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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欧洲重症医学会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定义进行了震撼更新（即ARDS的柏林定义）。柏林定义发布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最近，Intensive care medicine杂志连续发文对ARDS柏林定义进行了再次讨论。参与柏林定义制定的Jean-Louis Vincent教授撰写了题为The Berlin definition met our needs: not sure的述评文章，他结合今年2月份在JAMA杂志发表的Lung safe研究报告发表自己的见解。 Vincent教授一直关心柏林定义为患者带来了什么价值？是患者福利还是研究者的福利？举例来说，Lung safe研究是基于柏林定义后的一个大型观察性研究，获得了重要的流行病学数据。该研究发现，近3万例ICU患者中符合柏林ARDS定义标准者占10.4%，其中30%符合轻度ARDS，47%符合中度ARDS，23%符合重度ARDS。根据柏林定义，轻度ARDS临床识别率仅为51.3%，重度ARDS临床识别率为78.5%，对应的院内死亡率分别是35%、40%、46%。然而，Vincent教授问的问题是这些数据真正对谁有益？医生还是患者？从患者方面来说，他们会问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这一定义对我是否真的能有帮助？如果你认为我有ARDS，这个柏林标准会如何影响你对我的治疗决策？他表示，ICU患者异质性较大，我们试图利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将出现类似状况的患者归类为ARDS，如此临床医师会容易忽视（或者至少延迟）进行更进一步的病因追踪。然而，ARDS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疾病诊断，如果没有识别导致ARDS的病因并加以干预，那么患者结局很可能就是一个多脏衰或死亡。 因此，ARDS的新标准是否意味着科学的进步？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讨论和辩论这一标准的细节内容？Vincent教授坦言不确定（not sure）。新标准的确催生实施新的流行病学研究，以提供有关疾病负担、危险因素、预测特征的有用信息，但它并未促进新型治疗方法的产生。 最后，Vincent教授表示，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症状不是疾病，患者的存活与否更多的取决于病因识别与纠正，这甚至高于任一脏器功能的支持治疗。未来新型药物治疗策略的制定与应用将更多的被一些生物标志物进行指导，而不为反复修订的临床标准定义所主导。 似乎，Vincent教授在向大家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把自己困在定义的牢笼里却忽略最本质的内容是不可取的。 本文为急诊医学资讯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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