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边桥到到陕西街，往西是陕西街，往东还是陕西街，往南没有路。
今天，你翻开成都巿区地图可以看见，陕西街与文翁路十字交叉（又称东城根街南延线）。 陕西街被文翁路劈成了两截。
在建文翁路之前，陕西街是完整的一条街，东西走向，东接人民南路，西接太平街，半边桥与陕西街呈“丁”字路，从半边桥到陕西街，往西是陕西街；往东还是陕西街。半边桥的位置恰好被文翁路复盖。半边桥只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地图上已经消失。
陕西街有四条巷：忠孝巷、相友巷、仁义巷、观音巷。李劼人《大波》写道陕西街的三圣巷，早己拆了，我都没有见过。听老人讲过是今天观音巷的街对面，往西两根电线杆远的地方。
陕西街街两边的建筑是单位围墙或二层楼的砖房、公馆和瓦片儿铺板房。有大小公馆七八处，公馆各式各样的大门都很漂亮。每处住有居民，少则几户，多则上百户。陕西街的人不少，生活气息浓厚。行人来去匆匆，满街都是三五成群的娃娃在一起玩。
那二年的娃娃多，很多家庭都是“一窝苕”，一般都有四、五个娃娃，我知道最多的一家是九个娃娃，最小的二个男娃叫张八哥，张九哥。娃娃放了学，就在街上玩，整条街都被挤得满满荡荡。街上玩有场地，容易汇集人气，人越多越热闹越好玩。根本不考虑汽车，就连自行车都很少。玩的游戏特别多，如：“斗鸡”、“跳拱”、“滚铁环”、“拍纸烟盒”……。
陕西街是一条文化醇厚、有品位和有历史渊源的老街。
李劼人的《大波》里有几处描写上世纪二、三年代的陕西街，让我们一起来品尝李劼人描写陕西街的一处场景：
”……陕西街的三圣巷是容易找的。第一，巷口外一座三圣庙，虽然不大，却突出在街边上，非常触眼。第二，巷子不宽也不深，但住的人可不少，又矮又窄的木架泥壁房子，对面排列，密得象峰房；十有八家都在拉籰子，深处还有两家大车缫房，等不到走进巷口，就已听得见木车轴的格轧格札，和皮条拉着籰子长柄的唿噜唿噜；还有提着生丝把子的人匆匆走进去，挽着熟丝把子的人匆匆走出来；就是过路人行经巷口时，谁也要睃一两眼的。
走进巷口，嗨！真好看呀！窄窄一线天空，象哪家办大喜事样，全挂满了各色各式的彩旗！哦！并非彩旗，原来是几十根竹竿上晒的衣裳裤子！一定是住户们从外面领来洗的，不然，不会那么多。而且几家铺面外的檐阶上，还放有三四只大木盆，一些大娘大嫂还正在一面摆龙门阵，一面哗哗地搓洗。
彩旗下面，也不算宽的巷道，是儿童乐园。不可计数的娃儿，都赤着上身在那里跑跳吵闹。还不会走路的小娃儿，简直就象祼虫，在泥地上爬！”
李劼人笔下的陕西街三圣巷的巷景丰富多彩，妙趣横生；三圣巷的劳动场景，栩栩如生，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市井人劳动的艰辛。代人洗衣的痕迹在文革之前陕西街还有那么一点点，仅此一家而已。
五代十国，后蜀王孟昶（公元925年）时期，孟昶喜爱花，城墙上种满芙蓉花。成都“四十里锦绣”，故称成都为“芙蓉城”、“蓉城”。那时金河北边是城墙，南门外有两条关于中轴线对称的街，种满芙蓉花和梨花。一条是芙蓉街（陕西街曾用名）；另一条是梨花街。那时的梨花街今天仍叫梨花街，已有千年历史。
我家的街对面是成都市第三招待所（蓉城饭店），招待所里有个陕西会馆，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偶然一次在里面玩，见到楼堂亭阁，小桥流水，会馆大门通道铺的是鲜红色地毯。
第一次见到地毯，不知是何物，只觉得这么新的布铺在地上用脚踩，太可惜。后来听说，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此下榻。
原来如此，应该、应该，不可惜。
