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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汝平 【摘要】吕有年是南宋吕祖谦家族成员。新发现的吕有年墓志对研究吕有年的生平事迹乃至吕祖谦家族的墓葬制度都很有价值。首先，它列举了吕有年的详细履历，可以填补传世文献对吕有年记载的空白；其次，对考察其是否是旁支入继也提供了珍贵的信息；再次，吕有年迁居越中，死于越中，葬于越中的事例可以让我们一窥吕氏家族迁居越中的情况，也可从侧面印证吕氏族人都有归葬武义县明招山的传统。 【关键词】吕祖谦；吕有年；吕大同；明招山；墓志 一、释 文 近日，笔者在专门收藏墓志和古甓的绍兴会稽金石博物馆看到一方南宋吕祖谦家族吕有年的墓志。该志高80cm，宽54cm，总19行，满行35字，共636字，除文字有个别漫漶外，总体上保存完好。该志对研究吕有年的生平事迹乃至吕祖谦家族的归葬祖墓传统都很有价值。兹先将其录文标点，再略作阐述。 先君姓吕氏，讳有年，字宜父，其先河东人，后徙寿春。七世祖申国文靖公自寿春徙开封。建炎南渡，不常厥居，于信、于婺、于越，凡三迁焉。曾祖讳本中，故左朝奉郎、中书舍人，追复敷文阁待制，累赠光禄大夫，谥文清；妣李氏，赠永嘉郡夫人。祖讳大同，故从事郎，累赠通奉大夫；妣方氏，赠令人。父讳祖平，故朝议大夫、大理寺丞，累赠宣奉大夫；妣潘氏，赠硕人。先君生于开禧丁卯二月二十六日，以宣奉公遗泽补登仕郎，铨中授迪功郎，监温州支盐仓，监行在赡军激赏酒库所籴场，监西京中岳庙，浙西、两淮发运司准备差遣，以考举及格，改通直郎，知潭州湘乡县。丁本生母田氏忧，解官，申心制。服除，知江阴军江阴县。三管临安府城北右厢公事，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监尚书六部门，除大理正，知徽州，改知温州，主管华州云台观，知汀州，未之官而病殆。咸淳庚午八月五日终于家，享年六十有四，积阶至朝散大夫。娶范氏丞相文肃公讳鍾之女，封宜人。子男二人：长任之，次传之，并将仕郎。女适承直郎、瑞安府军事判官李秬。先君沉静端方，待人恕而律己严，一言一动循蹈规矩。会范公当国，先君益自晦，毫发不与人交。历官所至，皆守法奉公，将之以勤谨，行之以简易。逮班朝列，轮当陛对，首论真心实政以结人心而祈天命，终论招兵生肘条目甚悉，当宁韪其言。既而权奸执政，先君知其有误国之渐，亟请一麾去，怀绶家食者六年。其守温也，优廪禄以养廉，重选举以登俊，于讲荒政、赡兵食尤切究心。两载之间，刑清讼理而杜请托之蹊径，挟贵者滋不悦。寻以烦言去官，识者惜之。先君一生清修，天啬其龄，虽再剖郡竹，而未究设施，赍志以殁。天乎痛哉！诸孤遵治命，卜以癸酉四月甲申日奉窆于绍兴府山阴县谢墅之原。未能会稡行事求铭于立言君子，姑叙梗概，纳诸幽宫。孤子任之等泣血谨记。表侄朝请大夫主管华州云台观囗[1]埾书讳。 二、吕有年及其家世 为了阐述的方便，有必要对吕祖谦家族的世系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吕祖谦来自于一个世代显赫的家族东莱吕氏，六世祖吕夷简是宋仁宗时期的宰相，而五世祖吕公著是宋哲宗时期的宰相，父子双宰相，在宋代颇为罕见。高祖吕希哲虽仕宦不显，但他是著名学者，奠定了“不主一门，不私一说”的东莱吕氏家学的基础。曾祖吕好问于道学造诣精湛，是当时的学界权威，建炎年间曾官至尚书右丞，以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终。吕好问有五子：本中、揆中、弸中、用中、忱中。揆中在南渡前已死于北方，未有子嗣，可置不论。本中有二子：大猷、大同；大同有一子祖平；祖平有二子：樗年、有年；有年有二子：任之、传之。弸中有三子：大器、大伦、大阳。大器有四子：祖谦、祖俭、祖节、祖烈。用中有三子：大凤、大麟、大虬。忱中有二子：大原、大兴，均早世。据此，吕祖平与吕祖谦是同曾祖的堂兄弟，上述墓志的志主吕有年则既是吕祖谦同曾祖的堂侄，也是江西诗派巨擘吕本中的嫡曾孙。 墓志提到了吕有年曾“丁本生母田氏忧，解官，申心制”，因此笔者怀疑其非吕祖平亲生子，而是以旁支入继者。