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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世界从何而来 2020-10-22

 标签: 互联网杂谈 

内容简介

在我们跟计算机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牺牲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

 “谷歌在把我们变傻吗?”当尼古拉斯?卡尔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赫赫有名的那篇封面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启了人们热切渴望的期盼源泉,让人急于弄清楚互联网是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卡尔同时也明确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们尽情享受互联网慷慨施舍的过程中,我们正在牺牲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吗?

卡尔让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会带来一种智能伦理。印刷图书如何让我们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从而促进深度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相比之下,互联网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伦理规范就是工业主义,这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也是一套产量最大化、消费最大化的伦理——如此说来,互联网正在按照自己的面目改造我们。我们变得对扫描和略读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是,我们正在丧失的却是专注能力、沉思能力和反省能力。

专业书评

挡不住的“浅薄”

 “人的大脑是高度可塑的”,当然,这种可塑性,人自身是察觉不到的。不过今天,你终于“察觉”到了:你时常会觉得耳鸣、目涩,注意力无法集中;你懒于记忆,习惯于张口就问;你不喜欢冗长的陈述和表白,喜欢直奔主题和搜寻答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心理学教授杰弗里?施瓦茨把这种状态称为“忙者生存”。

正如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所说:“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这种“非线性”阅读方式,或者说支离破碎的浏览方式,一方面是人们应对信息过载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也是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在悄然变化的直接证据。

卡尔说:“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

从“深阅读”到“浅浏览”2009年,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兼编辑雅各布?韦斯伯格在该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赞扬Kindle是“标志着一场文化革命的机器”,它让“阅读和印刷实现了分离”。近期热卖的iPad、iPhone,让苹果迷们掀起一波又一波久违的排队抢购风潮,也让更多的智能电子装置生产商卷入兴奋异常的市场竞争中。与电子装置相配合的,是社交媒体的兴盛。新浪微博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吸引了超过5000万黏性很高的受众,几乎每一个被各类互动网站、智能装置武装到牙齿的“迷”们,他的日程表都是以分钟为单位切割的,他的日常生活需要不停地切换,进入,退出……人们不停地浏览、快速地切换、四处留下脚印。卡尔的这本书,如果不坚持读完,恐怕很难领略其中内嵌的叙事逻辑。

我们已经知道,文字的发明其实在人类交流史中只占很短的时间,印刷术就更短了。但是,文字的出现却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大脑思维的习惯,让人类从以语音为中心,转移到以文本为中心。按照麦克卢汉和德鲁克的观察,语音为中心的时代,诗意的表达和雄辩的口才,不断刺激、强化着大脑神经系统的某个部位;书籍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切。卡尔认为,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唤醒了人们,深度阅读随之成了普遍流行的阅读习惯,在这种深度阅读活动中,“寂静是书中含义的一部分,寂静是读者思想的一部分”。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在彻底颠覆书籍所养成的阅读习惯。由于互联网越来越多地发挥着知识记忆的功能,使得人的大脑对博闻强记的依赖迅速减弱;此外,图书馆、书籍所培育出来的“宁静的阅读”和“深邃辽远的对话”,在社交媒体的喧嚣声中,也成为无法还原的田园景象。

卡尔很忧虑地说:“我们已经抛弃了孤独宁静、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的智力传统,而这种智力规范正是书籍赠与我们的。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杂耍者的手上。我们正在彻底颠覆图书好不容易缔造出来的‘深阅读’、独处阅读的氛围和神经系统。”遍地生根的技术让我们变成了什么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叙述,不由得让人产生沮丧、无助的感觉。在日益强大的计算机器和联网机器面前,人们一方面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满腹狐疑。诚如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那样,数字化不只是与计算有关,它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这一天已经日渐清晰、日益真实了。

不过在这本书里,卡尔的字里行间,仍然在坚守着那些“最不可能计算机化的部分”,他把这种依赖互联网记忆的生存状态称为“记忆外包”,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惊人论断:

记忆外包,文明消亡。在所有的鲜花和掌声都属于兴高采烈的互联网技术天才和商人的时候,在不容置疑的对未来的论断,夹杂着未来的道德判断,属于各种未来学家的时候,在天平的砝码似乎毅然绝然地向这个新时代倾斜的时候,卡尔的声音,或许不被人喜欢,或许遭人误解甚至痛恨——但是,当人们即将进入睡眠状态,或者得到一点难得的闲适,漫步在乡间小路的时候,“文明是什么”的问题,会情不自禁地涌上来,纠结在心头。令人掩卷长思的书籍不多见——阅读卡尔的书,不会轻松,但值得。最后抄录一段本书末尾的文字,向这位清醒的作者致敬:20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浪潮”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诱人,计算思维必将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在他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将会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甚嚣尘上的技术进步就像康科德镇上到来的火车一样,带走了只能由沉思冥想而来的领悟、思考和情感。海德格尔写道,“技术狂热”带来了“让技术遍地生根”的威胁。