陕西会馆是成都市仅存的清代会馆，也是目前可以确知建造年代的最早会馆。目前已和饭店分离成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人建造好会馆后，为了扩大陕西的影响，在街上撒糖果给小孩，并叫小孩呼芙蓉街为陕西街。
到此为止芙蓉街变成陕西街，芙蓉街呼了七百年；从康熙二年（1663年）到1966年，陕西街己呼了三百年。
1966年底，红卫兵大串联如火如荼，第三招待所是红卫兵接待站。
红卫兵仅凭一张红卫兵介绍信就走州吃州，走县吃县，全免费。
红卫兵实在太多，招待所容纳不下，罢地铺，大门口发馒头，条件还是不错的哈。
那年月，陕西街的流动人口爆增，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红卫兵一群一群地来，一泼一泼地去，好不热闹。
一天，一觉起来，陕西街突然就不叫陕西街了，陕西街改叫前进路。
陕西街的居民素来都是热情大方，何况是红卫兵，只会更热情，巴幸不得帮他们的忙。
恰好一天，一个红卫兵问邻居张大爷的路：“大爷！前进路怎么走？”
“啥子呢？” 张大爷一脸茫然地反问。
红卫兵还以为大爷耳背，用更大更慢声音重复一遍：“大爷！前进路怎么走？”
张大爷呵呵一笑，嘟噜道：“龟儿子——哪，哪有前进路？”
红卫兵迟疑一下，弄不懂“龟儿子” 啥子意思，只好罢了！罢了！
稍后红卫兵知道了这就是前进路时，他们一定会谪咕道：“怪哉！怪哉！住在前进路，不识前进路。”
街口的路牌上明明写着“前进路”三字。
什么时候陕西街变前进路？什么时候前进路变陕西街？“陕西街”这三字就象变戏法，耍魔术，陕西街的居民全然不知。
真是难为张大爷啰，陕西街变前进路，等张大爷好不容易搞醒豁，“前进路”又变回了“陕西街”，简直把张大爷的脑袋都搞晕了。
好在这有文化的、有故事的、厚重的“陕西街”这名用了三百年经受住了文革的折腾，今天仍叫陕西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那是1964年春的一个上午，站在街的中间往两头看，行人寥寥无几，忽然有几个学生打扮的人从人民南路方向，惊风火扯地跑来，撒着彩色纸扉扉（儿），一边撒一边跑。扉扉（儿）在空中随风荡扬，煞是好看。几乎没有人捡，我慢慢地捡，各种色至少捡一张，拿回家。晌午哥哥回家见到纸扉扉，说道：“我们学校已经说了！”
我好奇地问：“说什么！”
“中国造了一颗原子弹！”
“好吃吗？”
哥哥“哈哈”大笑道：“瓜娃子！那是一颗炸弹。” 顿了顿提劲地说道：“一颗就抹平日本！”
我以为是肉元子之类的元子丸， 是好吃的东西，咋过元子丸变成了炸弹？这一问号在心头闷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才搞醒豁“元子丸”是“原子弹”。
这就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第一件事情，恰好又是国家大事，街上发生的好多事情都与社会形势有关，渐渐地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
现在人的岁数大了，周边的朋友都不再谈国事了，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童年的街景真有趣，记得一天的下午 ，阳光明媚。“当”、“当”、五声悠扬的钟声从教堂传来，街上的行人渐渐增多，街两边的马桶子、水盆、马桶刷子，一堆一堆放在街檐的檐口上。各式各样的马桶都有；有搪瓷的、有木制的、有陶制的土罐罐。有的根本就不是马桶，应该是夜壶。
马桶堆后面总站着几个等待倒马桶的大娘大嫂，三三俩俩，又说又笑地拉扯家常。
笃实的郊农二哥，头戴一顶破草帽，黑黝黝肌肤，身穿退色破烂马挂和青得发白的“反扫荡”裤子，一只裤脚挽在膝盖上方，另一只挽在膝盖下方，脚穿一双樱球草鞋。迈着骄健而有力的步伐，拉着卧式大园木桶，尾部带方斗的粪车从街的中间走来。走走停停，不停地吆喝：“倒桶子！倒马桶子！……”
