）

这封信写于1918年7月5日。

《蹇安五记》见赠，谢谢。但纸用仿中国纸，为精印本之一小缺点。我亦非中庸者，时而为极端国粹派，以为印古色古香书，必须用古式纸，以机器制造者斥之，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也。（鲁迅《致曹聚仁》）

这封信写于1935年1月17日。

同一个名词，前者加之以“放屁”，后者自承为“极端国粹派”。两封信的书写时间，相差近17年，但这不等于说，17年前的鲁迅，是个“国粹‘放屁’”派，17年后成了“极端国粹派”。终其一生，鲁迅对于国粹的态度，几乎没什么变化，就是说，一开始（至少可以从1918年算起）鲁迅就是集“国粹‘放屁’”和“极端国粹派”于一身的，晚年也依然如故。这要看“国粹”一词如何理解？用在什么地方？用意如何？如果你看到鲁迅说“国粹‘放屁’”，就忘了他的“极端国粹派”，或者听到他说自己是“极端国粹派”，就忘了他的“国粹‘放屁’”说，那是你偏颇了。

顺便说一句，鲁迅给钱玄同的信里说“一群坏种要刊丛编”，指的是刘师培等人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信里还有一句“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说的也是刘师培。但在1927年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鲁迅却几次提到刘师培的名字，“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上面三种书（其中之一是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二、关键词：旧历年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花边文学·过年》）

这句话写于1934年2月15日。换算一下，就是说，鲁迅从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起，就没有过旧历年了。

这话大体确实可信，但也不能看得太绝对，滴水不漏。

看《鲁迅日记》，1920年的旧历除夕，是过了的。

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

记述得很简单，但过年的“花样”基本具备：祭祖，夜添菜饮酒，放花爆，还收了同事的新年贺礼。

为何1920年会有这种过年景象？之前（1912年以来，直到1919年）好像没有。

原因很容易想到，1919年年底，鲁迅回老家把母亲、夫人及周建人一家，全都接到了北京，跟已先行搬入八道湾的周作人家团聚一处，从此算是定居北京。三兄弟异地飘蓬多年，终于又和母亲、家人合为一家，即使从母亲的心愿来说，年（旧历）也应该要过一下的。

1922年的除夕，应该也过了。

《鲁迅日记》中1922年的部分，因为后来许广平的被捕而遗失。鲁迅研究专家马蹄疾先生根据一些相关资料，对1922年的鲁迅日记重新进行钩辑、考订、整理和复原，下面是马蹄疾的“复原”结果：

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

过年的“花样”依然略备：祭祖，邀请同乡亲友来家一起吃年夜饭（肯定也得添菜饮酒）。最值得注意的，是“谈甚久”。马蹄疾的“复原”，主要依据的是《周作人日记》。《周作人日记》1922年除夕的记载是：

旧除夕。晚供祖像，分岁闲谈，至十二点始睡。

“分岁闲谈，至十二点始睡”，分明是守岁的意思。守岁正是传统过年习俗之一。

如此，1920年和1922年的除夕，鲁迅他们在八道湾，是过了的。虽然看来没有大操大办，但应景是必须的。既然1920和1922年都过了除夕，1921年没过吗？是的，没过。原因是周作人生病了。从1920年底，一直到1921年9月，几乎一直在西山养病，把鲁迅忙得够呛，可以说心力交瘁，后来小说《兄弟》写的就是这件事，里面有担心弟兄身后事处理的情节。所以，过年也就无从谈起了。要不然，我想1921年的除夕，鲁迅他们照例也会过的。

1923年7月，鲁迅兄弟失和。但过年是在年初，他俩《日记》里有记载吗？《鲁迅日记》完全是“痕迹全无”，连提都没提一句（以前有时会提一句）。《周作人日记》则有“旧除夕，晚祭祖”的字样，给人以“例行公事”的感觉。

1924年的农历除夕，兄弟俩已经失和，各自分居。《周作人日记》里是“旧除夕，晚祭祖”六个熟字，但有了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鲁迅日记》里也是一句话：

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

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个除夕夜，鲁迅和夫人朱安是在砖塔胡同临时租住的房子过的。