我们现在可能正在步入技术遍地生根的最后阶段。我们热烈欢迎技术狂热进入自己的灵魂深处。

段永朝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常务理事

媒体推荐

当你试图浏览这本书的目录,打算让自己稍微定定神的那一刻,口袋里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一条短信让你的注意力顷刻转移……

那么,恭喜你!你就是这本书的最佳读者。

——段永朝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 尼古拉斯?卡尔 译者 刘纯毅

尼古拉斯?卡尔,著名科技作家。出版有《浅薄》、《IT不再重要》、《要紧吗?》等著作,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英国《卫报》、《连线》杂志及其他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卡尔现与妻子居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目录

推荐序一 传媒即思维 IX

推荐序二 挡不住的“浅薄” XIX

序言 看门狗与入户贼:我们遭到了互联网的侵犯 XXV

1 我变成了机器人:失去了以前的大脑 001

电脑绝不只是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简单工具,它是一种能以微妙而又确定的方式对你施加影响的机器。电脑用得越多,它对你的工作方式的改变就越大。

2 我们的大脑如何被改变了 017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思考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既不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童年经历决定的。我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正如梅尔则尼奇所说的,也通过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来改变上述三种方式。

3 大脑的工具:技术一直都在塑造着我们的大脑 041

希腊字母的出现标志着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革命的开始:从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知识的口头文化转变到书写成为表达思想的主要媒介的书面文化。这是一场革命,最终将会改变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头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一转变,起码一开始不是。

4 我们大脑的力量:从图画的演化说开去 061

现在,文化的主流正在毅然决然地迅速改道,转而流入新的水道。计算机——台式机、膝上机、手提电脑——日渐成为我们形影不离的伙伴,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存储、处理并分享包括文本在内的各种信息的首选媒体,电子革命正在逼近高潮。

5 互联网的超凡魔力:它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 085

搜索引擎经常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文本的只言片语上,这些内容通常只是跟我们所要搜索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几句话或几个词,这些只言片语不会激发我们产生从整体上深入了解整篇文档的动机。

6 图书依旧:互联网改变不了的事实 105

关于如何使用电脑这个问题,在我们有意或无意的选择下,我们已经抛弃了孤独宁静、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的智力传统,而这种智力规范正是书籍赠与我们的。

7 网民的大脑:被重塑着,被折磨着 123

我们上网的时候,常常会把身边的其他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就在我们忙于处理通过电脑传送过来的各种符号和感官刺激的过程中,现实世界不断向后退却。

8 谷歌是上帝还是恶魔 161

谷歌搜索作为互联网上首屈一指的导航工具,为我们提供搜索服务的效率如此之高,种类如此丰富,同时也在影响着我们和搜索内容之间的关系。谷歌搜索率先倡导的这种智力技术使得高速、肤浅的信息略读方式大行其道,从而阻碍人们对单一论点、思想或叙述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读。

9 记忆哪里去了:做互联网的奴隶还是看客 193

我们的大脑变得善于遗忘而不善于记忆了。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信息存储,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追求自我永存、实现自我放大的循环的产物。由于对网络的使用导致我们在生物记忆中保存信息的难度加大,我们被迫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上那个容量巨大、易于检索的人工记忆,哪怕它把我们变成了肤浅的思考者。

10 面对互联网:我们已经丧失了人性 217

在我们跟计算机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丧失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

后记 计算机的智慧 241

序言

看门狗与入户贼:我们遭到了互联网的侵犯

1964年,正当英国甲壳虫乐队向美国电视广播大举入侵之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出版了《理解传媒: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并迅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变身为大名鼎鼎的明星。这本书犹如神灵的训谕,充满着玄妙的格言警句,读起来有种梦幻般的感觉。在那个距今已很遥远的20世纪60年代,迷幻之旅盛行,人类登月成功,太空自由进出,这本书堪称那个年代的完美产物。《理解传媒》一书实质上是种预言,它所预言的是线性思维的消解。麦克卢汉宣称,20世纪的“电子传媒”——电话、广播、电影、电视——正在打破文本对我们的思想和感官的绝对统治。千百年来,我们封闭于印刷文字的个人阅读,人人都是孤立的,就像一块块的碎片,如今正要再次变成一个整体,整个地球正在融合为一个村落。“当创造性的求知过程将要成为集体活动,最终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正在走向“对知觉的技术模拟”。