声音象唱川剧一样，有声有调。当粪车停稳妥当，只见大娘大嫂们一窝蜂地端起马桶，争先恐后地压上去。倒了马桶，又往马桶里倒水，用长长的马桶刷子“刷刷”地涮上几圈，再用刷子在马桶口上“乓乓”地敲打几下，再倒水。如此这般。人的欢笑声和吆喝声以及“刷刷”声和“乓乓”声响彻一片。空气中弥漫着粪臭味。大娘大嫂们满不在乎，丝毫不影响她们麻利的动作，她们就象在比赛一样。
西下的阳光撤落在她们脸上，她们象赢得比赛一样露出得意的样子。
我曾听隔壁幺官（儿）讲：“最羡慕魏高干家的外黑内红油柒大马桶子。” 岀于好奇，一天倒马桶时，不小心溜达到魏高干家门口，瞟了二眼。嗨！真是一个漂亮的大马桶子，亮晃晃的！
陕西街的居民虽然生活平淡，却在喧嚣和杂乱声中其乐融融。
1967年，一个特殊的、不寻常的夏天里，陕西街又展现了耐人寻味的消夏夜景。
成都 “老产”被造反派”整得奄奄一息，城内的“老产”全都逃到乡下去了，剩下的全是造反派、消遥派、婴幼儿和老年人。
那二年，没有电视机，有半导体收音机者少之又少，听到从人民南路方向传来的高音喇叭声都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派被打倒，夹着尾巴逃跑了……”之类的文革歌曲。一般听什么消息都在茶铺里，但这几天消息爆炸了，茶铺不够用。
邻居们奔走相告，又是夏天，剩凉、冲壳子的人多，正是传播消息的好时机。街坊邻居素有撵热闹当成干饭整的习惯，街头的消息一眨眼就传播到巷尾。街头说“风大、雨大”，经过邻居“老虾”之口传播到巷尾就成了“锅魁涨价“。
邻居“老虾”是陕西街有名人物，附近几条街的人无不知晓。他有一张黑咕隆咚的脸，八辈子都没有洗过。满脸干瘪散发出一股动物园老虎的腥臊味；他说话特别不靠谱，明明是在半边桥买的鱼，回过头来就说在半边桥逮的魚；他是一个独身，四十来岁的渣男。身边几个关系紧密的妇人变幻莫测，说不清谁是他的第一夫人、第二夫人。也不需说清楚，说清楚了，邻居将缺少许多话题，生活乐趣大打折扣。这几天“老虾”可忙坏了，上窜下跳，从街头跑到街尾，又从巷尾跑到街头，一天到晚不知跑多少趟。就有了别样的陕西街味道。
一天傍晚，刚吃完晚饭，街坊邻居们在街上拿凉、喝茶、冲壳子，三五成群地打堆堆，人特别多。
我家的旁边有一根电线杆 ，电灯初开，灯泡灰亮灰亮的，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下面地上铺了一张破草席，几个大小男女各异的娃娃在席上玩扑克。在我家门口的街檐边上坐着俩位四十开外的李大爷和王大爷。王大爷打着光侗侗，身穿大脚短裤，一双靸片（儿）鞋，躺在马架子上，翘起二郎腿，一只手握着长长的叶子烟杆，另一只缓慢扑打巴蕉扇，脑壳耷拉在马架靠枕上，眼睛半睁半瞇；李大爷身穿“蒋介石背心”，皮带短裤，一双靸片（儿）鞋，坐在矮竹椅上，手摇着折叠扇。二位中间有一矮方凳，上面放置两杯三花茶，下方一个条木板上，一只“二仙庵牌”香料蚊烟，冒着袅袅丝烟。
他们俩的龙门阵摆得津津有味。二娃跑过来打招呼：“俩位大爷在摆啥子？”。
“我刚才摆张献忠剿四川。”李大爷回道：
“好听！好听！”二娃拍拍手。
李大爷“啊啊”两声讲到：“张献忠剿四川，杀人如麻，见一个杀俩，成都的人都被杀光球！”
王大爷一听，眼睛一盹，拍拍烟杆说道：“老李！你不晓得，没有杀完。凡是挂青篙在门上的人都没有杀。”。
李大爷一急，“我、我说他们是张献忠的内应。”
……
俩个大爷开始嚼牙巴劲，听了半天还是牛皮鲊、鲊牛皮，无趣。二娃离去，我也回家。
在家里呆了一会，酷暑难熬，热得一身粘瓦瓦的。还是出去玩。
出门一看，嘿！一群邻居，有“老虾”、狗娃他妈、二胖、狗娃子、刘前进等，他们站着和二位大爷一堆打起话平伙来。壳子冲得热闹，你一言我一句，七嘴八舌道：
“花牌坊，一个农民在卖莱。有人发现他是‘撬杆’（老产）乔装进城偷‘情报’的，挨趸了。”
“打得好！打得好！”
“瓜娃子！农民不卖菜，你吃啥？”
“哟喂！你不晓得！‘撬杆’就是要农村包围城市。”
“‘撬杆’和贫下中农战斗军是一伙的，有几十万人”
“ 时间长啰！长麻吊线地饿都要饿死造反派。”
