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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申玉琢 在今天人民路中路“喜来登”饭店对面，曾经有条叫做西皇城边街的小街。小街东口（即今天“成都市房产交易中心”位置），有家摆有二十来副木桌竹椅的茶馆，那便是成都当年有名的“人市”！ 说它“人市”，绝非耸人听闻，它也真像展售商品那样，里面随时坐有若干供人选雇佣妇或奶妈的中青年妇女。其情景就和今天专门推荐外地妇女当保姆，并从中收取佣金的“家政服务中介”一样。当然，从“贫苦人身上赚钱”，也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削，不仅代表着旧时的封建残余，也是古代奴隶制社会贩卖奴隶的孑遗。虽如此，但绑架拐卖、逼良为娼，采生折割、人造乞丐等触目惊心的人性之恶，倒还未曾见过！ 但未曾见过，却不等于没有发生过。 听老一辈人讲，也有个别贫苦人家子女，因天灾人祸，突遭变故，来此“卖身葬父”或“卖身救母”者，亦偶有一见，但也仅在清末民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而最惨的，要数小女孩了：她们由亲属陪着，头上绾着待售草标，站在这家茶馆的门前，由老板娘向买主推荐，并当面“看人议价”。 按当时的行情，小于13岁的女孩，大约能卖折合一百公斤大米的价钱。13岁以上的女孩的价钱则要翻倍。但也只能买来作丫环、婢女，且规矩极严。不仅双方要订立文书，签字画押，还要请街邻作证，以后绝不能将女孩转售为娼或转买为妾。 一切办妥后，还须到当地联保处备案，方能成交。事后，女孩身价的十分之九归父母，余下的则归“人市”。因行业特殊，这家茶馆向来由女老板主持。 旧社会嘛，再严格的规矩都是“忽悠”老百姓的。我就知道有人从“人市”搞来一位年轻妇女做老婆的。 此人姓朱，是城西三洞桥路附近茅草堰一带的混混。不意四十岁那年发了一笔小财。手边“有了两个”的他，便有了娶妻生子的念头。可他名声太差，虽托尽媒妁，却怎么也踏不上“红地毯”。无奈之余，便想出一个“曲线成家”的办法：先“捡来”一个弃婴，再以照顾婴儿为名，到“人市”出高价雇了一位肤色、个头、奶水都好的年轻奶妈，又经十天半月的软施硬磨，终把把奶妈弄上床，不久弃婴的父母找上了门，说准胎印痣记，领走小孩——绕了这么个大圈子，那个姓朱的终于当上新郎倌。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纯为女性聚集的茶馆，偶尔还有男性出没，那一定是想去给有钱人家拉“私车”或去“车行”当车伕的“打工仔”了！ 民国以来，传统的轿子、滑杆，多已淘汰，机动车又尚未进入街衢。在此空窗期，个别有“经济头脑”者，便从上海购回数十辆带蓬的东洋车，办起了“车行”，并雇用“车伕”在闹市“扫街揽客”，赚取利润。 最初东洋车的车篷是黑色的，当年成都主要街道均以石板铺路，年久失修，石板破缺，坑洼不平，而小街又多为土路，纡曲狭窄，加之晚上又没个路灯，被戏谑为“灯不亮，路不平，天黑就是野猪林”。人力车奔行其中，极易出交通事故，成都市警察局便下令把黑色车篷，统一漆成黄色，以好辨识。于是东洋车在成都，就从此改称“黄包车”了。 “车伕”一行，属于用脚杆挣钱，跑路的活儿，雇主选车伕不但像挑牲口那样：既要体健腿长，还要熟悉成都街巷。但就这二者俱备，也不一定被雇用，因为还有最关键一条：那就是“要趟子跑得快”！为考察受雇者“是不是有脚劲”，雇主（有时也可能是中介）往往把他带到街中间。手一挥“来，先跑一趟看看！” 这时，周围的吃瓜群众马上便兴奋起来：“让开！让开！看跑‘溜溜马’罗！”他们一面代为清道，一面在街中自动让出一条“火巷子”。西皇城边街长约百米，一个来回下来，只要“面不红，心不跳”，基本就算合格。 接下来便是议工钱，定规矩，谈好之后一并写入纸约，双方签字，再由担保人盖章，便可入住主人家或“车行”了。 而黄包车伕这个职业，也是当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最为同情和最受关注的对象。“五四”以后，提倡劳工神圣，民粹流行。凡“上过几天学堂的”，都选择把情感倾注在车伕身上。鲁迅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在其作品《一件小事》中，塑造了一个车伕的“高大形象”。 据先生的门生高长虹（即许广平之前男友）回忆：先生一次雇车回他的八道湾11号，因不忍车夫劳累。中途便要求自己拉车，让车伕坐，车钱照付。而车伕却懂不起这番“矫情”，吓得一跪在地，不断向他求饶，弄得路人也纷纷驻脚，以为碰上了精神病…… 其实，看过《骆驼祥子》的人都知道，车伕一族虽有傍到“大闺女”“小媳妇”之传闻，但其现实生活却绝无浪漫可言，他们奔波于城市底层，地位卑贱，经济困顿，难以养家糊口。就是在上世纪40代年的成都，车伕的日均收入也不到9元，而一个家庭（按4人计）每日的支出，则需10元，用当时《新新新闻》的话说：“竟日奔波，血汗所获，也勉能糊口”。 而历史却如滚滚之车轮，并不在乎“车伕”的忧喜悲乐。至1949年12月底，随着王朝代谢，政权更迭，这个在蓉城有着50多年历史的“人市”，连同与它相依相存的“奶妈”“女佣”“车伕”等芸芸众生，一切均如过眼烟云，很快便堙没在岁月的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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