除此以外，鲁迅在京期间，从《鲁迅日记》以及其他资料来看，确实没有过过旧历年。过年的“过”，是有特殊含义的一个字，并非吃饭喝酒，就算过年。1917年除夕，《日记》里有一句，“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这种状况，跟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有关。

中华民国成立后，宣布废除旧历，鲁迅在思想和心理上都是赞成的，这一点见于他的各种文字，也体现在他的实际生活中。

1919年4月30日，鲁迅给钱玄同写信，落款处以谐谑的笔调，大开夏历和公历的玩笑，发明出一个词：“夷歪”，来跟“夏正”对照，对中国旧历极尽调侃、揶揄之能事。

同年发表的《随感录》里，鲁迅引他人著作里的话，“他若贺阳历新年者，复贺阴历新年；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一察社会各方面，兼无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是非之所以无定者，简括言之，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祟而已。”认为说得“很透澈”，并加结论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实际就是要去掉旧历，只用新历。

但到了1926年年初，鲁迅的年历思想起了一点变化，他说自己“近来对于年关颇有些神经过钝了”，意思是，对于旧历固然早已无动于衷，对新历也“不觉得怎样”。鲁迅对新旧年历，开始有了点一视同仁的意思。

国民党经北伐统一中国后，再次宣布，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一年后，鲁迅写了一篇题为《习惯与改革》的杂文。这是一篇专门谈论年历改革的文章，是一篇相当“正经”的文章，堪称“正能量”！作者站在改革的立场，却着力强调了改革必须知道民众的习惯和风俗，否则任何好意的改革，都只能归于失败。这篇杂文在肯定年历改革大方向的同时，透露出鲁迅对于新旧年历在思想和心态上的某种自我“反动”，预示着鲁迅在新旧年历一事上，有向“民众的习惯和风俗”靠拢或者说回归的迹象。

于是，我们在1933年的《鲁迅日记》里，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

“不能得者已二年矣”，指的是1931年和1932年。1931年1月17日，柔石被捕，2月7日被枪杀。鲁迅从1月20日起到2月28日，携家眷避居在旅馆。2月16日是农历除夕，身在旅馆的鲁迅一家三口，“托王蕴如（周建人夫人）制肴三种，于晚食之”。无论如何，这都不能算是“过年”。

1932年除夕，鲁迅遭逢“一·二八沪战”。鲁迅携全家避难于内山书店（分店），在书店的地板上，席地而卧地度过了旧历年的年初一，“旧历元旦。昙。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之前五天包括除夕日的日记失记，情形可想而知。）

所以，当1933年除夕到来时，有劫后余生之感的鲁迅，跟海婴一起，度过了一个久违的欢快的除夕夜晚。

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强制废除阴历，民间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上海已渐温暖，过旧历年之情形，比新历年还起劲。（《致姚克》1934年2月11日）

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生中仅有的高兴。（《花边文学·过年》，写于1934年2月15日，13日为除夕）

此时的鲁迅，已经完全站在为旧历年辩护的立场上，就像一辆重新上路的“老爷车”，鲁迅过旧历年的玩兴，显得更加盎然。到了下年，即1935年，鲁迅过旧历年的借口，也进一步地提高了理论档次。

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致黄源》1935年2月3日）

今年上海爆竹声特别旺盛，足见复古之一斑。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想先生当亦以为然的。（《致杨霁云》1935年2月4日）

这可以说是鲁迅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过旧历年。转年到1936年年初，鲁迅的身体，日陷沉疴。当1936年的旧历新年即将来临时，头年那样的兴奋和欢喜，已不可复得。鲁迅只是在给母亲和朋友的信中，以淡淡的、平静的，看上去有点有心无力的语气，略略提到了过年的事：

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过年。寓中只买一点食物，大家吃吃。（《致母亲》1936年1月21日）