“就是，就是。你们看到没有嘛？送仙桥就有检查站，不准蔬菜和粮食进城。”
……
我听了一阵，摆得生龙活虎，活灵活现。听得毛骨悚然，天要塌下似的。害怕和好奇共存。又觉得过瘾。我们这一堆人，李大爷和王大爷他们什么时候回家，我都不知道。“老虾”和二胖都不见了，多了刘老幺、三嫂子、三，只眼。这一堆人时多时少，走来走去，象开转转会，吃流水席。新来的人带来了新的“情报”，他们说道：
“老产已打到土桥。”
“我听说五桂桥守不住。”
“反正我都准备了二根抵门杠。”
“你龟儿子瓜兮兮的！木棒用来敲盆子差不多，我准备了一根铁棒。”
“你才瓜兮兮，打哪个嘛？瘦精精、肋巴骨一根。”
“哈哈”一阵笑声。一群人散的散，走的走。街上的人早已少了许多，渐渐地清静下来。只有那路灯越来越亮。回家睡觉去，我同哥哥在同一小床，一个人睡一头，同盖一床溥溥的棉被。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老产要进城，大难临头了。
深更半夜，刚睡得二眠二眠的，忽听得街上有人惊恐万状地吼道：“老产杀进城啰！二娃子拿刀，给老子冲呵！” 又是“拼拼”敲锅儿声。惊得我汉毛倒立，浑身发抖，紧紧抱住哥哥那一动不动的双腿。不一会儿又听到隔壁屈太婆大骂道：“你龟儿子青勾子娃娃在这扯地皮风。给老子爬远点！” 稍后就是一群半节子幺爸（儿）在跑的脚步声。
原来是扯地皮风，紧张的情绪慢慢舒缓过来。又听到哥哥说：“怕个球！弄死当睡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听到这过后提劲的话，我很快进入了梦香。
这一段时间见面打招呼不再是“你吃过饭没有？”，而是用“老产进城没有？”。象“老虾”、“刘进行”这样的邻居也不少。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添盐加醋，火上浇油，弄得风声鹤唳。街上真真假假的龙门阵，从他们嘴里出来，全是真的。就这样陕西街居民在惶恐中煎熬地渡过了这个夏天。
我幼时邻家的店铺有：悦来茶馆，在街的斜对面，后来迁至仁义巷口，称老虎灶；老虎灶也是喝茶、冲壳子的地方，不过我们那个老虎灶喝茶需自带板凳。我们常去打开水，五磅水瓶一分钱，八磅水瓶二分钱。我为了二磅水，甘心情愿用五磅水瓶跑两趟，决不用八磅水瓶跑一趟。现在想起来非常可笑和滑稽，不过也有童趣。
我家的右邻是鞋店、干杂店和纸烟店；我家的左邻是理发店和小人书店 ，都是些无名小店。但我对这些印象深刻。
时间是1967年初，背毛主席语录盛行。家家户户的铺面和空荡的墙壁上都写着毛主席语录。小孩到老年人都会背几句，当时己停课闹革命，
这件事让我高兴了一整天。道不是酱油多了，而是我长那么大，没有人表杨过我几次。后来干杂店发生的事让我沮丧。那是兴“号票”的时候，每月底都要用一篇小楷本纸来抄写“号票”告示。号数、品名、数量都要准确无误。品名太多了，毎月都不一样，春节最丰富；有黄花、耳子、白糖、酒、烟、水果糖、糕点------等。一个人一张号票，有钱没票买不到东西吃。告示里有许多不认识的字，抄起来错误多，还要重新抄写，勉不了被哥哥姐姐们骂里带笑两句。妈妈知道我一年级水平，偏要我去抄。都养成毎月抄“号票”的习惯。抄写号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兴“号票”还是有一点好处，那就是毎月有饼干吃，妈妈给钱给粮票给号票，自己去买，自己藏好，留着慢慢吃。不用号票时，我家很少买我要吃的饼干。
邻居周伯伯是开理发店的，我小时候的头发是他帮忙剪的。只记得有一次春节前理发的人特别多。周伯伯叫我等他理完最后一个人，再给我理发。我坐在凳子上一觉醒来己是夜深人静。理完头，周伯伯说：“回家！好好过年！”。这几年来我总是周伯伯一年里最后一个理完头的，邻里关系融洽，借米借油的事常有，相互帮衬，觧决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