这从陆游所作的《吕从事夫人方氏墓志铭》也可见出端倪： 维申国吕氏，自五代至宋，历十二圣，常有显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妇姑相传以德，先后相勉以义。富贵不骄汰，虽甚贫，丧祭犹守其旧，养上抚下，恩意曲尽，虽寓陋巷环堵之屋，邻里敬化服之，犹在京师故第时。呜呼盛哉！从事郎讳大同之夫人方氏，严州桐庐人。曾大父楷，尚书驾部员外郎。大父蒙，朝散郎、尚书屯田员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殁，夫人尚幼，事母已为宗党所称。年二十有一来归，生一男一女，而从事不禄。夫人能笃礼好义，哀死字孤，为子求师择友，日夜进其业，而教其女以妇事，皆讫于成。不幸得年不长，四十有九而卒于淳熙三年，祖平犹未仕也。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赠从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人。故祖平每言辄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禄养吾亲，视斯世尚何聊。惟图所以慰亲于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来告某于山阴泽中，曰：“愿有述。”某亦早失先亲，与吾子之憾无异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则吾子之悲哀，某实能深知之。其敢爱一日之劳，不以成吾子之悲乎？初，从事葬于信州上饶县明远乡之德源山，以潦水啮墓趾，改卜于旧墓少东二百步，实庆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没时，祖平窭，不能以柩祔从事墓，乃即婺州武义县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改葬从事，诹日奉夫人归祔，而筮未得吉。祖平于是为承议郎、知兴化军仙游县事。女嫁朝请郎、添差通判镇江府曾棐。孙男樗年，孙女莱孙。铭曰： 吕从事就是吕有年的祖父吕大同，因曾官从事郎，故称从事；方氏是吕有年的祖母。陆游与吕氏家族颇有缘分。陆游自童子时就酷嗜吕本中诗文，《渭南文集》卷十四《吕居仁（本中）集序》云：“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几），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本中），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可见陆游在诗文创作上是私淑吕本中的。心摹手追的结果使曾几一眼看出陆游的诗文渊源于吕本中。而曾几又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吕本中之侄吕大器，而吕祖谦就是吕大器之子。由于有此两层关系，因而陆游与吕氏家族颇有来往。幼年时期的吕祖谦就和陆游有交集，《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吕伯恭（祖谦）书后》云：“绍兴中，某从曾文清公游，公方馆甥吕治先（大器），日相与讲学。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颖异，盖吾伯恭也。”据吕祖谦之弟吕祖俭所撰《东莱吕太史年谱》（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东莱集》卷末附），绍兴二十一年（1151），吕大器为浙东提刑司干办官，吕祖谦随侍于越。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吕大器调为福建提刑司干办官，吕祖谦随侍于福唐。可知吕大器、吕祖谦父子在越中生活过数年。所以吕氏家族有事往往会找陆游帮忙，陆游的《吕居仁集序》就是应吕祖平之请而作的。这篇《吕从事夫人方氏墓志铭》也是受吕祖平之邀而写的。