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姚锡伦 ▏东城根街的故事

新用户7771xieo 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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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根街的故事

作者 ▏姚锡伦

街名京味儿最浓郁的一条街

旧时，成都穿城九里三，老城区内500余条街巷，哪条街最长？我考究过，是东城根街。

这街是由东城根南街、上街、中街、下街和老东城根街、横东城根街6条街组成，全长1989米。它比起由东门大桥至盐市口足有3里长的东大街都还要长将近1里。难怪李劼人先生在《危城追忆》中曾说：“东城根街是很长的。”

东城根街很长，但“成街日子较浅”（《李劼人说成都》141页）。它始建于民国之初而不足百年。街名中的“东城”，特指的就是清代满城（亦称少城）的东城墙，而非成都大城的东城墙。过去许多外地人到成都后，因为不了解这段历史，对这条分明是西门上的街却称“东城”感到不解，这就不奇怪了！

这满城的东城墙还与明蜀王府的外城西墙有关。辛亥革命后，在拆除满城东城墙时，曾发现此墙杂有明代城砖，尚有蜀府建造人姓名，这也足以证明满城的东城墙是以蜀王府的外城即萧墙的西墙为墙基的。而“城根”，就是“指靠近城墙的地方”。（见《现代汉语词典》）将“城根”作为街道名称那是源于北京方言。

自打清代成都建了满城，才有了来自北方的满蒙八旗官兵及其家眷在此安营扎寨。这些满族同胞历来将靠近满城东城墙的地方叫做“东城根”，于是在民国初年拆除满城之后，在这里形成的街道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命名为“东城根街”了。

“老成都”都知道，在成都方言里，历来就没有“城根”一说，“老成都”历来是把北京人称之为“城根”的地方叫做“城墙边儿”或“城边”。比如：靠老南门城墙有一条街就叫“城边街”。（今更名为锦里东路）著名的成都保险柜厂就曾经在城边街12号。

今天的琴台路在上世纪70年代，也因为它也靠城墙的缘故，曾被命名为“西城边街”。很明显，东城根街之所以叫东城根街，那是与满城和满人有关，现在北京也还有叫皇城根街的。联想到辛亥革命后，满城内的胡同一律废除，统统改名为街巷，即便是靠满城西城墙的西城根街也被更名为同仁路。最后连“东城根街”这街名也差点“胎死腹中”。

1918年，当时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曾将此街命名为“靖国路”，还在今天的东胜街口立有一碑，上书“靖国路”。由于群众没接受，这个靖国路的街名最终并未流行，市民仍旧称这街为“东城根街”。“东城根街”这个满城的活见证、一条有着浓郁北京味儿的街名就这样幸存了下来，确实是十分难得！

红楼不是梦

许是老街情结太深吧，我有一友一提到他土生土长的东城根街就很有几分洋盘。开腔就说：“我们这条街西靠省委，东临市委，那可是省市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条街。”接着会说：“要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五一、十一皇城坝开庆祝大会，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一过主席台，只消一会儿就得“乖乖”地倒拐，从东城根街经过，坐在家门口我们就能“检阅”游行队伍。再一抬头还会看见飞机在撒传单，那才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说到高兴时，他免不了还会炫耀这街当年“扩街建红楼”的光辉历史，正可谓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他老兄所说的红楼，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从东城根上街一直到东城根下街，街的西侧所建造的一幢幢三层砖木结构的红砖房。1962年我供职的西城区蔬菜公司就在东城根上街，每天上下班我都会路过这些外表都没有抹水泥、全是光胴胴的红砖房，老百姓都爱把这些红砖房呼之为“红楼”。再按所处方位的不同，又分别将靠桂花巷的叫“桂楼”；靠仁厚街的叫“仁楼”，靠多子巷的叫“多楼”……为何要在这条街建那么多的红楼呢？