理发店旁边有一家小人书店，是我们常玩的地方。店面不宽，只有一个开间，深二米多，前店后住人。撕下的连环图封面，编起号整齐地帖在一张大纸上，再将大纸挂上墙。铺板竖着放平，一端放在门坎上，另一端下面垫几匹砖，就是长长的板凳，供读者看书用。刘姆姆坐在高台上发书，收钱。薄的一分钱一本，厚的二分钱。
我一次看几本书，刘姆姆都只收一分钱。一次我和邻居春生娃在一起看书，春生娃看了好几本，刘姆姆还是只收他一分钱。我以为收我一分钱是一个秘密，结果是邻居小朋友都是一分钱看够。
我喜欢看的小人书有《三毛流浪记》、《半夜鸡叫》、《鸡毛信》等，喜欢的书翻来覆去，百看不厌。一次，我看得比手划足，嘴里叽哩呱啦不停。春生娃一把抢走了我的书，我朝前一扑，就把放在铺板凳上的酱油瓶按倒，酱油直洒一地。看书的哥要我们赔酱油，刘姆姆走到我跟前说：“今后不准这样。认错哈！” 转身对哥哥说：“大家都是街坊邻居哈！” 哥哥是那种：打酱油也要挪一、二分钱来看小人书的瘾大范儿。哥哥听了刘姆姆的劝，也就算了。
我和春生娃是好朋友，春生娃跟他奶奶住在一起，他的父母是攀枝花三线建设者。我同春生娃从小在一起唱歌、一起滚铁环，一起长大。在“停课闹革命”期间一起在城墙上扯兔草喂兔子；一起在半边桥河打沙虫子喂金鱼。 读书是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不同班。他的性格开朗，人员关系好，在学校经常抛头露面。
那年的夏天，我同春生娃在放学的路上。我跟他摆了明天我要去学农，还没有蚊帐，家里的蚊帐被哥哥学农带走了。不料晚上他把他的蚊帐给我，那是他和他奶奶睡一个床才挪出来的蚊帐。
第二天我们班来到凤凰山劳动农场，一个很大的房间、空空的，地上有一些乱草。全班男生靠墙一字排开，用乱草铺成通铺，用竹竿或树枝把蚊帐支起来。有一位同学没有蚊帐，班主任代老师叫他跟同学打伙，他没听，单独露在外面睡了一夜晚。第二天代老师发现他被蚊子叮咬许多疱，他的席子上还有被他压死的几只蚊子。我看到那几只死去的蚊子，一身都是鸡皮疙瘩，满脑子想着那蚊帐，如果……。
高中毕业后我去青神县当知青，他和他奶奶回攀枝花。走之前谁也不在意，以为逢年过节会見面的。他回到攀枝花不久就到新疆去当兵，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若干年后传来不幸消息，路遇雪崩失联。起初是不相信此消息，闷了好久，随着时间的抚慰，感悟到应该珍惜我们的生活，有些事错过了就是永远；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些情还会重头再来吗？
多年来，有些事记也记不住，有些事忘也忘不了，平静的心湖总会再次泛起丝丝涟漪。
陕西街的建筑，尤其经过文革，许多人都记得第一门珍部、十中、高教局。武斗结束后有的成为灰烬，有的残垣断壁，破烂的建筑物上累累弹痕至今历历在目。这些建筑物或遗址在成都市都是有历史渊源和文化故事的。
【成都市第一门部（川医附院）】
陕西街的东街口与人民南路相接，南街檐的第一家就是成都市第一门珍部，建于1952年，文革武斗中，一把大火化为灰烬。文革后重建，是现在的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那二年的第一门珍部地处市中心，规模不算小，极大的方便了市民看病就医。我家到医院有七八百米的距离。一天上午我睡在床上，时而发冷时而发热，浑身抖索，越来越严重。父母上班不在家，俩哥哥见状，立马将我背到第一门珍部，一路上歇了好几次，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救治。当时我应该是五岁左右，我记不清得的什么病，但很庆幸得到了及时的治疗。第一门珍部被燃烧的那天下午，阳光普照，先是一小股青烟，后是浓烟滚滚，大烟中裹挟着红红的火焰。火焰由小变大、由红变炽白。随后在笼笼浓烟中露出了五层楼的骨架。邻居们无不哀声叹气，可惜！可惜！隔壁屈太婆骂道：“瘟丧些！造孽！”
