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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是多彩而又纷乱的  歌曲：异乡人 莽子是我在成都刃具厂子弟学校读书时的“毛根”同学，我们俩很要好，就常在一起。 莽子本名叫区贵平，却因为长相憨态，做事莽撞，所以同学们就都叫他莽子，大名却不怎么被人叫了。 莽子的父亲远在广州，平日里就他和母亲、哥哥在一起。 那时的生活很艰难，正长身体的我有些营养不良，整日里就琢磨着什么能装填饥饿的肚子。 而莽子说是莽，体格却不壮，可以说从幼儿园起他就比我还瘦小。于是，我们就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捞虾、抓黄鳝、掏螃蟹、打鸟，以此来满足身体的需求。 莽子的哥哥曾送他的一把非常漂亮的弹弓，他就常常在我们面前炫耀，弄得我们很眼馋。这把弹弓也的确好用，莽子用它打下许多小鸟，我们就一起烤着吃。特别说明一下，那时还没有保护动物一说。 形影不离的我们，甚至冒着被家长请吃“笋子炒肉”的危险，偷偷在沙河里学会了游泳。 记得一次放学后，他说要和我一起去我家做作业。我母亲下班回家做好了晚饭，看莽子还没有回家的意思，就问他：“作业做完了，你妈妈也下班了，你咋不回家呢？”他红着脸，支吾好一阵才难为情地说：“我不敢回家，我昨天晚上滥尿了，我怕妈骂我。” 我母亲想了想说；“我家老三庆安也滥过尿，娃娃家都是这样，我都没有骂他，你怕啥子嘛？” 莽子闻言还是有些犹豫，却终于还是背起书包勇敢地回家了。只是不知道他妈妈那天骂他没有。 就在我们读中学时，铺天盖地的文革来了，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那些天然的“红五类”纷纷加入了革命组织。而像我和莽子这样的“麻五类”，就被边缘化了，入了另册。 我那时也是热血沸腾，大串联一来我也管他三七二十一，就混进北上的队伍去了北京，见到了雄伟而红旗招展的天安门。 返回成都后，“文攻武卫”已是如火如荼，整日里枪声不断，各派争斗已是你死我活。 无法再继续回校上课，原本就属“麻五类”的我和莽子就干脆回家做起了“逍遥派”。那段时间，我和莽子也就暂时各耍各的了。 停课两年后，估计也是见革命小将们折腾得有些过分了，或者是作用已被用尽，就被集体吆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我们这些年仅17岁、几乎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的小青年，在被授予了“知识青年”的光荣称号之后，也走向了上山下乡的宽阔大道。 一天，莽子跑来我家，说想和我一起下农村。我当时心里打起了小算盘，想着莽子身材太过矮小、单薄，居然就拒绝了他，转而和身强力壮的谢代寿同学结成组合下乡。 至今我还记得莽子被拒绝时的表情。当时他眼里那种诧异、失望和沮丧，就让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这也让我至今仍感到内疚。 1969年1月27日，是刃具厂子弟下乡去梓桐县交泰公社的日子。那天晨光曦微，寒风凛冽。父母送儿女，兄姐送弟妹，现场被离别的气氛弄得很是压抑。 我爬上解放牌汽车，放好简单的行李，手扶车箱板，盲然地望着那些已经在悄悄抹眼泪的家长，我甚至不愿意放眼去寻找在人群中的母亲和姐姐，怕看见她们眼里的泪水。 车开了，突然，从送别的人群中冲出来了一个人，是莽子！ 他跟着我这辆汽车奔跑起来，一边招手，一边还呼喊着我的名字。很快，他就被甩得远远的，慢慢被淹没在车尾泛起的尘烟之中；阵阵寒风掠过，我依稀能看见他瘦弱的身影还在追赶着…… 下乡的日子就忙着农活和生活，也无暇顾及其它，和莽子就断了联系。 终于在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从母亲那里得到一些有关莽子的消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在我和他分别后的日子里，他竟成了社会上的操哥，并且因为打架斗殴伤了人，就被捆起来游街示众。 我问母亲，现在莽子在哪，能不能联系到他，母亲摇摇头，说不知他的下落。我那时的假期很短，急着回到交泰公社，也就没有去打听他的下落。 时间到了1975年的春节过后。我那时已经在四年前被首批招工离开农村，进入青川县一个军工企业工作。 没想到，我春节探亲结束返厂途中，就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室里，竟意外地与莽子相遇。交谈中，知道他正好和我是同一趟火车，这让我十分惊喜。 在途中的三个小时里，我和莽子相互倾诉思念之情以及各自的情况，交谈中，我才知道了他最近几年的境遇。 