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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賀丨“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的周錦先生贈書

 书目文献 2020-10-23

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的周錦先生贈書

王  賀

王賀,文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青年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近現代文學與文獻。 

座落于臺北市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下簡作“文哲所”),是海內外知名的學術機構。其創辦以來,旨在“為舊傳統注入新聲,為新文化深化內涵;開展多元研究觀點,進行科際整合對話;匯通海內外研究成果,打造國際交流平臺,[1]廿餘年來成績斐然,更以其薈萃一流學者、學術氛圍之濃厚、館藏資源之豐富,而不斷地吸引中外學者在此工作、訪問。該所圖書館自籌設至2008年8月底,已擁有逾33 萬冊(件、片、卷)書刊、縮微膠片及影音資料,其中,受數百家機構及個人慷慨捐贈書刊資料,高達七萬八千餘冊,約占現有全部館藏四分之一以上。[2]可見贈書構成該館館藏的一大特色。

顯然,贈書在圖書館館藏發展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無須多費筆墨。但如何讓贈書發揮其應有之價值,最大程度上提供給讀者使用,考驗著圖書館的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及其工作理念,也是讀者至為關心的一項服務內容。也正如我們所熟知,學術機構的圖書館的使命,首先是服務學術研究,其所接受的各方面贈書的處理辦法,更應該以滿足學術工作的需要為優先考慮。但在事實上,要做到這一點極困難。

在文哲所圖書館眾多的贈書人中間,文獻學家楊家駱(1912-1991),學者、出版家周錦(1928-1992),作家、學者秦賢次(1943-)等先生,幾乎捐贈出了全部藏書。但基於人力、物力及贈書的稀缺性等因素的考慮,該館只編制了《秦賢次先生贈書目錄》,並依秦先生捐贈圖書舉辦了“秦賢次先生贈書特展”,展出大量珍稀的民國圖書、雜誌的初版本,但也並未為之設置專門、獨立的藏儲空間,而是與其他圖書一道混編上架。至如楊家駱、周錦先生的贈書,有許多迄今仍未正式編目,一般讀者通過電腦進行書目檢索,然後到館借閱或憑館際互借方式獲得,偶見某書上印有“楊家駱先生贈書”、“周錦先生贈書”的圖章時才能意識到此事,更不會想到他們贈書的數量之巨、意義之大。

以周錦先生贈書為例,其數量近萬冊,內容極為閎富,具有相當的收藏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1997年7月中旬,時周先生過世五年零五個月,其遺孀、作家謝霜天女士決定將先生圖書5千餘冊、期刊4千餘冊,全部捐贈給文哲所圖書館。[3]顯然,以周錦先生名義捐贈的這批圖書,乃是先生畢生所藏。其中的大量期刊,有部分已匯入期刊室,有些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處理,但就總體而言,已經無法按圖索驥,一窺全豹,至於圖書部分,承蒙主催此事的前圖書館主任劉春銀先生及現任館員林敏小姐的幫助,筆者有幸獲得了一份由當時館方工作人員編輯的較為完整的贈書清單,再輔之以實際調查作業,始能對其稍稍有所認識。

按其主題和特色,這批贈書約略可分作五類。一是相當珍稀的清末民初出版的石印本古籍。如溫謙山纂訂《和陶合箋》,溫汝能纂訂《陶詩匯評》四卷,雷瑨輯《青樓詩話》,王彥泓著《精校本疑雨集》四卷,許葭村著《詳校補注秋水軒尺牘》,黃任編注《香草箋偶注》,早期百科全書《通天秘書要覽》五卷,《通天秘書續集》六卷等。

二是1912以來的初版本書籍,以文學作品為多。如郁達夫著《達夫日記集》,鄭振鐸著《短劍集》,古丁著《浮沉》,靳以著《生存》,方敬作《生之勝利》,驍騎著《金色年代》,徐訏著《阿剌伯海的女神》,路翎著《燃燒的荒地》,尹雪曼著《夥伴》,陳紀瀅著《親屬篇》,姚一葦著《傅青主》等。以外,也有蔣夢麟著《新潮》等學術作品及其他方面的圖書。

三是當代出版的中外文學作品、翻譯、評論,其中有一部分是1950-1980年代在香港、臺灣被盜印、查禁的近現代文學作品及其研究著作,頗有助於研究晚近的書籍史、出版史。

四是諸多的文史類工具書,如目錄(報紙副刊目錄、雜誌目錄、圖書目錄、展覽目錄)、年表(文學年表、歷史年表)、傳記索引、各類辭書及大型影印本叢書、套書等等。

五是諸多珍貴的簽名本書籍,諸如蕭乾、孫陵、尹雪曼等人親筆簽贈作者的個人著作,所在多見,而又以1949年後遷臺作家、學者、報界人士的簽名本為多。

六是其所主辦的智燕出版社的出版品。由智燕出版社所印行的“中國新文學創作叢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叢書,及周錦先生的個人著作,皆在其中。

七是周錦先生為編纂、出版個人著述所搜藏的資料。這批資料筆者未能目見,但據劉春銀先生介紹,亦有相當部分,有待館方陸續整理公佈。

從上述簡介中,我們可以大致判斷這批贈書之於學術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近現代文學史、學術史、書籍史、出版史,以及關注文獻學、圖書館學、古籍整理、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等領域的學者,皆可以設法利用這批資料,進行專門的研究。但在研究之前,或仍有必要對藏書者周錦先生的生平略曆有一大致瞭解。

對於專攻中國近現代文學、臺灣文學的學者而言,周錦的大名,必有所耳聞,他的《中國新文學史》和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出版的各種著作,已經是我們的必讀書,但饒是如此,也未必對其生平和所著其他作品耳熟能詳,更不必談全面的掌握,至於其他讀者的所知甚少,自可想見。