【成都十中（石室联中）】
成都第一门珍部下来第四间铺面就是十中，它的前身是私立华美女中，1904年由重庆迁至成都陕西街，在抗战时期。 1942年北京燕大被日本人摧，宣布北京燕大解散。消息传到大后方，燕大懂事会租下华美（十中）。1942年10月陕西街燕大开课，历时四年，于1946年迁回北京。
陕西街燕大毕业的有我们熟知曾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国宝级教授有阵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等。
在文革时，十中和高教局是成都“红成”的据点，对手“826”的据点是芙蓉餐厅，周围一转是双方的战场，战斗持续一年左右。“红成”、“826”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知道那天一句话不中听，双方就变成你想吃我，我想吃你，双方战斗异常激烈，令陕西街的名声大噪。
文革初期，人人都有派性，除了小孩和老人。武斗开始大部分人变成消遥派，陕西街的居民开始疏散。
陕西街以忠孝巷为界，东边是无人区，西边有少量顽固分子。我家就是顽固分子，一直坚持到底。我家也作了些准备，用所有家里的棉絮围了几个人睡觉的通铺小房。搭房子，父亲是第一功臣。
父亲平素通常是一张“包公”脸，威严无比。邻居常把我父亲比喻成“猫”；把我们几姊妹比喻成“老鼠”。“猫”不在家，“老鼠”闹翻堂；“猫”在家，“老鼠”清风雅静；父亲在家总有做不完的活，不是木匠活就是铁匠活；父亲在家语言很少，家里气氛严肃。这段时间里父亲一反常态，做饭、做菜、洗碗，还一脸笑容，特别和蔼。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人们很自然的表现。这段时间里，他嘴上最爱唠唠叨叨：“放心！指弾打不穿两床被子，安全得很。”看到父亲这些变化我们再不提“疏散”的事，我们坚持了下来。
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因工厂停工，父母只能领半月的工资。开初每天还能听到教堂的钟声和“倒桶子！倒马桶子！”、“倒渣滓！倒炭花儿！”生活必须的吆喝声。后来就听不见了，只听见指弹在飞的“嗖嗖”声和远处传来的槍炮声，偶尔能听到指弹头落在房顶瓦上清脆的“嗑嗑”声。整条街不见一人，白天猶如夜晚一样寂静。
枪声渐渐稀疏，一天传来省委、市委刘结挺、张西廷要召集各派都参加的百万人大会的消息，武斗要结束了。
开会那天陕西街成了会场，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不敢出门，出门就被挤成肉坨坨。记得大会最后两句：“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街上的散眼子跟了一句：“祝刘张俩口子身体可以健康！”（俩口子在70年停职，75年开除党籍。）
【高教局（四川省教育厅）】
高教局在十中对面，陕西街北街檐第一家。 此地原是福音堂，由美国基督教教会派来的甘来德，在1890年建造。甘来徳是传教士、医学博士，也是华西医科大学的筹建者之一。在1895年福音堂毁于“成都教案”，事后甘来德利用清政府赔款和自筹资金在国外购得建筑材料重新修建。福音堂的存仁医院 眼科是东南亚一流。“成都教案”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件，最后结局是清政府赔款。只说“成都教案”，福音堂在民间有抱小孩、吸血，甚至吃小孩的传言，有个别地方有关于抱小孩的官方告示。事发的前一天是日本大兵入侵台湾。那一年是农历甲午，事一发，很快波及全川。多数学者认为这些传言都是事实不完整或条件不充分被视为遥言。
【百度1】
