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所思兮在山腰——从教十三年记

我所思兮在山腰——从教十三年记

文/蔡朝阳

全部的教育类刊物中，我只读李玉龙和小狐编的那一本。全部的《新教育·读写月报》栏目中，我每次看到“行者”这个栏目就要窃笑。

当然，幽默首先来自这个栏目标题本身。事实上2004年《教师之友》的时候就开始窃笑了。“行者”，这个词在汉语的语境中，有一种艰苦卓绝、一意孤行，追寻某个终极价值的英雄主义意蕴。给人的形象感，就仿佛鲁迅笔下那个过客，处境艰难而绝不退缩，悲壮啊，理想主义啊，都与这个词有关。可是，人生很漫长，激情却很短暂，革命者最后还是要吃喝拉撒日常生活的。所以小狐数次三番叫我写行者的专栏，我不敢写，除非用逼供信的手段。首先因为我没英雄主义情结；其次确实也什么故事可讲，人生到目前为止波澜不惊，一点也不跌宕起伏，一点也不可歌可泣，13年教书生涯一直呆在同一个地方不曾挪窝；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是那什么行者，毫无教育理想，遑论革命情怀！在西天取经的漫漫长路中，我是八戒，私下里时刻想着分行李，就此散伙，撤回高老庄老婆孩子热炕头。当教师，只不过迫于生计，因为90年代的国家分配制度的残余，不得不教书而已。在90年代中期，师范毕业生想跳出教育圈的话，要交一笔培养费，数额不小，类似妓女的赎身费。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去十三年，钟声响当当。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的钟。王怡曾引用李碧华的文章，说到孙行者对唐三藏的维护，看见女妖精就气不打一处来，简直是个“基佬”。说得真是形象，孙行者对唐三藏一往情深哪！就像我几个朋友，谈起课堂什么的眼冒绿光，像看见初恋情人，而我则掉头不顾。为什么还在教书，不过是因为胆小，不敢离开体制，从而丢了饭碗而已。并且，13年了，早已被体制塑造成乖孩子了。

其实，我的嘲讽并不针对“行者”，而是针对中学教师式的抒情。看到有人抒发对教育之爱，总忍不住为他（她）捏一把汗，拜托，抒情啊，千万千万调子不要太高，低不下来的话，您老也累，俺们伸着脖子不明真相围观的也累啊。

教书13年，我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过来的，冷眼旁观。后来，就“教育产业化”了，民众的教育成本被空前提高的同时，教师的待遇也有些微提高。当然民众和教师的矛盾也尖锐了。教育产业化和民众之间的矛盾，直接对面的焦点就是一线教师，这是另一个话题。若不考虑这些教育的不公正，想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算有了一定的体面，便暂时断了跳槽的心。但因为这个制度本身要加给你很多精神上的折磨，你的思想被桎梏在一个铁笼里，甚至有时候还逼着你肉体受苦，为了高考再创辉煌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为了高考再创辉煌连续上班21天不得休息，这个时候还是痛苦地想，狠狠的想：要找一份自由职业，这辈子发誓一定要跳出教育圈。而且近年来这些规章制度对教师和学生的步步紧逼一步步加深，体制这头怪兽对每个身怀自由梦想的教师虎视眈眈，日渐蚕食我们的消极自由，教师就像生活在一个永远不能醒来的噩梦中。很多同行朋友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去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仅是课堂，仅是和学生的交流那么这个教育是多么美好！可是体制本身的逻辑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和内驱力发展。在这个教育体制内，每个学生都是零件，而教师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操盘手。

因为明了教育里面这些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枷锁的坚固，其带来的痛苦甚至远超过肢体的疼痛，我便不能爱置身其中的教育。在这个体制下若还是有人能信誓旦旦说热爱教育，我想仅仅可能出于两点。一是他说谎。二是他没说谎，但是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创造的自由。凡是有一个奴隶在，这个制度就不能叫做自由制度；凡你不知道自己的自由被损害，你便不是现代公民。

