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打招呼走了人，周作人心里慌了神。老大、老三图自己快活，寻找所谓的新生活去了，把家眷留给了老二，你说，老二能舒心吗？何况这老二，又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只想安心做学问，摊上一大家子的人和事，他能安心吗？
鲁迅南下后，每月寄给母亲20元，朱安10元零用钱，1932年11月后，朱安身体不适，需要营养，又加了5元零用钱。同时，鲁迅每月寄100元做日常开支。
鲁迅在外，给北京家庭的经济待遇不错，只是回家稀少。离京十年，仅仅回家两次。家庭的大小麻烦，由书呆周作人顶着。
鲁迅三口之家
周作人看不惯许广平的“小三”行为，更看不惯名人鲁迅的“抛家蓄妾”行为，这看不惯的背后，我想，大多是家庭负担扔给他而带来的恼怒。
1931年，周作人写过一篇散文《中年》，影射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讽刺味十足，咄咄逼人，几个片段，读起来，也耐人寻味：
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都不容空过。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 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鲁迅将在上海出版与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周作人觉得是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态。他说：“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
“苦雨斋”里的周作人
除去对鲁迅的偏袒，我们设身处地地替周作人考虑，也容易接受这内心的文字，也便真诚地理解周作人的苦境。
周作人是大学者，安守书斋，心如止水，是他的梦想。可是，家里的事烦着他，家外的世界更不省心。
周作人不是老朽，追求自由，宣传思想革命是他的本真，这一点，周氏兄弟是一致的，与失和无关。
张大帅杀害了李大钊，周作人义愤填膺，著文反驳反动报纸泼给李大钊的污泥浊水，并和几个朋友一道，对李大钊的遗孤加以保护和安置，让李大钊的孩子住在自己家。即使后来在任日伪督办的时候，周作人也帮助李大钊子女办“良民证”，协助他们去延安。
周作人主编《语丝》，批判时政，成为军阀的眼中钉，多次遭受生命之忧，曾和刘半农在日本友人家避难一周。大家劝他南下，他终以家累为由婉辞了。
当南方的年轻人把“不革命”的帽子戴给鲁迅的时候，也顺便捎带上了这位文坛上“高山仰止”的人物——北方的周作人。
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也曾集中火力攻击旧传统，但待冷静下来，认识到中国古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便不那么盲目了。
青年偶像鲁迅（前排右三）和周作人（前排左三）
周作人身边聚集的一些文人，在诗歌、小说和小品散文等方面取得了耀眼的成绩。特别是小品文，在周作人的倡导下，逐渐形成流派，即所谓“京派”。其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主要人物有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废名等。
他们创办刊物《骆驼草》，周作人写发刊词，强调散淡闲适，不谈政治。以前，周作人把自己的书房取名“苦雨斋”，现在又唤作“苦茶庵”，苦中作乐的意味更浓烈，称自己是一个喝着苦茶的和尚。
周作人的小品文，文如其人，平和冲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位置，难出其右者。
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评价周氏兄弟作品时说：“读周作人的著作，仿佛深山幽谷里的声音，又如僧人的经白，在悠然之中，把你引向远古，引向田园，引向无欲的安谧……鲁迅让你去做些什么，周作人却告诉你什么也别乱做；鲁迅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墙，而周作人却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
1934年1月，周作人满50岁。回顾自己的人生路，生出许多感叹，写了两首打油诗描绘自己“知天命”的心境：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朋友林语堂精心策划了一个专栏，把这两首诗刊登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同时发表周作人朋友们（包括林语堂本人）的和诗，还配发了周作人的巨幅照片。
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林语堂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佬级的人物，都曾是周氏兄弟的亲密朋友，但与他们保持更长更深友谊的还是周作人。他们的纷纷和诗，打响了《人间世》杂志，增添了文坛情趣，更抬高了周作人的文化位置，不过，也招惹了一些激进青年的热潮冷讽，特别是“左联”活跃分子胡风的文字，引起了周作人对鲁迅的误会，以为是鲁迅的幕后指挥。
鲁迅对周作人的小品文，的确有不同意见，认为小品文应成为匕首和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鲁迅对周作人散文成就的崇高评价。一次，美国记者提问鲁迅：中国新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家是谁？鲁迅列举了周作人、林语堂、梁启超、鲁迅等等，毫不犹豫地把周作人排在第一位，自己甘居其后。可惜，这次谈话几十年后才公开发表，周作人生前无缘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