即便是在《理解传媒》一书的名声如日中天时,人们也是谈论得多,阅读得少。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为文化遗迹,留给大学里的传媒专业作为学习课程。但是,作者麦克卢汉在出风头方面丝毫不亚于作为学者的成就,他是驾驭辞藻的高手,书中的一句话成了流传甚广的名言:“传媒即是信息。”在我们不断重复这一格言的过程中,有一点被遗忘了:对于新兴通信技术的变革威力,麦克卢汉不仅仅是予以承认和赞扬,他也对这种威力带来的威胁以及我们对这种威胁浑然不觉而产生的风险发出了警告。他写道:“电子技术已经登堂入室,对于这一技术与活字印刷术之间发生的冲突,我们又聋又哑,浑然不知。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是通过活字印刷术得以形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麦克卢汉明白,无论什么时候出现一种新兴传媒,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被其带来的信息——“内容”——裹挟其中。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广播中播放的音乐、电视上演的节目、电话线另一端身处远方的那个人说的话,人们都会关注、在意。不管传媒技术多么令人惊叹,它总是会消失于流转其中的各种内容之后,比如真相、娱乐、教学以及谈话。当人们为传媒产生的效应是好是坏争论不休(正如他们一贯的所为)时,他们争辩的其实是内容。支持者欢呼雀跃,怀疑者大张挞伐。回溯活字印刷术催生图书出版业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每当有新的信息传媒出现时,人们争论的内容总是出奇的一致。支持者以其充分的理由,对新技术开闸泄放新内容形成的洪流赞赏有加,并把它视为文化“民主化”的信号。怀疑者的理由同样充分,他们对内容的粗鄙大加谴责,将其看做文化“粗浅化”的信号。一方的肥沃乐园正是另一方的荒凉沙漠。

互联网是引发这种争论的最新传媒。20多年来,互联网支持者和怀疑者之间冲突不断。许许多多的著作、文章,成千上万的博客网站、视频短片,一如既往地分化为两个极端,前者为大众参与、人人有份的新黄金时代的到来而欢呼,后者为庸才当道、自我陶醉的新黑暗时代的开始而悲叹。有争论固然很重要——争论什么内容不要紧,但是,因为争论是以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趣味偏好为转移的,因而这场争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两种观点都走向了极端,甚至涉嫌人身攻击。“勒德分子!”①支持者嘲讽怀疑者。“粗野村夫!”怀疑者回敬支持者。“没人相信的预言家!”“盲目乐观的自大狂!”

支持者和怀疑者双方都没有注意到麦克卢汉看到的事实:从长远来看,在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方面,媒体传播的内容不如传媒本身重要。由于我们的窗户既朝向世界,也朝向自己,我们看到什么,以及如何看到,都由大众传媒决定。到头来,如果我们对传媒使用得足够多,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我们都会被传媒改变。麦克卢汉写道:“技术带来的效应不是出现在观点或观念层面。”更确切地说,它们“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感知模式,并且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为了表明自己的论点,麦克卢汉或许难免有些夸大其词,不过这个论点完全站得住脚。媒体本身就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施展魔力或者造成伤害。

把关注焦点放在媒体传播的内容上,会让我们对这些深层效应视而不见。我们忙着制定规划,关注即将进入自己头脑的内容,结果搞得自己眼花缭乱、心绪不宁。到头来,我们假称技术本身无关紧要。我们告诉自己,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技术。在这种狂妄自大的自我安慰背后,隐含的意思是我们仍然掌控一切。技术只是工具,在我们拿起工具之前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我们放下工具之后又会归于沉寂。

麦克卢汉在书中引用了传媒大亨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的声明。沙诺夫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率先引进无线广播,又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率先推出电视节目。1955年,沙诺夫在美国圣母大学发表演讲,拒绝接受人们对他赖以建立自己的帝国和财富的大众传媒所作的批评。对于大众传媒产生的负面效果,他为传媒技术开脱得一干二净,而诿过于受众:“我们总是把技术手段当做加害者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物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人们使用它们的方式。”麦克卢汉对此观点大加嘲讽,指责沙诺夫是在用“梦游中的声音”演讲。麦克卢汉明白,每一种新传媒都会改变我们。他写道,“我们对所有媒体的常规反应就是科技白痴表现出来的麻木姿态”,媒体传播的内容只是“入室行窃的盗贼用来引开看门狗的肉包子”。

