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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有一“思”是这样的：“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其大意是说，如果忧虑自己受到蒙蔽，那么，就要虚心纳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皇帝圣明，善于纳谏，臣子尽忠，敢于进谏，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政治形态或者说君臣关系。而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堪称这样的君臣关系的典范——在双方合作的17年里，魏征给唐太宗提了几百条意见，唐太宗基本上都采纳了。因此，为后世所称颂的“贞观之治”，很大程度上固然可以说与李世民杰出的政治才能有关，但与魏征在这过程中不停顿地敲打和提醒，避免了李世民可能犯下的很多错误也有关。比如说，李世民相当贪玩，喜欢狩猎，但是，因为魏征的缘故，他不得不将玩心有所收敛——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回李世民得到了一只鹞鹰，正将鹞鹰架在肩膀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过来了，他慌乱之下把鹞鹰藏进了袖子。而因为魏征早已看出名堂，故意磨磨蹭蹭，最终竟然让这只鹞鹰闷死在袖子中了。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如果不是魏征的存在，李世民能够如此收敛吗？太多的时间花在了这类个人爱好上，又哪来那么多的精力进行国家治理？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古训告诉我们，假如此风不煞，朝廷上下吃喝玩乐还不闹翻了天？但是，像魏征这样的敢于冒犯“圣颜”，也不惧死亡威胁的“谏臣”显然只能是少数，更多的臣子习惯的则是见机行事、逢迎拍马：那边说要睡觉，这边赶紧地将枕头递过去；那边说屁是香的，这边赶紧翻开书籍，煞有其事地为其寻找各种理论根据。什么原因？既然“讨好”可以升官发财，那么，谁还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对皇帝说三道四？何况说，就是像李世民这样的“明主”，事实上对于魏征这样的“贤臣”的谏言，有时也是相当头疼而非“闻过则喜”？比如说，唐太宗最喜欢的小女儿出嫁时，其嫁妆排场远远超过大女儿，为此魏征曾经谏言。结果，唐太宗回到后宫后对长孙皇后发恨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至于一旦失去了魏征这样的谏臣，也可以说失去了掣肘，李世民犯糊涂则是常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他得了中风病，瘫痪在床。此时，他开始吞食方士们炼制的金石丹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最后，就是因为服食了天竺国方士炼制的仙丹中毒暴死。而这时距离魏征去世也不过才4年。事实上，想让做皇帝的虚下心来听取臣子的谏言，太不容易了。他们“贵为天子”，因此其自我感觉特好是一个方面，而臣子出于个人的小九九，对他们的错误的无视，以及对他们个人的肉麻的吹捧则是另一个方面——并且，我们大概也不能简单得责怪后者。为什么？因为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而做臣子的有几个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有几个不知道包括皇帝佬儿在内，人人爱听好话忌惮批评的人性的弱点？既然大家都知道说好话、贴福字有好果子吃，而“犯颜”是有可能触霉头甚至掉脑袋的，那么，谁还会那么无趣和生硬地一定要跟皇帝走顶水？本来自我感觉就好，加之英明、伟大一类的高帽成天戴着并且越戴越高，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李世民们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好到最后就是他们真相信自己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神一样的人物了。当然，一个人到了一定年岁，有些“老糊涂”，“糊涂”而又不肯承认、不肯放弃皇位，而要继续风光与控制一切，结果导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坑苦了百姓，也有可能毁了“明主”们的一世英名。说到底，在一个属于专制、属于独裁的社会中，帝王之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其形成制约；而像李世民的帝王之所以还能够听进臣子们的一些意见，一方面是因为他相对于其他很多帝王之人来说，要开明一些、理性一些，另一方面也恰好碰上了魏征这样不只敢于进谏，而且也相当善于进言的臣子。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类似于李世民这样的皇帝自然也只能是少数、是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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