这篇《吕从事夫人方氏墓志铭》虽然没有标明具体的写作年月，但是志文中有“行年八十”之语，可知陆游当时已年届八旬。陆游生于宣和七年（1125），则此墓志铭当作于嘉泰四年（1204）前后。此时吕祖平尚只有一子樗年、一女莱孙。方氏二十一岁嫁与吕大同，淳熙三年（1176）去世，享年49岁，此时吕祖平尚未出仕，“祖平犹未仕也”，但其年龄当已二十开外，到嘉泰四年（1204），应有五十岁左右，则其子吕樗年当已成年。而此时吕有年尚未出生，据墓志，吕有年出生于开禧三年（丁卯，1207），可知其与长兄吕樗年的年龄必定悬殊。因此，两人非一母所生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吕有年是旁支入继的可能性很大。或许吕樗年早亡，吕祖平艰于子嗣，遂入继吕有年为子。当然，还有另一个可能，就是吕有年的“所生母田氏”是吕祖平晚年所纳妾侍。也就是说，吕有年乃妾侍所生。 三、吕有年在知温州任上的贡献 从墓志可以看出，吕有年并非是籍籍无名的等闲之辈，他虽以门荫入仕，但扬历中外，从政履历丰富，曾“再剖郡竹”，两任知州（知徽州，改知温州，知汀州未赴任），积阶至朝散大夫（从五品），在宋代冗官泛滥、晋升异常困难的历史背景下，吕氏能做到这个程度，也算是佼佼铮铮之人了。只可惜关于吕有年的传世文献很少，未能与墓志一一相印证。笔者只在嘉靖《江阴县志》卷十二《官师表》中找到宋知县吕有年之名，注云：淳祐十二年（1252）任。另在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宦职》中找到宋知温州军州事吕有年之名，注云：景定五年（1264）任。其生平事迹则概从缺略。而其后任江万顷（江氏的正式头衔是知瑞安府事节制镇海水军，盖其时已改“知温州军州事”为“知瑞安府事节制镇海水军”，职掌仍旧）则是咸淳元年（1265）任，可知吕有年在知温州军州事任上时间不长，墓志于吕有年出知温州军州事有“两载之间”之语，实际并没有两年，大概一年多一点，也就是两虚年。至于墓志中提到的出知湘乡县、徽州之事，则历代《湘乡县志》《徽州府志》均未见记载，可知文献无征，由来已久。墓志对吕氏在知温州任上的作为有总结性的评价：“其守温也，优廪禄以养廉，重选举以登俊，于讲荒政、赡兵食尤切究心。两载之间，刑清讼理而杜请托之蹊径，挟贵者滋不悦。”因为墓志出自吕氏后人之手，或许有溢美之辞，但足供我们参考。从墓志可知吕氏是理宗朝丞相范鍾之婿，这一点殊堪注意。墓志提到吕氏陛对时曾“首论真心实政以结人心而祈天命”，这与范鍾向理宗所上《论时政十事疏》中的第九事“结人心”、第十事“祈天命”所述似颇为相合。范鍾的这份奏疏虽非其亲笔所撰，而是由方岳代作，但其间透露的治国理念当是范鍾的真实意思。南宋末年，国势江河日下，有识之士都感到国事已不可为，因此只能乞灵于劝皇帝行仁政结人心以祈求天命的垂佑。范鍾说宋室列圣的“德泽在人心，沦肌浃髓，有不可得而解者”，“盖天命不在天而在人，则所谓祈天永命者，要亦求之德而已”[3]，这其实只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劝慰之语罢了。国事蜩螗，已不可为，这已不只是范鍾、吕有年翁婿两人的观感，而应是朝野广大有识之士的普遍看法了。至于吕氏“终论招兵生肘条目甚悉”一节，虽不可详知，要与范鍾《论时政十事疏》第六事“计军赏”所述也相似。宋代实行募兵制，这个制度虽在特定时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但后来逐渐窳坏，实际上成为了“养兵制”。巨额的军费开支，常占宋朝财政支出的大部，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税役负担。大量军士脱离农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甚至导致了肥沃农田大量抛荒的严重后果。为把反抗因素消弭在萌芽状态，朝廷又大量招募灾民和强令罪囚为兵，使一些素质低下的四方不逞之民、失职犷悍之徒、奸滑无赖之人、负罪亡命之辈充斥于军队，不但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而且还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范鍾对此深抱殷忧，他说：“臣闻诸处梱帅率自其所治每二三十里置一铺，以达于畿，谓之摆铺。