此地已安静，大家准备过年，究竟还是爱阴历。（《致曹靖华》1936年1月21日）

有一个细节，值得提一下。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当农历新年快到来时，在给一些友人的书信中，鲁迅会顺手添上一两笔“鲁氏”俏皮语，比如1935年《致孟十还》，落款“并贺年禧”，年字后面插入“旧的”两字，还有二月四日＝正月元旦。同日《致杨霁云》结尾的“并颂年禧”的年，是鲁迅自创的合体字，即左边一个繁体旧字，右边一个年；给其他友人的信中，还每每特意把夏历时间和公历时间并列合写，以示“共荣共存”。同时鲁迅在信末的祝福语，好像特别喜欢用到“禧”字，年禧之外，还有春禧。这在鲁迅以往的书信中，是极少见，或者说是绝迹的。

把这些跟十几年前给钱玄同写信时，像个活蹦乱跳的“光屁股”玩童一样，以“夷歪”一词大开夏历玩笑的鲁迅合起来看，还真有点像《在酒楼上》吕纬甫说到的蜂蝇，飞了一圈，又绕回来了。

三、关键词：梁实秋

《益世报》久未见，只是朋友有时寄一点剪下的文章来，却未见有梁实秋教授的；但我并不反对梁教授这人，也并不反对兼登他的文章的刊物。

这是鲁迅1935年9月12日，写给李长之信里的一段话。

在新中国上过学的，应该都知道《“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杂文。“走狗”而且“丧家”而且“乏”，这算不算“反对这人”？也许“走狗”“丧家”和“乏”，都是就其思想言论而言，但思想言论，跟“这人”是什么关系？虽然不好说是一回事，但能说是两回事？

《南腔北调集》的《题记》里有一句话：“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话意所指，看上去很含糊，但联系前后文看，这话跟梁实秋有关，几乎应该是肯定的。

“这个家伙（指梁实秋），我怎能饶他。”（张友松《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他》，《鲁迅研究资料》第七辑）

“这个家伙，我怎能饶他”，分明是奔人而去的。鲁迅为帮冯乃超而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乃超太忠厚”，“我来帮他一把”，显然也是冲梁实秋人去的。当然也可以说，只是冲梁实秋的思想和言论而去的。

鲁迅一生笔战不断，但真正有来有往，能旗鼓相当者，并不多，绝大多数对手，都被鲁迅“一刀斩于马下”，根本没有第二回合。梁实秋不同，他跟鲁迅之间，有过“你枪来我棍往”的交锋，鲁迅也把梁实秋看作是一个对手。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里，鲁迅特地带了一句：

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这句话可以跟“我并不反对梁教授这人”，连起来读。

最后也顺便说一句，鲁迅跟梁实秋为“硬译”问题，争得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但在给许广平翻译的《小彼得》写序时，鲁迅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

这段话可以（应该）跟鲁迅有关“硬译”的文字对照看，藉以理解鲁迅所说“硬译”，究竟是什么意思。

四、关键词：邻猫生子

这词的含义是梁启超从国外引入的，浓缩为这个词，是鲁迅的“杰作”。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的《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对“邻猫生子”，很发了一通议论：

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不相干？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管到“邻猫生子”，很有人以为笑谈，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现在就有四匹邻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们之一又诞育四匹，则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们常常吵闹，比现在加倍地心烦。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

总之，不为“邻猫生子”之说所阻，一定要发扬爱管闲事的战斗精神和作风。

但在鲁迅给朋友的信里，“邻猫生子”还有另一种用法：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1934年4月9日《致姚克》）

这里“邻猫生子”的意思，约等于鸡零狗碎。所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意思是“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可见，同一个“邻猫生子”，在鲁迅笔下，地方不同，意思也不一样，褒贬各异。

这本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借此可以明了鲁迅笔法之一种。

五、关键词：喝咖啡

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三闲集·革命咖啡店》）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对咖啡好像有点偏见，有点排斥，至少是不“感冒”的。有一句流传很广的鲁迅名言：“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鲁迅在给友人的书信里，也表达过自己对于咖啡的反感和讨厌：

创造社开了咖啡店，宣传“在那里面，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不远在《语丝》上，我们就要订正。田汉也开咖啡店，广告云，有“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饮客大谈文学，思想起来，好不肉麻煞人也。（1928年8月15日《致章廷谦》）