即便是麦克卢汉,也没有预见到互联网在我们面前摆下的盛宴:佳肴一道接着一道,一道比一道丰盛,简直让我们“口不暇接”。随着联网计算机不断变小,逐步瘦身成iPhone、黑莓手机,这场盛宴已经变成移动宴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家中,在单位,在车上,在教室,钱包里,口袋中,盛宴随时都有。就连对互联网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保持警惕的那些人也不会让自己的担心影响到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和享受。电影批评家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观察总结说:“面对媒体确定不移的声音,怀疑意见显得软弱无力。”他说的是电影,不过他的感受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敏感性,不仅可以投射到屏幕上,也可以投射到我们这些全神贯注、百依百顺的观众身上。他的评论用在互联网上更有力度。电脑屏幕以其丰富和便利吓退了我们的怀疑。我们的这个仆人,看起来就是要蛮横无理地宣告,它也是我们的主人。

后记

计算机的智慧

2009年年底,就在我即将完成本书之时,媒体上一则不起眼的新闻报道让我大吃一惊。英国最大的职业学历与学术考试机构爱德思宣布,他们即将引进“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作文评分系统”。计算机评分系统可以“阅读并评判”英国学生在语言技能考试中所写的作文。据《泰晤士报?教育增刊》报道,爱德思公司发言人解释说,该评分系统“具有人工评分的准确性,同时又能消除阅卷疲劳、主观倾向之类人为因素”。一位考试专家告诉记者,计算机评阅作文将是未来教育领域的主要手段。他说:“不能确定的是‘何时’,而非‘是否’”。

我很想知道,对于那些并非因为能力不济,而是因为才华出众而打破常规的特殊考生,爱德思公司的评分软件怎样甄别呢?答案我知道:软件无法甄别。正如魏泽鲍姆所指出的那样,计算机按照算法规则运行,它们无法自己作出判断。软件消除了主观倾向,给我们带来了死板的套路。早在几十年前,魏泽鲍姆就已发出警告:当我们越来越习惯并依赖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必将难抵诱惑,而把“需要智慧的任务”托付给它们。这则新闻恰好说明魏泽鲍姆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而且,一旦我们那么做了,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在执行那些任务时,计算机软件将会变成必不可少的条件。

技术带来的诱惑难以抵挡,身处这样一个即时信息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们认为速度和效率的好处是绝对的,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是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不过,我还是继续抱有希望,祈祷我们不会进入计算机工程师和软件程序员给我们编写演出剧本的时代。即使我们不去理会魏泽鲍姆的言论,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损失是什么。“人为因素”都是落后过时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思想,尤其是当这种思想正在成为滋养孩子们头脑的养料时,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爱德思采用电脑评分系统的新闻报道再一次在我的记忆当中激起了电影《2001太空漫游》结尾时的那一幕。20世纪70年代,我在同龄小伙伴当中第一个观看了这部电影。自那以后,那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让那一幕如此难忘、如此怪诞的是计算机在大脑遭到拆解时所作出的情感反应:随着一段接一段的电路断电,它陷入绝望,向宇航员发出了孩子般的恳求——“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我很害怕”,它最终进入一种只能被称为空白的状态。哈尔的情感流露与影片中的人物角色毫无感情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宇航员做事效率极高,简直就是些机器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给人以照本宣科的感觉,好像他们就是遵循算法步骤按部就班地执行一样。在《2001太空漫游》这部影片表现出来的世界中,人们变得跟机器如此相像,最主要的人类特征反而表现在一台机器身上。这正是导演库布里克黑色预言的本质所在:我们越来越依靠计算机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己的智能黯然失色,最终沦为人工智能。

文摘

我变成了机器人:失去了以前的大脑

“戴夫,住手。住手,你要住手吗?住手,戴夫。你是要住手吧?”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的结尾部分,出现了不可思议而又动人心弦的一幕,超级计算机哈尔向怒不可遏的宇航员戴维船长苦苦哀求。由于机器操作失误,船长差点葬身外太空,他正在平静而无情地拆卸控制哈尔的人造大脑的存储器电路。哈尔绝望地喊道:“戴夫,我的神志要丢了。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