每铺不下五七人，皆选其兵之翘捷者充之。只此一项，大约亦用胜兵五七千人，徒为探刺中朝动息之用。每一家落，辄有数项摆铺，少者亦约有二三十人共聚一处，故其所处之地，剽敓自由，遂使商旅不行，邸店停闭。臣每念边鄙不知何时复见烟火万家气象，岂图内陆亦有此景。”[4]这段话完全可作上述论点的注脚。可见募兵制的这种破坏性和危害性在宋末已彰显无遗，这就是有识之士深以为虑的所在。吕氏所论“招兵生肘”之事当指这些情况而言。看来范鍾、吕有年翁婿两人声气是相应的。吕有年的治国理念与范鍾是一脉相承的。明乎此，吕氏在知温州军州事任上的两年“于讲荒政、赡兵食尤切究心”就很好理解了。可以这么说，吕有年在温州任上是在身体力行其岳父范鍾的治国理念的，虽然其时范鍾已去世多年。 四、入居越中的东莱吕氏家族 据考古学家郑嘉励先生研究，东莱吕氏有经营家族墓园的传统。这在江南地区是颇为罕见的，因为江南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讲究风水的社会观念客观上很难使家族墓园产生。南渡前，吕氏家族就在郑州新郑县怀忠乡神崧里建有自己的家族墓园，当时的神崧里已是吕氏家族七代人聚葬的墓地了，甚至吕好问、吕用中等人的“寿穴”都已规划好。只是由于北宋灭亡，吕氏家族南渡，神崧里墓园遂告废弃。吕好问一支南渡后因不遑启处，归家无望，遂聚族安葬于婺州武义县明招山[5]。近年来，武义明招山出土了17方吕氏家族墓志，为研究东莱吕祖谦家族的世系及墓葬制度提供了第一手丰富材料。吕好问一族南渡后多定居在婺州一带，但也有迁居外地者，越中也是他们的定居地之一。从上述墓志可以看出，吕有年已定居越中，死后亦安葬于越中，并没有归葬明招山祖坟。而从墓志“建炎南渡，不常厥居，于信、于婺、于越，凡三迁焉”的叙述中，也可推知吕有年家族定居越中已非一代。笔者推测，吕本中一支最早安家于越中的应是吕有年之父吕祖平，上述陆游《吕从事夫人方氏墓志铭》提到吕祖平为求陆游撰写其母方氏墓志铭“来告”陆游“于山阴泽中”，可知两家所居相距不远。因此，吕本中一支定居越中始于吕祖平的可能性很大。[6]定居越中的吕祖谦家族成员至少还有以下两人：吕祖忞，明招山出土了吕祖忞圹志，其中提到吕祖忞“建炎南渡寓于婺，复徙于会稽”，“以疾卒于里舍”，其子有裕年、袤年，裕年早夭，孙子有习之[7]；吕祖宪，明招山出土了吕祖宪为长子吕荣年所撰的圹志，其中提到了吕荣年卒于会稽里舍，吕祖宪另一子叔骏（当是小名）七岁早亡，也“瘗越之近郊”[8]，可见吕祖宪也已定居于越中。吕祖宪和吕祖忞都是吕大麟之子，而吕大麟又是吕用中之子。宋周必大《思陵录》曾有“新知泰州苏玭、新知兴化军张渊、新知武冈军石斗文、新知台州司马僖、前知浔州刘敏文、主管明道宫吕大麟并自城中相访，皆寄居也”[9]的记载，思陵是宋理宗的陵寝，坐落于会稽，即现在的绍兴市富盛镇宋六陵。因此，此“自城中相访”之“城”自然是指绍兴府城无疑。周必大称他们为“皆寄居”，郑嘉励先生认为吕大麟一支自吕大麟起就已定居于越中了[10]。吕大麟一支之所以定居于越中，可能与其妻薛氏也有一定关系。薛氏墓志也已出土，为吕大麟亲笔所撰。据墓志，薛氏名南英，绍兴元年（1131）生于越州之嵊县，十八年（1148）出适吕大麟[11]。薛氏之父薛镃，曾客游越中，遂寓居于此。既然岳家已定居于越中，那么吕大麟依之而居也在情理之中。若再深究一步，其实吕用中与越中也颇有渊源，明招山也出土了吕用中圹志，其中提到吕用中“（绍兴）十年除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十二年，除直秘阁，旋除知泉州。十四年，诏与浙东宪吴序宾易地。十五年，以疾丐祠，既得请，寓居金华”[12]。可知其曾两任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而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的驻地即在绍兴。