原来当时的省市有关领导都觉得“成都一直没修一条像样的街道，没有修成片的街房。于是为壮观瞻，决定整修进出省委必经之路的东城根街，决定扩宽街，同时投资修建两边街房。”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在路西修建了永久性街房“红楼”，而东边破烂的民房却依然保留着。

今天看来，那时所建的红楼论质量、论外形与当今的楼盘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了啥。但在那时，突兀而起的一溜楼房，着实让成都市民眼前一亮，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大手笔了。难怪久住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瓦片儿房”的市民乔迁红楼之后，就有人很骄傲地说“红楼梦，红楼梦，而今红楼不是梦”，算是很知足了。

当然，成都的旧城改造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难忘的教训。当年主管城市建设的老领导马识途就在他的《解放初期成都城市建设的日日夜夜》一文中摆过一段精彩的笑话，说是为“研究如何保留人粪的问题。于是在领导的提倡下，就在东城根街北头，修几单元带有旱厕的住房，每一层人家都在后房有一间旱厕，上下相通，从四楼厕所拉屎撒尿一直掉到底层下的茅坑里去，我亲自去试拉过，真是咚咚之声，颇为壮观。只是因为不能像抽水马桶那样地大量放水冲洗，那臭味无法去掉。几层楼的住户都反映太臭了！骂我们出这样的“臭主意”。谁也不愿意去为贡献宝贵的肥料而天天闻臭。”

那栋“名居”早已改造掉了，那段高空作业且弥漫着不快气味的往事，恐怕今天知道的人也不多了吧！

电台情结

我和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情结，应当追溯到耕地得用牛、照明得用油，更不知电视为何物的上世纪50年代。

那个年代，对寻常百姓来说，不进戏院能听唱大戏，看不到报纸也知天下事，最佳途径便是：收听广播电台的广播。但那时多数人家囊中羞涩，买得起收音机的可谓凤毛麟角，想收听广播自然也成多数人的奢望。

《成都市志·广播电视志》记载：“解放初期，成都仅有收音机1万台左右，多数集中在工商业手中。”于是成都街头常有一景：一些市民一走到有收音机的商铺门前，便会自觉地停下脚步，硬是要尖起耳朵听一会儿广播之后才肯离去。不消说，这“听客”中每每会有我这个痴迷广播的学生娃。

后来，一种不用电而又花钱不多的收音机风靡蓉城，这就是“矿石收音机”。不经意一抬头，望见哪家房顶上又支了根竹竿，上面缠有蜘蛛网状的铜丝天线，便知那户人家有了我所羡慕和向往的矿石收音机啰！

那时，称得上无线电爱好者的都知道，成都的矿石收音机市场就在盐市口人民商场附近的宾隆巷。那里有许多摊主既售漆包线、绕线机、U形磁铁、矿石架、胶木耳机盒等矿石收音机器材，也卖组装好了的成品机。只是成品机价太贵，我不敢问津，只敢今天买点漆包线，隔两天再去购个耳机盒，东拼一点，西凑一点，一旦零件凑齐，就动手自己组装，这才有了一台自己梦寐以求的矿石收音机。当然我所用的矿石并非在这市场上买的，而是去中药铺买了一种更为廉价，俗称为“自然铜”的东西。

打自有了这台矿石收音机后，收听广播便是我的头等大事。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戴上耳机，插好天地线，津津有味地拨弄矿石架，把音响效果调试到最佳状态，对这玩意儿产生了莫名的好奇和浓浓的兴趣。那时，我最爱收听的是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少儿节目”、“教唱歌节目”以及李月秋的清音、邹忠新的金钱板，本土的四川民歌、板车号子之类的文艺节目。此外，“五一”、“十一”人民南路广场开庆祝大会的实况转播，也是通过矿石收音机传送到我的耳膜里的……

在“老成都”的记忆里，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最早是在华西坝，都知道那里有个最明显的标志：高耸的钢架发射塔。可在1961年秋之后，我又猛然发现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已悄然迁到了东城根上街。很巧，它正好和我初参加工作的单位“西城区蔬菜公司”同在一条街上。