在上海，五步一咖啡馆，十步一照相馆，真是讨厌的地方。（1933年10月7日《致增田涉》）

但鲁迅真的是“我是不喝咖啡的”吗？我们还是借《鲁迅日记》，来回答一下。

下午同许季上往观音寺街晋和祥饮加非，食少许饼饵。（1913年5月28日）

午同齐寿山出市，食欧洲饼饵及加非，又饮酒少许。（1913年9月2日）

午与齐寿山、徐吉轩、戴芦苓往益昌食面包、加非。（1914年1月10日）

午后同齐寿山出饮加非。（1914年12月7日）

午后同齐寿山、戴螺舲、许季上至益锠饮加非。（1914年12月8日）

午后往同仁医院视沛，二弟亦至，因同至店饮冰加非，又至大学。（1920年7月26日）

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1923年8月1日）

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比毕回至西四牌楼饮冷加非而归。（1923年8月16日）

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饮咖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咖啡和面包，曾经几乎是鲁迅和他的同事的午餐，当然更多时候，只是一种休闲方式。（鲁迅在北京时期，如此欧化的生活方式，估计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到上海后，《鲁迅日记》也有到咖啡店的记载，但这时的进咖啡店，跟北京时期有所不同。北京的喝咖啡，纯属是私人生活性质的，在上海进咖啡店，多半——如果不说是全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工作（具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左联”一些极其重要的活动，基本是在咖啡馆（著名的“公咖”）进行的，像“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鲁迅日记》1930年2月16日），“午后同柔石往公啡喝加啡”（1930年6月5日），都是参加“左联”活动的记录。有人说鲁迅在上海期间进咖啡馆，从不喝咖啡，只喝绿茶，我想这有可能是受了上述鲁迅在《革命咖啡馆》一文中声明的误导，对鲁迅的自我陈述，有点过于“轻信”了。像《鲁迅日记》1933年1月28日，“午后同前田寅治及内山君至奥斯台黎饮咖啡”，也是喝的绿茶？或者只是陪人？还有魏猛克《回忆鲁迅二三事》中有段文字：“同鲁迅见面的机会就较多，有时是为左联的工作到内山书店去找他的……内山书店右边，横过马路，在北四川路转角处，是希腊人开的小酒店Astoria。这酒店柜台前靠墙摆三张条桌，一张可坐四人，挤一点便能坐五六人。鲁迅常坐在这样的桌边与友人边喝咖啡边谈工作。”“与友人边喝咖啡边谈工作”，只是场景概况？其实喝的也是绿茶？这真教人难以判断了。但我们看上面所引鲁迅北京时期的日记记载，可以确信，至少在北京时期，鲁迅是喝咖啡的，而且喝的，经常还是冰咖啡。

六、关键词：彩票

《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收录了吴朗西《片断的回忆》一文，文中有个片断：

大概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到永安公司附近去参加鲁迅先生也出席的一个宴会，我在日升楼下了电车，就跑到一家彩票店去买航空奖券。忽然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鲁迅先生，我好像一个做了错事被老师抓住的学生一样，窘得脸都红了，我找不出旁的话说，却问鲁迅先生道：“先生，您买不买奖券？”鲁迅先生笑着说：“我从来不买发财票。”

还是《鲁迅日记》：　

　

午后在月中桂买上海竞马采票一张，十一元。（1924年4月25日）

第二天的《日记》，鲁迅记了“下午寄三弟信并竞马券一枚。”这一枚竞马券，应该就是头天买的那张了。为什么要寄给在上海的周建人呢？是替周建人买的？还是因为“上海竞马券”，所以要寄到上海去（兑奖）？

这段时间，鲁迅购买的西三条胡同新屋，已经装修到了最后阶段。一个月后的5月25日，鲁迅“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为了买下这座新屋，鲁迅四处借贷，期间的《鲁迅日记》，不断出现借款多少多少的记录，数目动辄数百，假如说这时候鲁迅动了买彩票的念头，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十一元一张的彩票，当然说不上是很大的数目，不过也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小数字。鲁迅有几次从北大和北师大领到的月薪，还不到十一元，大中公学给他开的的月薪是三元二角。