我也能感觉到。过去几年来,我有一种不祥之感,似乎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熔化改造我的大脑,重布我的神经电路,重写我的记忆程序。我的神志还没有消失——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消失,但是它在改变。我不再以过去习惯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当我阅读的时候,对这一点的感受最为强烈。以前我很容易就会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当中。观点的论证时而平铺直叙,时而急转直下,二者交织推进,把我的思绪紧紧抓住。即使是索然无味的长篇大论,我也能花上几个小时徜徉其间。但现在这种情形已经很少见了。现在看上两三页,注意力就开始游移不定,我就会感到心绪不宁,思路不清,于是开始找点别的事做。我感觉就像拼命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绪拉回到文本上来一样。过去那种自然而然的精读如今已经变成了费力挣扎的苦差事。

我想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过去十多年来,我把大量时间花在网上,我在互联网庞大的数据库里搜索查找,畅游冲浪,有时候也会“添砖加瓦”。我是一个作家,互联网是我的天赐之物。过去需要花上几天时间泡在图书馆期刊室中所做的调查检索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在谷歌网站上搜索一下,点击几个超链接,别人对我的评论或引用,都会一目了然。互联网为我节省了多少时间、多少汽油,真是无法计算。大部分银行业务我都在网上办理,很多物品也都在网上购买。我通过互联网支付账单,确定约会,发请柬,寄贺卡,订购飞机票,更新驾驶证,以及预订酒店房间。即便在不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在网络数据的丛林中觅食——看邮件、写邮件、浏览热点新闻和博客网站,追踪社交网站的内容更新,收看视频节目,下载音乐作品,或者在一个又一个的链接之间轻快地跳来跳去。

互联网成了我的全能传媒,它是进入我的耳目乃至头脑的绝大部分信息的来源。数据存量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些数据又是那么容易检索。能够轻松便捷地获取这些数据真是好处多多,人们对这些好处欢呼雀跃并广为传诵。《考古学》(Archaeology)杂志文章的作者希瑟?普林格尔(Heather Pringle)说:“谷歌把过去散落于世界各地,几乎无法对任何人产生益处的信息和思想浓缩汇集在一起,为人类带来了惊人的益处。”《连线》(Wired)杂志观察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说道:“硅存储器的记忆力完美无缺,为人类思考提供了巨大裨益。”

便利确实是便利。不过,便利也有代价。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体不仅仅是信息通道。媒体提供思考的素材,同时它们也在影响思考的过程。互联网所做的似乎就是把我们的专注和思考能力撕成碎片,抛到一边。无论上网还是不上网,我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互联网传播信息的方式,即通过快速移动的粒子流来传播信息。以前,我戴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

或许我是一个不合常规的局外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我向朋友们说起阅读中遇到的烦恼时,很多人都说他们也遭受着类似的困扰。他们上网越多,阅读长篇文章中就越难集中注意力。有些人担心自己正在患上慢性注意力分散症。我关注的几位博主也提到了这种现象。斯科特?卡普曾供职于一家杂志社,现在专门针对网络媒体这个主题写博客,他坦承自己已经完全不读书了。他写道:“我在大学学的是文学专业,以前可是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现在是怎么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这样推测:“所有的阅读都在网上进行,阅读量也减少了,这是因为我的阅读方式改变了吗?也就是说,因为我一味贪图便利,所以我的思考方式也改变了吗?”

布鲁斯?弗里德曼的博客内容主要是计算机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他也描述了互联网是如何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的。他说:“不管是网上的还是纸上的长篇文章,现在我几乎已经彻底丧失了全神贯注阅读的能力。”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家弗里德曼详细地向我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自己的思考具有“断断续续”的特征,其表现形式就是他总是从许多网上资源中匆匆浏览短文。他承认:“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我已经丧失了通读长篇文章的能力。甚至就连三四段以上的博文,我都觉得内容太多,很难聚精会神地读下来,只能走马观花地一瞥而过。”

菲利普?戴维斯是康奈尔大学通信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常在学术出版协会博客网站上发表文章,他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向一位朋友演示如何使用网络浏览器的情形。看到那位女士在磕磕绊绊的网络旅途中停下来阅读网站上的文章,他说自己“深感震惊”,“甚至有些恼火”。“不是叫你看那些网页的,只要点击超链接就行了呀!”他责备那位朋友。现在,戴维斯写道:“我看了很多东西,至少可以说我应该正在看很多东西,只是我没有看进去。我一目十行,一扫而过。对于那些旁征博引、细致入微的长篇大论,我非常没有耐心,虽然我常常指责别人把这个世界描绘得太简单。”