1952年成立四川省高等教育局，福音堂的部分建筑被拆除，教堂和钟楼还保留。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部拆除，建了四川省教育厅。
文革武斗中，高教局与十中一样，都是武斗的战场，装备有先进的轻型武器，悬挂式机用机槍，速度快，指弾大又长。“826”的土坦克钢板被打穿。打得土坦克不敢在人民南路上跑。
武斗结束后，人们可以在建筑物的外围看到弹痕累累。高教局靠近人民南路边上，四层高的建筑物足部有一个大窟窿，那就是武斗之花宋立的杰作。那次夜袭，“826”成功拿下高教局，数十人在战斗中伤亡。
后来宋立本武斗之亡命徒被“红成”所俘，死于“天灯”。“天灯”是古代的一种刑法。在人的背上挖一坑，点上油灯直到几天后死亡。
这种早已废弃的刑法在武斗期间重现，可见残忍程度。
陕西街見证了武斗的疯狂、残忍、血腥和人性的丧失；也见证了文革的荒诞、滑稽和无耻。
弹子一挥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街又是成都市人气旺盛的一条街。
陕西街东是缝纫一条街。街檐边的缝纫摊摊（儿）一家挨一家，老百姓从青一色的服装改换成丰富多彩的服装，那二年人们习惯买布料去缝制衣服，市场需求极大，生意好得不得了。当时又是全民下海，都梦想早日成为“万元户”。想发财的人跃跃欲试，一个摊位就是一个万元户呵！
随着成衣市场的发展，缝纫制衣开始偎缩。人们的习惯发生改变，更喜欢买成品服。陕西街缝纫摊摊火红了一把。持续的时间
【百度2】
陕西街西变成农贸市场，物资极大的丰富，方便了市民生活需求。
这几年， 陕西街增开了不少店铺，有的取下铺板开店；有的破墙开店。商铺就像雨后春笋漫山遍野都是，开店成风。除了开日杂、餐饮外就是什么实业公司。买什么我说不清楚，据说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生意。
这些公司的店铺都不大，照牌大，什么“长江实业公司”、“东亚商贸有限公司”等等。店只有一个开间大，里面空荡荡的，一张棹子，几根板凳。没有电话，有事需跑附近的公用电话亭。
李家的老三就开了这样一个店铺，一天“老三”做了一笔当时最赚钱的、炙手可热的“盘元”生意。一夜暴富，李姆姆忙着买彩电、冰箱。邻居们羡慕之极，都说李家“老三”有出息。“盘元”之风来得猛，散得快。李家“老三”赚钱之事随之淡去。其实很多店铺不仅没赚钱，还倒亏了一长截。他们只是倒腾的串串，茶钱烟钱杀馆子钱车马钱耗去一抹多银子，忙得脚板儿不着地，人都瘦了一圈。他们孰不知他们都是听故事的人，后面的倒爷们才是那讲故事的人。那段时间开一家皮包公司最时髦，做什么事都是一阵一阵的风，陕西街总是在风口浪尖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拆迁。新的文翁路把陕西街破为二截。几乎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所有瓦片（儿）铺板房、公馆全部拆除。单位用房也是新建的。现在回想起来陕西街变化之快，仿佛在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旧时的老邻居已不知在何方……。
2000年回陕西街走了一趟，只能认出忠孝巷口，六层高的居民大楼，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新建筑。此建筑就是现在陕西街的老建筑。我家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国贸大厦，己是四、五十层楼的大建筑物。
我在陕西街渡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体量了生活的五味杂陈。但我更愿意将陕西街的味道比喻为陈年老酒，甘甜！浓郁！意猶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