他告诉我，当初我没有在下乡时组合他，这让他情绪非常低落，也很埋怨我。 这以后，整日里无所事事，就和外校的操哥混在了一起。这以后就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 那次出事，就是因哥们儿为争风吃醋与人斗殴，他出面为兄弟“扎起”，拿刀砍了人，就被“人保组”逮起来收拾了一番。 成都呆不下去了，他就和外校的哥们儿一起，到安县去插了队。 在乡下，他幡然醒悟，每日里就认真出工挣工分，开始安心当农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读了很多书消磨时间，包括唐诗、宋词和鲁迅的杂文，甚至还似懂非懂地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他的言谈中我又看到了他重回的自信和豪气。 车上，他还第一次谈起了他的父亲。要知道，在那个讲成分的年代，如果父母亲没有一点光荣的革命历史，一般都不会主动对别人谈自己的父母。这也看出莽子对我的信任。 莽子的父亲在抗战国家面临危难之际，大学尚未毕业就依然投笔从戎。作为美军的翻译，他父亲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入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浴血奋战。 抗战胜利后，就离开国军转业去了一个交通管理部门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他父亲又参加了川藏公路的建设，然后就去了广州工作。 莽子笑笑说，好在父亲是在抗战后就脱离了国民党军队，不然，一顶反动军官的帽子是憋憋跑不脱的。 火车到了谭家坝，莽子要下车了。他和我互相留下通信地址之后，彼此握手道别。 车下的莽子隔窗向我挥挥手，就匆匆而去。 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想到他还在农村继续过着艰苦的生活，不知何时才能出来……想到这里，我眼眶里不由得泛起了些许泪花。 后面的几年我们时有书信往来。从他的来信中我了解到，依然身在农村的他，居然独自去了刃具厂子第下乡的交泰公社，去了解调查农业生产情况和知青生存现状。 想想，当那些还留在农村的知青，心情焦虑地想着尽快脱离农村而夜不能寐的时候，他竟然还耐心地去给这些知青做思想工作，劝他们扎根农村，做一番事业。 现在想起来的确有些令人诧异和费解。 1975年，原想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莽子，还是在家人的劝说下，终于去广州顶替了父亲的工作。 从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开始，他的来信就充满了政治话题，表达的思想也在字里行间开始活跃起来。他在广州的几个好朋友在“四人帮”倒台后，写了一些对中国的未来有思考和探索的文章，并且在当地影响很大，结果在那个寒冰还未完全解冻的年代，被打成了帮派分子并受到批判。 莽子把他好朋友的文章悄悄寄给他母亲，让她代为妥善保管。岂料他母亲看了文章后非常紧张和害怕，她威胁儿子，要向组织举报。但是最后还是悄悄地烧毁了那些文章。 莽子对母亲的行为极为失望，他告诉母亲；“无畏地死，总比发抖得活要畅快的多！” 他母亲没有多说，只冒出一句，你太年轻，你不懂。 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果然，由于他和他的那些好朋友的关系，被当地有关部门多次“请”去“喝茶”。虽然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是莽子心中刚刚燃起的青春之火，也就从此泯灭。并且人也就此销声匿迹，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我们再次断了联系。 十多年后，也就是1989年，我那时在工厂已经是一个管理干部了，就出差到了深圳。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用从同学那里找来的莽子的电话，与他取得了联系，他赶来招待所和我匆匆一见。 十多年不见，已是近四十岁的我俩互相读着对方沧桑的脸，一时间，竟然有点相对无语。 莽子一脸疲惫，慢慢说起他这些年的经历，还谈到了他的婚姻和女儿。莽子告诉我说，自己承包了单位的一个门市部，养了几个工人，生意不好做，压力非常大。言语之间，莽子显得心绪不宁，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深谈下去。 我和莽子就像水上的浮萍，偶尔触碰又随波逐流，各自漂荡离去。 后面的十多年里，我俩天各一方，都在为生活打拼着，也没有更多的联系。