我知道前述的可能是一些外在于教育的东西，秦晖所谓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的问题。李玉龙曾经问过我，要是有一种好的教育，不需要去穷于应付这些个形式主义的东西，你又如何？李玉龙当然可以有此假设。假设教育也是可以具有创造性的，但我仍是不会最爱教育，因为我最爱的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次是写作。在写作中我才能体会到创造的最大快乐和满足。还有，老大，难道真的存在你所谓的纯粹的教育吗？难道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能将教育体制丝丝入扣的安排和纯粹的教育本身分开吗？

饶是如此，我仍承认教育是有可为的。这是我除了胆小不敢离开体制之外第二条仍是混迹于教师行列的原因。基于一种对人生漫长理想短暂的对策，我必然要做点事。因为我不可能仅靠不可靠的理想活着，30岁前可以不停的谈理想，40岁还谈理想就是自我欺骗。就像李玉龙跟我说的，既然人活着，总要做点事情的，不然何以遣此有涯之生？现在，我被命运安排，沦为中学教师，暂时没有机会从事更为自由的创造，那么至少也可以在贫乏之中寻找意义。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是以前在走出颓废阶段之后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仅仅出于这个考虑，而非胸有成竹自以为是的启蒙。相反我对启蒙这个词语一直深怀警惕，尤其是近年来，我尤其明白到了启蒙的居高临下的一厢情愿，每个人都可以是理性经济人，与你是否被人文学者的精神启蒙何干？最好的道路是，有一群具有法政哲学背景的朋友，为我们设计一个目前为止最不坏的教育制度，就足够了。事实上这颇具有可操作性，并非空中楼阁。这比让13亿人同时具有人文理想靠谱多了。尤其是在中国必然走向开放的中途，身为一名中学教师，有可为的地方很多，要是仅仅满足于流水线上的操盘手和国家意志的灌输者，那将是多么的失败啊。就像巴顿将军说的那样，有一天他的孙子问起来，爷爷，二战时候你在干嘛呀？巴顿将军不至于回答说在掏大粪呢。我也想对后人说，我不完全是在掏大粪。

另外，在职业的选择上，同样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其让我在一家国有大报从事媒体行业从而得到比现在高数倍的报酬，我宁愿拿现在的小钱继续教书。因为在目前的报纸行业中，一个人的不自由会被加倍突出。当然，南方报系除外。而另外更有钱的职业，比如财税工商之类，那对我来说是一种重复的机械劳动，类似于点钞机、收银机，不存在创造性的发挥我个体能力的空间，再有钱，仍是毫无意义。

不过，近年来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或者也可以说是对教育有了新的理解。我比以前进一步了解了教育的创造性之所在。作为一个并非将自己定义为应试教育的操盘手和国家意志的传送带的教师，我将有可能介入孩子们一生的成长，我的影响，可能会涉及到他生命深处某个隐秘所在的构成，即，我参与了这个孩子生命的发育，就像混沌学中所谓的蝴蝶效应。这何尝不是意义呢？毕竟，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退而求其次，在获得这种创造性的同时，也不妨碍我享受创作的自由，这就是我开始不那么讨厌教书的原因。当我一位原来看起来像行者的朋友抛弃体制拥抱自由之后，我倒是看起来有几分像基佬的模样了，真是吊诡。并且，当我越来越意识到参与的是一个人生命的塑造时，就开始希望自己是一个好老师，热爱自由的、负责任的老师。

又则，我前面将裹挟我们的体制力量描述得无比巨大，好像我们根本就无所作为，但其实个体并不是毫无作为的，并非单向的接受者。有一次和一位媒体朋友聊天，他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意思是说，人就应该生活在极权体制之下，我们的意义就是和这个扼杀人的体制作斗争，从而实现民主与自由，要是已经实现了自由，像美国那样，那我们岂不是很空虚？当时在座的众皆大笑。这两个说法都很有意思，看上去有矛盾，其实内核非常一致，最关键的在于，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享受自由和追求自由都是可以有创造性的。并且，我们将要渡过自己有长度的人生，并且没有机会选择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么及早规划这个在不自由社会下人生的长度，使之前后一致，是有必要的。

