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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花源记》一课的课文提示中，编者认为：“作者是按照他的社会理想来编织故事情节的”。这种理解由来已久，几成定论，如刘大杰在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中就说：“他（陶渊明）有广阔的胸怀，高远的理想，那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表现的无政府社会，自由自在的大同世界。” 确实，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人人劳动，衣食无虞，有父无君，自由平等，怡然自乐，古道热肠，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神往的乌托邦。但是，这真的就是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吗？或者说，是陶渊明完全按照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构建出来的吗？ 如果认真读完陶渊明的全部诗文，你可能会对这种说法产生疑问，因为在他那些写实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远比桃花源更绮丽、更多姿多彩、更有文化气息的隐逸世界。如果他是按自己的想象和完美世界的标准来构建，怎么可能比他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经历过的还逊色呢？作为一个天才的文学家，陶渊明的想象力毋庸置疑，但是他的理想世界不但没有将现实世界所展现出来的美好一面加以综合和升华，反而降低了，可能吗？ 我们还是先来将《桃花源记》和他的其他作品来作一个比较吧。 先看环境描写，《桃花源记》主要有这样几处： （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对桃花林的那两句描写廖廖数字，意境全出，而桃花源里的风景却很普通、平常，作者只是粗笔勾勒，似乎无意展开描写。 我们再来看看《游斜川》小序中的这段写景：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 还有《归去来兮辞》中的写景佳句：“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是不是远胜桃花源？ 再来看《桃花源记》对日常生活的描写：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是不是很普通？ 除此之外，村中人邀请渔人到家，“设酒杀鸡作食”，“皆出酒食”，可见家家有酒，生活富足，待人热情。 仅此而已。 而在陶渊明的诸多诗文中，幸福生活远比这个绚丽多彩，试举几例： 《扇上画赞》： 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尝游学，天网时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称疾闲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娱。 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曰琴曰书，顾盼有俦。饮河既足，自外皆休；缅怀千载，托契孤游。 《答庞参军》：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 载弹载咏，爰得我娱。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 《移居二首》：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读山海经》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疏。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归去来兮辞》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垂钓大泽、开怀畅饮、清言究微、弹琴读书、寻幽探胜、灌园耕作，这才是陶渊明理想的生活方式啊！ 桃花源虽好，但可能陶渊明自己都不愿久住，大概也会像渔人一样，只“停数日”就会“辞去”。 在理解《桃花源记》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一个问题：这是一篇志怪小说。应把它放在魏晋志怪小说的文本系统中来审视。 大约定稿于南朝初期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题陶潜撰，但历来存有争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说：“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但不管怎样，这部书将《桃花源》一文收入，可见这是一篇标准的志怪小说无疑。 中国志怪小说，历来与“史传”传统密不可分，志怪小说家大多强调这类小说的实录性质，将志怪小说作为“史家之外乘”，归为史之一脉。陶渊明也是如此，陈寅恪说：“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其所记之实，一是史书所载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人民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的故事，如《晋书·苏峻传》、《晋书·祖逖传》、《晋书·郗鉴传》、《晋中兴书》、《地理志》等，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陈寅恪还考证出《桃花源记》中对桃花林的一段描写，就参考了戴延之的《西征记》，而地点就是皇天原之下，玉涧水之傍。 而文中写到的渔人和南阳刘子骥的情节，则与《晋书·隐逸传》中记载的刘驎之的故事颇为相似。据说，刘驎之有一次到衡山采药，深入山中，遇到一条溪流，溪流南岸有两座石头修筑的仓库。当时因水深无法渡过，就回家了。后来听说仓中所藏都是仙方灵药以及其他各种东西，就想再去寻找，结果再也找不到了。 可见，《桃花源记》的内容都有所本，而文中所描写的桃花源人的生活情景，主要也还是根据史实本身的逻辑和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合理想象和丰富充实，当然会有他个人的社会理想渗透其中，但并不是完全按照他的理想凭空虚构的完美社会。 鲁迅认为，志怪小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陶渊明的写作意图，也可能主要是记奇闻异事。陶渊明虽然青年时期曾经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慷慨激昂的诗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后来归隐田园，无意于政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还将为整个社会设计蓝图的重任担在肩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我们倒是应该多关注一下它作为志怪小说的文体特征。《桃花源记》的故事类型，属于“异境冒险”，而这并不是陶渊明首创。如早于《搜神后记》成书的地理博物体的志怪小说《博物志》中，有一篇《八月浮槎》，就属于这种类型。
在视角人物的安排上，陶渊明选择的是渔人，而不是刘子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陶渊明有亲耕情结，而在他的归田生涯中，天灾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他把地点选在风调雨顺、土地平旷且靠近水源的武陵源，而不是深山峻岭之中。这样，渔人缘溪而行，偶然间发现桃花源，就比入山采药的刘子骥更合情理。其二，桃花源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对见识不广的渔人来说，会更有新鲜感，更感到新奇。可见，陶渊明在安排视角人物时，是有自觉的意识并经过认真考虑的。
故事的主体部分，《晋书》所载本是年代并不久远的事，陶渊明把它改到秦代，时间提前了500多年，而且是一直与世隔绝，这就为叙述异事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衣着、风俗，到有父无君、“秋熟靡王税”的社会结构，到“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的原始生活，无不给人以新奇之感。这样，志怪的特点就大大强化了。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课程论博士，现任教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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