出于好奇，有好几次我路过它门口时，总想进去看一看，很想知道它里面到底有多神奇、多神秘。后一想，这儿不是众人可逛的人民公园，此乃“神圣”之地，闲人免进，也就只好作罢。我虽没进去过，但知它的门内是一条并不宽敞的过道，过道左侧有间收发室，过道的里面才有一座两楼一底的旧式楼房和一个小院坝。想不到天天给千家万户送去精神食粮的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当初竟是如此“陋室”之地。

后来，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这个“铁杆”听众偏偏又爱上了新闻写作。除了给报纸写点小小的“豆腐干”文章外，更主要的就是给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写一些新闻广播稿。稿件内容全是本人工作亲历的“城市管理”、“双拥”、“群众文化”、“民族工作”、“中小学生暑假活动”等方面的社会见闻。我知道新闻最讲时效性，所以每当我完稿之后，总会以最快的速度骑着自行车，亲自把稿件送到东城根上街市台里。之后，在电台“早间新闻”或“午间新闻”时段之前，我定会早早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恭候佳音”。看看我写的那些无声的文字，会不会化为电波、声音再从收音机里面传播出来。

那时，每当听到广播里响起了“本台通讯员姚锡伦报道”以及我稿件的内容时，我的心里就像吃下了一块冰糖那么甜蜜，不禁涌起一阵幸福感和成就感。迄今，我还珍藏着盖有“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鲜红印章的八份《用稿通知单》。

现在，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已另迁他址，没在东城根上街了。它的旧址早已被新建的高楼大厦所取代。但是，我的记忆并不欺骗我，我站在桂花巷东口再往东一望，还能清晰地断定它当年的大致方位，也不会忘记在电台收发室里，双手接过我亲手送上的稿件的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

难忘锦春楼三绝

东城根街在许多“老成都”的记忆里，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锦春楼三绝”。这从最近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为啥要大声疾呼：“恢复锦春茶楼”（见2010.6.21《成都日报》）即可略见一斑。

锦春茶楼位于东城根南街口。锦春茶楼的三绝，即：贾瞎子演唱的四川竹琴，掺茶的周麻子，司胖子的花生米。

四川竹琴，又称道琴。始于道教演唱二十四孝之劝善说道。据传成都著名竹琴老艺人瞎子贾树三仅一个竹筒、两片竹片作乐器，即能一人唱出一台戏，且唱多个角色。千军万马的气势、悲歌慷慨之情节尽在他的演唱之中。难能可贵的是他善于把川剧和扬琴的唱腔精华都融进到竹琴的演唱中来，开创了“贾派竹琴”。听他的演唱，人人屏气凝神，个个如痴如醉。

当年抗日将领冯玉祥，一听完贾瞎子的演唱之后，即赞不绝口：“成都的贾树三完全可以跟北方京韵大鼓鼓王刘保全并称双绝”。此乃锦春楼一绝。

第二绝就是周麻子的掺茶绝技。只要茶客一入座，他即右手提壶，左手卡着一摞铜茶船和白瓷茶碗，便到客人座位上来。只见他手一松，“哗”的一声脆响，茶船全都撒落在桌上飞快地旋转起来，待这些茶船还没“安静”下来，个个茶碗即稳稳当当地被他放进了茶船之上。紧接着，一柱水从1米之外的铜壶内倾注而出，斟满每个茶碗而滴水不漏。茶客观之，正瞠目结舌之时，他再用小指把茶盖轻轻一挑，茶碗就被盖得严严实实。就连慕名而来专看三绝的冯玉祥，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赞美周麻子：“不错，你算一绝！”至于周麻子名叫啥？好像已失传了。

