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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翔
我1985年复旦大学毕业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在《书与画》杂志工作了整整16年，直至2001年调往上海中国画院。这16年，是我人生逐渐稳定成熟的蓄力时期，更是自己艺术积累探索的黄金岁月。毕业于中文系，最后能有幸把文学与书画相结合，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爱好与职业相结合，启文从艺，我无疑要感谢书画社，是《书与画》为我真正打开了书画艺术殿堂的大门。
那一年出版社要我编辑《朵云轩藏书画续集》，我把它看作是一项重大工程，让我能有机会进库房与历代大师的原作一亲芳泽，对于从小对传统书画心有所向的我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那时候，朵云轩的库房就在南京东路门市部的楼上，前后差不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总共过目了有好几万件作品。印象中，有看到几位“豪放派”的海上大家如来楚生、谢之光的大尺幅的工笔，后者早期的一幅名为《花好月圆人寿》的人物画，画得面面俱到，而又安静从容，让我触动很大。纸上得来终觉浅，这么每日反复过眼的经验，让我对海派绘画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系和认知。之前，我受启蒙老师薛邃先生的影响，认为中国画就是水墨为上，追求逸笔草草。有一日，当一幅张大壮的青绿山水在我眼前缓缓展开时，缜密秀润、妩媚明朗的画面，综合了文徵明、王鉴清润明洁的画风，清雅的书卷气不但纠正了之前我对青绿山水的“误读”，同时也让我领悟到，形式不分雅俗，路不止一条，所有的技法都是手段，目的是用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后来，我在陈佩秋先生处也印证了自己的想法，中国绘画的高度是由难度造就的。后来我的绘画实践重心逐步转向青绿，可以说就是这三个月看朵云轩藏品的经历造就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编辑室来了个大学生，还算得上有点稀奇，不过“萝卜干饭”还是得吃。那时候社里的前辈如刘小晴、方传鑫等都和我说过诸如“书法行吗？画会画吗？好好用功啊”之类的话，但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怎么听得进去，一到周六下午，雷打不动地和裱画师傅们出去踢球。现在想来，当年在出版社的各位同事，真是我艺术人生中殊为难得的良师益友，只要有问教于他们，他们都会不厌其烦与你细说，没有当日他们的敲打，就没有今日的我。而编辑这项工作，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甘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精神。
那时候，出版物不像现在这样丰富，每一期刊物出版，常常小小的一个错别字，很快就会收到来自读者的反馈。有次，我编辑的文章出了个错别字，我主动把责任担了下来，没有推给校对人员，这件事情虽小，却也坚定了我以后的做人准则。这种精神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平顺或是坎坷，都能适时冷静与清醒地反省自己。不敢说是一以贯之，很多时候，“忘我”以至于“无我”的境地，差不多成了我精神世界的追求。
书画社十六年的工作经历，影响了我的艺术创作、做人规范，培养了我立足点要高、视野要开阔的学术观。十六年后，当我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后，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这段经历对我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多么重要。近年来，我和同事们致力于梳理画院的历史文脉，积累学术成果，以丰厚画院的学术理论，当年书画社打下的基础至关重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有幸成为了上海电视台名牌节目《诗与画》的撰稿人，一周三期，前后写了四百多期。如何用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解读艺术，这件事，我一直在思考，现在在上海中国画院我也要继续这样做。我想，我的人生中这十六年的所学之所以让我受益至今，常温常新，亦在于这十六年背后的滋养，来自于书画社六十华岁，朵云轩百二十年的深厚积淀，为此，我对书画社、对朵云轩有着拳拳的感恩和深深的祝福。
那里的氛围、传承、积淀在不知不觉中催化、发展、成就了许多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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