顺便说一下，《呐喊》中《端午节》最后一大段文字，写的就是彩票。这篇小说写于1922年。

七、关键词：莎剧里的群众

1934年9月，鲁迅针对杜衡的一篇文章，写了一篇《“以眼还眼”》的杂文。杜衡的原文，题为《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鲁迅摘引了其中的一段：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针对杜衡这段话，鲁迅又引述了俄国哲学家显斯妥夫（今译舍斯托夫）的一段话，最后给出自己的结论，结束全文：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亚发愁。彼此其实都很明白：“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就是在那时候的群众，也“不过是余兴”而已。

鲁迅跟“第三种人”的笔仗，对鲁迅有兴趣的人都知道，杜衡即苏汶，就是“第三种人”。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话题有点太大，我们这里只是说说《“以眼还眼”》这篇文章。在写这篇杂文的26年前，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鲁迅，写过一篇《文化偏至论》，里面有段话：

故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惟常言是解，于奥义也漠然。常言奥义，孰近正矣？是故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

其中“是故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数言”，跟鲁迅在《“以眼还眼”》里批评杜衡的文章，说的是同一个典故。不仅如此，《文化偏至论》里的鲁迅观点，跟杜衡的观点，看上去何其相似乃尔！其中最突出的，正是对于群众盲目性的感慨，或者说，愤慨。

鲁迅写《“以眼还眼”》时，已经阅读和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懂得了从群众的立场和角度，来反观英雄的形象。杜衡则似乎还停留在26年前的鲁迅的思想状态，结果被鲁迅轻巧地一击即中。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鲁迅写《文化偏至论》时，是27岁；写《“以眼还眼”》的时候，杜衡即苏汶，也是27岁。

思想的变迁，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尤其对鲁迅来说，但通过同一个典故展示出来，可就有点无巧不成书的意思了。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公路旁一块尖角指示路牌，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撞了一下，结果方向完全掉了个个，木牌还是那块木牌，方向却完全转了180℃。

八、关键词：乱写

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人会否认，鲁迅是个严肃认真的作家，所以，假如鲁迅主张反对乱写，这肯定是理所当然的事。

随便翻翻是可以的，但必须不随便乱写！（唐弢《纪念鲁迅先生》）

这是鲁迅对青年唐弢一次很严肃的谈话。

此外，鲁迅在杂文里写过：

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意，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名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且介亭杂文·“寻开心”》

这是从读者角度着笔，对乱写的批评不言而喻。

不过，对于乱写，鲁迅也说过另一番话：

我想你还是到东京去写作好，即使是胡乱写写也好，因为不乱写就不能有所成就。等到有所成就以后，再把乱写的东西改正就好了。（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

假如只有前面一句，“即使是胡乱写写也好”，我还有点拿不准鲁迅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加上后面一句：“因为不乱写就不能有所成就”，这就要让人挠挠头了。这里说的“乱写”，应该别有“深意”吧？起码应该看作是一种写作技巧或途径，看起来简直像是写作诀窍或秘诀之类，否则，怎么个“因为不乱写就不能有所成就”呢？鲁迅这里的话，虽然有些谐谑逗乐的成份，但总不能看作是纯粹的乱说吧？

好玩的是，紧接着上面这段话，鲁迅在信里又说：

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来中国之前大抵抱有成见，来到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这样来等于不来，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

看最后一句，鲁迅还是反对乱写的，这很有点“始乱终正”、曲终奏雅的味道。

1933年10月23日，鲁迅给陶亢德的信里这样说：

我并非全不赞成《论语》的态度，只是其中有一二位作者的作品，我看来有些无聊。而自己的随便涂抹的东西，也不觉得怎样有聊，所以现在很想用一点功，少乱写。

看来鲁迅认为自己的东西，也有属于乱写的（所谓“随便涂抹的东西”），并且对此很不以为然，打算以后要“改邪归正”，要“少乱写”——不是“不”乱写，是“少”乱写。看来还是难以完全割舍对“乱写”的爱好。这是自谦呢，还是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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