我近几年的思想变化，是做了父亲之后慢慢悟得的。菜虫虫来到世界，他给我了很多惊喜，很多思考，菜虫虫让我考虑很多以前压根儿不会想到的问题，他是我的老师。比如，以前我一度是丁克主义者，因为我想，我自己的价值，就要在自己身上体现，而不是通过第二人。这也推及到对教书的看法，我并不那么爱学生，因为我不认为教出了杰出的学生，就可以是我的骄傲。我的骄傲与荣光仅在于，自己作出了怎样艰苦的努力，思想见地有怎样艰难的进步。即是说，我的价值要依靠我个体而生成，而非借助于外在的媒介。

自从成为一个父亲，原来担心的从此儿子成为我的全部，丧失了自我的情况没有出现。相反，菜虫虫的来到极大地拓宽了我的生活空间，也即是说，菜虫虫不但没有毁掉我的生活，反而使我的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我的生命感悟因此有了本质的提升，即便基于这一点，我也感激菜虫虫的到来。这也让我推及到对教书的看法。以前我将教书的职业和自己的追求下意识地看成一对矛盾，彼此妨碍，但现在呢，我也发现，我的事业得到拓展了，写作、自己做研究，和我教书培养反对派并没有矛盾，相反，如果教书也可以是事业之一的话，我的事业也被成倍的开拓了。这让我从狭隘的个体主义者向着博爱高尚的情怀前进了一步，为此，我感恩。

当然，我也更懂得了教育的重要，至少比以前更爱学生了。因为我第一时间，最近的距离观察到成人如何对一个孩子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秘而不宣的，但他埋藏着，有一天就表现出来了。教育的神秘带给人的惊喜一点也不比写作带来的惊喜少。比如，前几年我才突然悟得，单向的灌输不是一种好办法，最重要的东西是事实、真相，以及一些基本的思维训练，而最关键在于保有他们天真的好奇心。可以说中学生的辨别能力是很弱的，多年的应试训练、乖孩子的训练，把他们变成了很少拥有独立思维的人，一般用来判断事物的都是辩证法，事物要一分为二的看，什么事情都有其光明面和阴暗面。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每次新带高一我都面临着和辩证法的斗争。每一届都有固执而纠结的学生，跟你纠缠不清。一方面这个时候我越加认识到一个清醒的中学教师的重要性，一方面我摆脱不了厌倦，总觉得被体制制造的傻逼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但又怎么样呢，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觉得需要那些有志于成为公民教员的教师来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至于我，则希望自己为那些尚不懂得自由为何物的孩子们树立一个不同的标尺，亦要成为那些自由思想不曾被完全扼杀的孩子们的导航灯。我不是他们的船长，但当他们航行在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旅程时，我愿是他们边上一丝微弱的光亮。

然而，这些年来，我最大的变化不在于观念，而在于有了行动的勇气。有一位朋友表扬我，说这几年我最叫人敬佩的地方在于做事。感谢这位朋友的谬赞，如果我真的在向行动的方向转变，那真是万幸。事实是，我做的事并不多，但勇气倒是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增进。我有这么一种想法，在体制内教书，暂时衣食无忧，同时也没有发财的梦想，那么是不是可以尽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谓积极生活。