卡普、弗里德曼和戴维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很擅长写作,对于自身阅读能力和专注能力的衰退,他们似乎相当乐观。他们说,综合考虑,使用互联网获得的好处,比如迅速获得海量信息,强大有效的检索、过滤工具,跟志趣相投的受众分享观点的便捷方式等,足以补偿****案旁翻阅书本这一能力的丧失。弗里德曼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富有创造力”,他将其归功于“我的博客以及在网上浏览‘成吨’信息的能力”。卡普开始相信,比起阅读“250页的厚书”,在线阅读大量短小的文章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尽管他也说“我们现在还无法确认这种网络思考过程的优越性,因为我们衡量的标准有悖于过去那种线性思考过程”。戴维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说:“互联网可能把我变成了一个缺少耐心的阅读者,不过,我认为它也在很多方面让我变得更加聪慧敏捷了。文献、文物和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多,这意味着我的思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加强了,因而外部因素对我写作的影响也在加大。”这三个人都知道自己失去了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回归过去那种模式。

在有些人看来,读书已经显得落后过时,甚至可能有些愚蠢了——就像还在自己做衣服穿、自己养猪吃肉一样。乔?奥谢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生会前主席,也是2008年罗氏奖学金获得者,他说:“我不读书,我上谷歌网站,我可以迅速获得相关信息。”奥谢学的是哲学专业,在利用谷歌图书搜索引擎只需一两分钟就能精选出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的情况下,他认为没有理由去一章一章地精读课本。他说:“坐下来把一本书从头翻到尾,这没有意义。那不是利用时间的好方法,因为从网上得到我所需要的信息要快得多。”他的观点是,只要你学会在网上做一个“娴熟的猎人”,书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奥谢并不是例外。2008年,一家名为nGenera的研究咨询公司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该项目研究的是互联网应用对年轻人的影响。该公司采访了大约6000名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那些用着互联网长大的孩子们。研究项目带头人写道:“数字浸染甚至已经影响到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他们无须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看完一页内容,他们可以腾挪跳跃,一瞥而过,到处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相关信息。”在最近举行的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上,杜克大学教授凯瑟琳?海勒丝(Katherine Hayles)公开承认:“我再也无法让学生通读整本书了。”海勒丝教的是英语,她提到的学生学的是文学专业。

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五花八门。有些人如饥似渴地接纳最新技术,他们手中掌握着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网络服务账号,随时获取大量的信息供应。他们写博文,发帖子,上Twitter。有些人并不在乎自己是否站在技术最前沿,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也都泡在网上,他们的手指在台式机、笔记本以至手机的键盘上敲打着。不管是在工作中、学习中,还是在社会交往中,互联网对他们都变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还有些人每天只上一会儿网——为的是查收电子邮件,跟踪新闻事件,研究感兴趣的主题,或者在网上购物。当然,很多人根本就不上网,因为他们承担不起上网的费用或者不想上网。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就社会整体而言,自从软件程序员蒂姆?伯纳斯?李为万维网编写程序代码以来,在短短的20年间,互联网已经成了通信交流、收发信息的首选媒体。即使以20世纪大众传媒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互联网的应用范围也是史无前例的。其影响范围同样广泛。出于自己的选择也好,迫于大势所趋的客观必然也罢,我们已经接受了互联网在信息集散方面独一无二的快捷模式。

就像麦克卢汉预言的那样,我们似乎已经抵达了人类智能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这是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模式之间急剧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了换取互联网所蕴藏的宝贵财富,我们正在舍弃卡普所说的“过去那种线性思考过程”,只有那些乖戾暴躁的老人才会对那些财富熟视无睹吧。平心静气,全神贯注,聚精会神,这样的线性思维正在被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取代,这种新模式希望也需要以简短、杂乱而且经常是爆炸性的方式收发信息,其遵循的原则是越快越好。约翰?巴特勒以前是位杂志编辑兼新闻学教授,现在经营着一家网络广告公司。他这样描述自己在不同网页之间匆匆掠过时经历的心智震颤:“在网上游荡了几个小时之后,当我正在东拼西凑地完成任务时,我‘感觉’自己的大脑腾空而起,我‘感觉’自己正在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大部分人上网的时候都体验过类似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陶醉——足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忽视互联网在认知方面带来的更深层的后果。

自从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读书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线性的文学思维一直都是艺术、科学及社会的中心。这种思维既灵活又深奥,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力,它是启蒙运动中的理性思考,它是工业革命中的创造性,它还是现代主义的颠覆精神。它马上就要变成昨天的思维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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