期间，只是从同学处得到一些关于他已经发财、成为千万富翁的消息。 我没有去探究这些消息的真伪，就想着倘若是真的，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2011年5月的一天，在重庆工作的我突然接到莽子的电话，才知道他已经退休回到了成都。还没等我询问，他电话里又说，他目前身患膀胱癌，是一个人在外独自租房居住。 我心里一阵难受，就问，为何不和母亲住在一起，他似乎在电话那边摇摇头，说，母亲辛苦一辈子，现在年事已高，不想再给母亲添乱了。 那天和莽子在电话里聊了很久，知道他早已和妻子离了婚。在确认患上癌症后，又坚持与同居女友分手，并且在给妻子和女友各自留下一套住房后，孤身一人回到了故乡成都。 知道莽子的情况，我那天一宿未眠，脑子里全是过去莽子的样子，就觉得人世太过无常、太过残忍。 在城里居住一段时间后，莽子就搬去青城山住了，在那养病。那段时间，儿时的同学和朋友经常去他那里聚会。为了照顾他，还有两个同学也搬去和他做了邻居。 在青城山的日子里，他种菜采茶，四处拣来长满青苔的枯木、树疙瘩，就摆在门口，再把山间采集来的野花栽入其间，俨然一个天然盆景，带来阵阵花香和勃勃生机的彩蝶飞舞。 他坚强地生活着，甚至独自一人去了高原，还和一个小伙子比赛高海拔爬山，居然还赢了。 几年后，莽子和一帮一起长大的同学曾结伴来重庆看我。他出现的一刹那，竟是个让我不忍目睹的樵悴的小老头，这还是以前那个莽子吗?我心里不由得有些酸楚。 我们一起在重庆的那些日子里，我尽可能的放下手中的工作，陪着我的“毛根”朋友、同学莽子。 在沙坪坝逛街时，他脱下白衬衣，裹在头上，光着上身，旁若无人地东张西望，引来路人关注的目光。 在嘉陵江上的游船上，他特意买来一把葫芦丝，让我吹起悠扬的乐曲，然后，他不顾小便失禁、身上还穿着尿不湿，鼓动大家和他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也就是在重庆聚会期间，我才有机会了解莽子这二十多年发家致富，又顷刻间成为穷光蛋的故事。 原来莽子在深圳承包门市部期间，通过一个军队管后勤的关系，搞来大量的“解放鞋”。那个时候的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因为耐穿价廉，成为了民工争相购买的抢手货，从零售到开连锁店，再到大量批发，赚到了他的人生第一桶金。 后来，他认识了银行的几个朋友。当时的股票完全无人问津，他在那些银行朋友的鼓动下，稀里糊涂地购买了大量的股票。 初期的深圳在买卖股票时，只能在人山人海的柜台上交易，于是他每天花200元，雇来民工深夜排队到天亮，然后抢先交易。结果几年下来，股票大涨，他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千万富翁。那还是九十年代的事。 莽子母亲的老家在贵州。那时的贵州，经济落后，发行股票也是非常困难。家乡人知道他已经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富翁，政府就派人专程造访。说服莽子带头去贵州投资和购买股票。 他坐上火车，带着满满一麻袋人民币，长途跋涉回到贵阳，还没有走出车站，就受到警方贴身护卫，并用警车把他和钱直接送到了银行……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莽子头脑膨胀，再次以两倍本金贷款进入期货市场后，突然遭遇国家政策调控，期指一落千丈，他也被银行强制平仓。顷刻间，像是“槐荫记”、“黄梁梦”中的情节一样，他如梦幻般、稀里糊涂地“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莽子和同学要离开重庆回成都的前夜，我找出当年他写给我的十几封信件，我俩一起重温信中充满豪情的内容，一起遥想那些年的疑问，那些探索，那些青春的理想，不禁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在念到信中动情的文字时，我俩一起开怀大笑，情到酣处，莽子激动地朗诵起他年轻时写的《满江红》： 一声春雷，破天惊，万山呼应。好艄翁，出生入死，破浪万里。茫茫野水终有尽，谁人半途空悲泣。无需愁，举酒对江山，扬豪情！ 谈笑间，月色清，怒骂时，嫦娥諦。秋雨鸿鹤飞，气志凌云。劝君莫去桃花园，铁马冰河战千军。梅枝头，劲风扫残雪，壮词吟！ …… 莽子诵到激情处，我也不禁击掌节拍，眼前又呈现出莽子那把漂亮的弹弓……莽子抿嘴拉弓射鸟的场景！ 2015年的一个夜晚，一个秋风瑟瑟的夜晚，我忽然接到同学二宝的电话。 二宝说：莽子他，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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