作为教师，职业的特征被人称为“君子动口不动手”。意思是说，我们教师这个行业，仅是停留在思想观念上的，是做一些文化熏陶、思想传承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只跟你的形而上的一面有关，而跟你的物质生活无关。教师可以是课堂中的布道者，但一出了课堂，却掉入卑微之中。多年前我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我在课堂上闲谈，谈到农民的权利，拆迁的违法，权贵的蛮横，颇慷慨激昂。恰好一位学生的家里正碰到这个事情，城中村改造，轮到拆迁他家的房子，但政府的赔偿却远不足以和市价持平。学生觉得我慷慨激昂，便来问我对策，但这个时候我可耻的逃避了。我不知道这给这位学生带去怎样的失望，总之我对自己感到羞耻。诚然我可以给自己台阶下，因为我仅是一个不名一文的中学教师，而非维权律师，即便在单位内部也不是一个拥有话语权的人，实在帮不上忙。但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的慷慨激昂和胆怯的回避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现在，我仍不具备一个维权律师的勇气，但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08年汶川地震，我与几位网友一起发起了给灾区捐建一所小学的活动，最终募集18万元善款，因为不能独立建造，于是加入了凯迪网络的凯迪小学的建造行动，现在，这所小学已经开学了，我的几位朋友参加了开学典礼。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最大的行动，还只是说，写文章。但话语也是有力量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可见，这个光，是说出来的，靠的是话语的力量。

我以前的生活，可以叫做双重生活。上班是教书混饭，下班之后属于自己的生活才开始。按照这样，我活了一辈子，其实只有半辈子。勇气在于，你需要在白天的教育生涯中，拿出你自己真实的生活的那种勇气，把你以前只对笔记本说的，只对志同道合的朋友说的那些话，拿到公众场合说出来。在写这个稿子之前，我刚读完梁漱溟的《朝话——人生的醒悟》一书，那是他在办乡村中学时每天早上对学生讲的话，但我发现，我可以比他讲得更现代性一点。于是我每次都这么样讲，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位学校中层，大概因为我讲的太高蹈了，有反衬他们讲的不够好的意思，建议取消值周领导在早会的讲话。为什么叫做更有意义的生活。这是说，我不否定我以前内心的生活，但我觉得我现在的态度是可行的，甚至是更为建设性的，同时，因为温和，而有可持续性。

我很在意可持续这个词语，我生活在此处，并且不是无产者，我希望这个社会，每个人，都能逐渐向一个在阳光下做事情的公民的身份转变，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以前，我不自觉的把自己归于被压迫者这一个行列。把这个社会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压迫者，一类是被压迫者。因此，我不可能跟那些压迫我的人对话，如果要说话，那必然就是对立的，一定是剑拔弩张的，不可调和。后来，我看到这个矛盾，很多时候是一种利益分配的矛盾。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在当前，很多时候是一种藉口，只有在最严重的时候才会被人拿来当棒子，平时大可以忽略不计。意即，单位里的很多纠葛，其实就是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我想通这一点对我个人很重要，我想通之后，就可以去谈，而不是将对方看作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个谈的过程，远比这种博弈的结果重要。今年6月份杭州外国语学校改制的事情，一度闹到满城风雨，但这个事件中，杭外师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卓越的见识，使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我的感悟有二：一是在体制内，我们仍是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我们的不同意，方式可以不激烈，但态度可以是坚决的。二是彼此都应懂得妥协的艺术。事实是这样，我们注定，不得不和别人一起共享这个世界。那些别人，有些是你不喜欢的甚至讨厌的，有些人的主张跟你不一样的，那么如何跟他们相处？所以我并不企图用我的观念去压倒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暂时确信自己现有的观念，并且我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我时刻知道自己的无知，所以随时准备接受别人建设性的意见。

教书多年，始终在左右彷徨之中踯躅人生，很长时间里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不知道我的意义何在。现在年近40，读书思考的过程，最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用阿伦特的话讲，就是：“人必须在荒诞中生活，以骄傲的对抗来生活。对抗是在经验告诉我们理性不能解释任何事情的时候，仍然坚持理性。……对抗是在理性和人的尊严不再有意义的时候，仍然把它们当作最高价值。”

然而我只走到了人生的中途，作为一个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者，我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也不知道，除掉让孩子有更自由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更像公民之外，我还有些什么形而上的追求。改写鲁迅的打油诗如下：

我所思兮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写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