虽然吕用中最终没有定居越中，但他两任越中，这或许就是其子孙定居越中的契机。[13] 另外，笔者从康熙《嵊县志》卷十《人物志·列传》中找到了吕祖璟，云：“吕祖璟，字大诚，敏而果勇，通晓诗律。绍兴中，荐授淮南安抚干办，寻升安抚使。训兵抚士，恩威明信，两淮盗贼不警。上闻，论赏，以疾告归。子询，孙庆，俱以荫补官。”并注云：“公为规叔子，祖谦再从弟，始居贵门里，笃学高节，应祀乡贤者也。”这个吕规叔相传是南宋嵊县（今嵊州市）一带的大儒，曾创办鹿门书院，教授生徒。据云朱熹曾到鹿门书院讲学，并为吕规叔的住所题了“贵门”二字。这个故事在今嵊州市一带流传甚广。但是这个吕规叔来历可疑，因为他最早出现在清康熙《嵊县志》中，该志卷二《山川志》云：“贵门山。县西南七十里长乐乡。峰嶂干云，崚嶒森错。壁立万仞，一峰尤卓然。佳木老树，阴翳樛盖。下有仙人洞，又有三悬潭。旧名鹿门山，宋寿春吕规叔居此，朱仲晦过访，为易今名。”后出方志均承袭此说。但是更早的明万历《嵊县志》（现存康熙九年重镌本）卷三《山水考》则记载朱熹所访的是吕祖璟，而不是吕规叔：“贵门山……相传吕祖璟在贵门，朱晦翁过焉，乃名。”而且说是“相传”，可见并不肯定。[14]而在现存最早的两部嵊县方志南宋高似孙《剡录》和明成化《嵊县志》中却均未见吕祖璟、吕规叔的踪影。到了乾隆《嵊县志》，就出现了吕椇，注意是吕椇，而不是吕大椇。到了道光《嵊县志》，则据当时的吕氏宗谱将吕椇改为了吕大椇。对此，同治《嵊县志》的编纂者也表示了怀疑，他在引用了乾隆《嵊县志》的“吕椇，字规叔，初与侄祖谦同游杨时门，渐染陶铸，气象迥别。自寿春迁嵊之鹿门，朱晦翁题其居曰贵门”的一段话后加了按语云： 道光志据吕氏家谱“椇”作“大椇”，“杨时”作“胡宪”，与此不同，然谱言亦难尽信。乾隆志本之周志（指周汝登编纂的《嵊县志》），近古不为无徵，兹仍其旧。至一云以淮南安抚使致仕，一云奉议大夫致仕，均之未当，盖椇未闻居是职，似杂其子祖璟事，或是赠封，阙疑可也。（同治《嵊县志》卷十七《人物志·隐逸》） 当地的吕氏家谱确实认为吕规叔就是吕大椇，是吕用中之子，如清吕晓楼等修纂的《贵门吕氏宗谱》就称始迁祖吕大椇：“又名大淳、大滈，字先民，一字规叔，行五。南宋淳熙元年（1174）自婺州清潭迁居剡西贵门。”[15]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论》信从其说，亦定吕大椇为吕用中之子[16]。其实是大谬不然。因为吕用中圹志已然出土，该圹志明确记载吕用中生有四子，即大凤、大原、大麟、大虬，大凤、大原早卒[17]，未见大椇、大淳、大滈之名，而且吕用中的侄子中也没有此人，所以吕大椇绝对不可能是吕用中之子、吕好问之孙。晚出之家谱往往胡编乱造，绝不可贸然信从。笔者以为这个吕规叔是否真是吕大椇尚是一个疑问，万历《嵊县志》、康熙《嵊县志》均只提及吕规叔，并没有说吕规叔就是吕大椇，也就是说，有没有吕大椇这个人也很难判定。但从吕祖璟的名字来看，似又与吕祖谦同辈，疑这一支吕氏亦是东莱吕氏渡江后迁居越中者，但肯定不属于吕好问这一支。盖东莱吕氏南渡者未必只有吕好问一支，其他支派也有南渡者。如吕祖泰，岳珂《桯史》卷十一《周益公降官》云：“婺州有吕祖泰者，东莱之别派也。”这个别派是就是吕公孺，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九上：“（庆元六年九月）甲子，婺州进士吕祖泰投匦上书……是日得旨，令临安府从杖一百，免刺面，配钦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户部尚书公孺之五世孙也，寓居无锡县。”据《宋史·吕公孺传》，吕公孺是吕夷简之子，是吕公著的亲兄弟。可知吕祖泰非吕好问本支，出生地可能在婺州，但很早就寓居外地了。如果吕祖璟与吕祖泰的情况类似，那么我们只能说吕祖璟和吕祖谦是同族，但昭穆已远，关系已疏。康熙《嵊县志》还记吕祖璟之子为吕询，孙为吕庆，这也与吕祖谦家族字辈不符，吕祖谦家族“祖”字辈下为“年”字辈，“年”字辈下为“之”字辈，有严格的规定，而吕祖璟的后嗣与之完全不合。这也是吕祖璟非吕好问一支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吕祖璟与东莱吕氏并无关系。