茲據筆者搜集資料,略述其生平著述情況如右。周錦,男,江蘇東臺人,1928年2月17日出生,1949年前後至臺(具體時間待考),1992年2月25日辭世。臺灣師範大學國民教育專修科、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執教多年,後創辦智燕出版社,並擔任發行人,並創辦臺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與美國學者葛浩文、韓國學者許世旭長期合作,開展對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其著述除《中國新文學史》外,尚有因此書篇幅甚巨而析出的《中國新文學簡史》《中國新文學史大事記》二書,及《中國現代小說編目》《中國現代文學書目總編(初稿)》《中國現代文學作家本名筆名索引》(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都是較早的現代文學書目學、文獻學著作。

此外,其尚撰有專論近十種,所論自先秦典籍至現代文學,包括《詩經的文學成就》《屈原作品的研究》《司馬遷的散文成就》《曹操父子的文學成就》《朱自清作品評述》《朱自清研究》《〈圍城〉研究》(簡體字版改名為《圍城面面觀》)《論〈呼蘭河傳〉》《一本好書》。

其所編纂之工具書凡五種,計有《中國詩詞名句析賞大辭典》(2冊)、《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書名大辭典》(3冊)、《中國現代文學鄉土語彙大辭典》(1冊)、《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術語大辭典》(5冊)、《中國現代文學重要作家大辭典》(2冊),至今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其所主編之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兩岸文學互論》《杜衡選集》三種,主持出版之叢書亦有數種,前述二種外,尚有“抗戰文學作品叢書”“中光文庫”等。

殊為遺憾的是,目前兩岸學者對1949-198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臺灣文學研究史關注的熱情不減,但卻缺少對周錦先生其人其文、其職業生涯的全面調查與研究,坊間偶見記述,語多錯謬。在臺灣,因其生前之交誼網路多為報界、文壇中人,且多為1949年後遷臺之大陸作家、學者,與正統的學院派往來較少,謝世之後復以其“外省人”“外省作家”的身份,適值“去中國化”意識甚囂塵上,亦無門生、友人為之表彰,故此橫遭冷落;而在大陸,其卻又陰差陽錯地被認作“臺灣學者”,度過九十年代短暫的熱絡期,列入“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臺灣文學發展史”的節目後,似已無須再作專門、深入之探討,相反,學者們轉而追逐更新抑或更有權勢的學術趨勢。

然而,無論是作為文學史編纂者、文學文獻整理者,還是現當代文學的評論者、研究者乃至出版界的重要推手,周錦先生的貢獻實在不容抹殺。察其工作展開的時間,正是兩岸為敵、難通聲氣的年歲;其工作所依賴的條件,只是憑藉一己之力和個人持續的興趣。世道維艱,斯文零落,周錦尚能取得如此成果,而其累累碩果至今仍被低估,念及此,不由不使人感慨。

迨至其病故,畢生所藏的圖書及其他資料,全部捐交文哲所圖書館,誠如前述,這批贈書的收藏價值頗高,對於多個領域的研究皆可提供參考,另一方面,對於我們全面調查、研究周錦先生的生平、著述而言,更是一大筆極為難得的一手資料。但是,研究者要如何利用這批贈書,建構一新的研究?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館方因場所有限、人手不足等原因,未能建立“周錦先生贈書專庫/室”,然亡羊補牢,猶為未晚,首先,實可編制一完備的《周錦先生贈書目錄》,以備讀者查檢、調閱;其次,假以時日,若經費、條件允許,亦可將此一贈書刊目錄及所贈全部資料予以電子化、數位化,建置一專題資料庫,提供給館內讀者使用,或任由全世界讀者免費、開放獲取,促進學術事業的發展。

這些工作無疑都需要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需要主事者以胡適所謂的“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組建作業團隊,邀請學者襄助,作為期數年的努力。但一旦建成,則必將嘉惠學林,既可提供相當豐富的文獻資料,亦可填補文學史、學術史、出版史之空白,兼收解紛釋疑之效,進而還可能催生出新的議題、進路。但在這些工作未克峻事之前,研究者只有到文哲所圖書館逐一尋訪,舍此別無他途。

差堪告慰周錦先生和先生知音的是,畢竟還有其畢生藏書這一尚待發掘的寶庫,仍得以完整保存,可供讀者調查研究。但與周錦的寂寥、尷尬之命運相似者,其實還有整整一代人,他們就是1949年前後遷臺、1990年代前後相繼離世的大陸作家、知識人,有關他們的著作、手稿、照片、口述資料,散佚現象非常嚴重,以筆者所訪問之臺北中央圖書館、中研院及臺灣大學等大專院校圖書館藏所見而論,皆難稱完備、切當,更重要的是,迄今為止,這些資料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有效搜集、整理,甚至有些作家、學者,我們連一個起碼的著述年表都編不出。

其實,相對健全的文獻資料是任一文史研究必須的前置作業,既無資料,則後續的研究、評論,更不敢有所望焉。切盼有心人可以投身此一志存續絕、發皇幽渺的事業,多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而且,越動手早,收效想必越多。竊以為,此舉無關“統獨”政治競賽,更無關解釋權、話語權的爭奪,只關乎文學的正義、學術的正義、歷史記憶的正義也。

2015年12月初稿

2019年8月改訖於滬寓

注釋:


[1]參見文哲所網站“本所簡介”專頁,網址見:http://www.litphil./about20151219日檢索。

[2]刘春银:《贈書在圖書館館藏發展的重要性》,臺灣《新書資訊月刊》(臺北)200810月號,第10-11頁。

[3]劉春銀致筆者電子郵件,2015327日。

注:本文发表于澳门《艺文杂志》2019年第5期,此据作者原稿修改,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贺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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