最后一绝则是司胖子卖的花生米绝！茶客要想吃到他卖的花生米，那就必须等到贾瞎子唱完一折戏之后中途休息的这个时段。这时，一听楼梯响，就可见到司胖子和他徒弟提着几个大包上得楼来。客人只要一示意，他立马就会给你送上一包花生米，一包瓜子。凡到这儿来听竹琴的，几乎都会买他的花生米吃，因为只有锦春楼才能碰到这么好的机遇。平常就算你想吃，到哪儿去买哦？拆开包一看，颗颗花生米大小一样，匀匀净净且红衣完好无损，丢在嘴里一嚼，又香又脆，这又是一绝！

可惜，今天我们已无缘领略“锦春楼三绝”了！但它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间绝活，我们依然青睐它，关注它。期盼着它还会联系着未来，而不是在梦里……

街边茶铺喝茶有种回家的感觉

成都的街名，既有老马路也有新马路；既有老半边街也有新半边街；然而却偏偏只有老东城根街而无新东城根街。何故？

原来，今天大家看到的老东城根街，早先它并不叫老东城根街，而是叫东城根下街。它的易名则是与扩街有关。

上世纪50年代，扩建东城根街时，为了把街拉直便决定切断东城根下街弯道。就在原东城根下街以西，横穿红墙巷、过街楼及东二道街新开辟了一段街直至八宝街，这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新东城根街”。

兴许是当初考虑到这新辟之街它既在主干道上，又与东城根中街紧紧相连，于是这段新街最终没有“按惯例”命名为“新东城根街”，而是让它取代了原东城根下街之名。这样一来，原来的东城根下街也就只好“憋倒”改名，1981年地名普查时，便正式更名成了“老东城根街”。

这老东城根街朝向东北，仅是一条狭窄的支干道而已，自然就少了许多车马的喧闹，称得上是一条镶嵌在闹市中的幽深小巷。因其不当道，曾一度辟为有名的“东下农贸市场”。

小巷南端，则是赫赫有名的四川省曲艺团。扬琴大师李德才、谐剧创始人王永梭、清音演唱艺术家肖顺瑜、二胡演奏家车向前等名家以及他们的传人均汇聚于此。

省曲艺团旁，株株芭蕉、棕榈、银杏树荫下的街边，便是“社区小茶园”。若不是天气作怪，这里茶客真不少。茶不贵，三、五元一杯。茶客年长者居多。最长者是103岁的龙骧老大爷，他的家就在本街上，仅隔茶园数米之远。

我也常到这里喝茶。平心而论这茶园的设施，显然上不了档次，无非是安放了些普通人家常有的方桌、圆桌、小茶几，竹椅、木椅、钢架椅。每桌配开水瓶1个，供茶客自斟自饮。设施虽然简陋了些，但这却是寻常百姓实在的寻常生活。住惯了瓦片儿铺板房的我，以及同我经历类似的老人，在此喝茶，免不了都会触景生情——想当年，谁家不是这样？闲暇时光抬上一把小竹椅或马架子在自家门口喝茶不也是这般“风景”么？难怪有人感慨：这儿喝茶，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只是旧城改造高楼林立，像这类的街边茶园而今成都已不多见啰！

家住羊市街附近一宿舍区，年已八旬的刁大爷就是一位把这儿当成家一样的老茶客，每天都要“回家”喝一会儿。听他聊天方知，他儿时的老家就在东城根街，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轰炸东城根街，逼得他母亲不得不贱卖了自家的房产，举家逃到了北郊，直到解放以后，才从郊外迁回城来。哦，他还是个东城根街资格的老街坊，“难怪不得”对这条街他会有那么痴情。

那日，快到四点半了，见两位大爷微笑起身，拱手告辞，原来他俩都被茶客戏称为“双规”人士——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东城根小学门口”接孙娃子回家去了。

“双规”人士刚离去，又一大爷坐不住了。但他不是去学校接孙子，而是赶紧到“省委机关食堂”去买全家人都爱吃的“包子、馒头、窝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