因吕祖璟和吕祖谦名字中均有“祖”字，遂为贵门吕氏依附名人伪造家史提供了可乘之机。通过吕祖璟与东莱吕氏搭上关系后，又编造一个吕大椇，并称其字规叔，以此来冒充吕用中之子，但是吕用中墓志已然出土，足可揭露其伪造家史之事实。而且其编造的吕祖璟之子名吕询、孙名吕庆，与吕祖谦家族的字辈不合，明显是不知吕祖谦家族字辈而失于照应造成的。可见伪造手段也并不高明。事实上，康熙《嵊县志》记载的吕祖璟小传也很可疑。小传称其曾为淮南安抚使，南宋淮南安抚使有两个，即淮南东路安抚使和淮南西路安抚使，但检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李之亮《<南宋制抚年表>补正》[18]、《<南宋制抚年表>续补正》[19]，于“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下均未见吕祖璟之名。事实上，安抚使为一方帅臣，地位崇高，而宋代传世文献又异常丰富，如果吕祖璟真的是淮南安抚使，乃一方帅司，不可能不在正史上留下踪迹。因此，其仕履出于伪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总之，在可靠文献不足的情况下，越中的这支自称是吕用中后裔的东莱吕氏应该存疑。 五、结 语 郑嘉励先生认为，吕祖谦家族素有归葬婺州武义县明招山家族墓园的传统，这已为近年来明招山出土的17方吕氏家族墓志所证实。然而，随着吕氏家族人口的不断繁衍和外迁，要让迁居外地的所有族人死后都归葬明招山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有大量的吕氏族人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归葬明招山。吕有年墓志的发现，或许就是对这个情况的最好说明。事实上，据上引陆游《吕从事夫人方氏墓志铭》就可知吕有年的曾祖吕本中和祖父吕大同都死于江西信州，葬于信州，都没有归葬武义县明招山祖墓。陆游的这篇墓志铭甚至还提到吕大同妻方氏死后，其子吕祖平正在兴化军仙游县知县任上，因为贫窭，未能使方氏归祔于信州吕大同墓，只能将方氏就近安葬在明招山祖墓旁，并且打算以后择吉日将方氏迁回信州吕大同墓，只是一直未能如愿。按照常理，既然方氏已安葬于明招山祖墓，那么又何必再将其迁回信州吕大同墓呢？把吕大同墓迁回明招山祖墓不是更好吗？当然，这个例子比较特殊，因为吕本中卒于绍兴十五年（1145），其时明招山吕氏家族墓地尚未形成[20]，所以将吕本中就便安葬于寓居地，其子吕大同随之葬于信州，也就在情理之中。至于让方氏从明招山迁葬信州的想法，则可能出自夫妻合葬的传统观念。总之，个别的例外，不足以推翻明招山为吕氏家族墓地、吕氏家族素有归葬家族墓园的传统的整体立论，这从明招山共有近百座[21]吕氏墓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1]此字漫漶，疑是“曾”字。按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卷一百五十一《墓志铭·王孺人》：“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归于新临安府右司理参军曾坚……曾氏去章贡居越，自文清始，参军于文清为高祖，于侍郎（指曾逮）为曾祖，奕世文献，本朝名家也。”这个“曾坚”应该是上述墓志中的“曾埾”，“坚”应是“埾”之误。曾几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吕大器。吕祖谦《东莱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别集卷十有书札《与内弟曾德宽》，同书附录卷三有曾知县德宽淳熙八年（1181）祭吕祖谦文，自称表弟。曾德宽就是曾栗，是曾几之孙、曾逮之子，而吕祖谦则是曾几的外孙。曾埾是曾几的玄孙，从辈分来看，吕有年比曾埾高一辈，曾埾确实是吕有年的表侄。 [2]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六《墓志铭》，《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 [3]方岳：《代范丞相鍾论时政十事疏》，见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六《奏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方岳：《代范丞相鍾论时政十事疏》，见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六《奏疏》。 [5]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页。 [6]据亲自参与明招山吕氏家族墓地发掘的郑嘉励先生见告，吕祖平归葬于明招山吕氏家族墓地。 [7]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第209页。 [8]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第211页。 [9]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三《思陵录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近日，浙江诸暨一座宋墓出土了两方墓志，其中一方名为《宋故漕元杨公圹志》，落款为“朝散大夫行将作少监吕逢年填讳”，此吕逢年或为与吕有年同辈的吕氏家族成员。 [11]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第203页。 [12]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第193页。 [13]陈开勇据吕本中《病中得舍弟信》诗“频通婺女讯，兼得会稽书”断定当时吕弸中已选定婺州、吕用中已选定绍兴为居所。所说似过于绝对。吕用中当时在绍兴任职，故吕本中用“会稽”来指称他，不能据此就断定他已定居绍兴。陈氏之说见其所著《金华开封——金华吕氏文化世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1-32页。 [14]参见朱刚：《“贵门”地名由来刍议》，《嵊州春秋》2015年第4期，第41页。 [15]转引自绍兴市档案馆、绍兴图书馆、绍兴市家谱协会合编：《绍兴市家谱总目提要》，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第79页。 [16]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论》，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43页。 [17]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第194页。 [18]《文献》1991年第4期，第110-144页。 [19]《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77-81页。 [20]据郑嘉励先生推测，明招山吕氏家族墓地的形成约在绍兴十六年（1146）吕弸中入葬后，参见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第191页。 [21]据明人阮元声编《宋东莱吕成公外录》卷四，明招山吕氏墓地有“坟九十六处”，转引自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第186页。 注：本文发表于《唐宋历史评论》第七辑，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钱汝平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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