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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思维参照系生生不息 《易经》思路坐标：揭秘与今用之四 公众微信号zhq540605 毫无疑问，将“河图”、“洛书”理解为方位图更符合人类文明起源的规律，因为人类文明就是从自己对环境的把握开始的。研究表明，《易经》中所努力阐发的道理，就是根据对天文地理的观察得到的可重复、可传递的知识。正如《易传》所言：“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兽之文与地之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当然，作为当时的精英，那些专门从事占卜的“卜人”、“筮者”或者氏族统领，当他们总结经验，力图对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复杂现象作出解释和说明，也会吸收当时自然科学上的天文历算的成就，以增加其可信度与权威性。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于2005年8月被遴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其图案神秘和精致，展示了古人的智慧魅力：旋转的火球是太阳神，围绕着它的四只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神的四个使者，并寓意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如图八所示）。这同时也表明，古人的智慧已经体现出对坐标的把握，并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图八） 这样一来，方位坐标作为“易后之易”，就被赋予了思维的使命；方位坐标就变成了思维坐标：东西南北在先天八卦图中为离坎乾坤，在后天八卦图中为震兑离坎。在两者那里，特定的方位所指就变成了代表不特定内容的概念，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比如天以乾卦作代表，地就以坤卦作代表；太阳以离卦作代表，月亮就以坎卦作代表；震卦代表了雷电，艮卦代表了高山；巽卦代表了气流、空气，兑卦代表了海洋、江河等等。其实，离、坎、乾、坤等八卦所代表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其“形式化”的意义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里继续讨论。 不难看出，方位坐标与思维坐标之间是同构对应的。从方位坐标到思维坐标，反映的是思维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思维坐标既是世界本质的简化形式，又是思维活动自身生生不息的基因。 接下来的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可以“脱离”内容而存在。这种“脱离”指的是可以不与特定的内容捆绑，因而可以与不同的内容对应。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空间坐标，河图洛书有不同的标注，古人与今人有不同的用法，以及类似情况屡见不鲜的原因。只不过这种“脱离”在古人那里没有完成，使得思维坐标像婴儿的脐带没有被剪断一样，始终与《易经》这个母体连在一齐。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剪断“脐带”，使之独立发育起来。 既然称之为思维坐标，那么它就有来自于方位又不同于方位的内在规定性，我们可以将思维坐标视为不同思路的对接，即由不同思路构成的思路体系，构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思路的集合。 简单说来，思路就是思维的路子，是对某一事物某一方面的变化在头脑中的连续反应，是对方位坐标进行思维规律研究的特有表述。比如寒的变化、暑的变化等等，都可以形成一种思路。所谓鼓之以雷霆之“鼓”、润之以风雨之“润”、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等等八卦中的方位概念，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不同的思路。只不过这需要一个整体转化的过程，比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彼此在整体上对应。 一般说来，八卦中的每一卦都可以形成一条思路；将它们联系起来看，那就说明人的思维往往可以由不同的思路所构成。不同思路的交点就是我们思考的焦点，比如在五行说那里，方位的中点就成了“土”。思路的交点犹如我们思考问题的立足点，不同思路的展开则是其“辐射”。我们的思考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由此把问题展开。 这同时说明，不同的思路之间有一种交互关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先生将其称之为“互补对生的时中结构”。《论语·子罕篇》描述孔子思维的张力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的两端不仅仅是指正负两级，而且可以是指对立相交的两翼。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就可以说，《易经》不仅为当时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认识并且把握世界的现成模式，而且从文化继承方面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 所谓现成模式指的是特定的八卦系统，而思维方式指的是隐含在八卦系统之后的、可以忽略八卦内容的形式，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思维坐标或者思维参照系。前者虽然拿过来就可以用，但容易导致僵化；后者则需要加以灵活运用，正因为如此，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当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一转折点，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当代人的意识往往起着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当我们接受一种知识时，思维方式可以被忽略；但是在强调创新时，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在强调思维方式的今天，透过《易经》的内容将其坐标形式凸现出来，绝非多余。而这种凸现，也丝毫不显迂腐。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当代科学界提出的新思维，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同《周易》系统蕴含着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存在着某种共同点。 这个思维方式或者思维坐标的特点，古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总结，即简易、变易、不易。 1、简易：是指世界上的事物再复杂再深奥，一旦被人类的智慧所掌握，就可以把它们转换成人们容易理解和处理的问题。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将思维坐标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就相对简单：世界上所有最复杂的事物都可以用坐标上最简单的符号来概括，形成一种知识方阵。从这个意义上讲，《易经》当为容易学习的经典，而非一本“难”经。 2、变易：是指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发展着，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如果离开这种变化，宇宙万物就难以形成。而思维坐标既可以包容这种变易，又有助于把握这种变易。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意图在于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易经、老子和孔子，都非常重视永远在途中的“存在状态”。 3、不易：是指在宇宙间万物皆变的前提下，还有唯一不变的东西存在，就是能变出万象之物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万物皆变的规律是永远不变的。“变易”就是发展变化，就是不平衡；发展变化、不平衡是绝对的、永恒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所谓“不易”，就是基本平衡；而思维坐标则可以保持这种平衡，即保持知识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以及不同知识结构的共同性。 这三者的结合，则是东方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同时也体现出东方文化的逻辑特点。 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属于直觉主义、经验主义的类型，不讲逻辑。这与其归罪于《易经》，不如说是出于对《周易》系统的误解。 杨振宁教授认为《周易》所代表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启蒙，这实际上是他表示的的一种担心：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使科学倒退。但是如果把这种担心当做结论，那就成了偏见。 中国文化的逻辑特点既与象形文字有关，也与思维坐标有关。任何一条思路的一端，用一个概念乃至一个汉字表示就可以了，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现在的白话文要凑好几个方块字才能表达出来一个意思或思想，但古代文字就不同，一个方块字就代表了很多的意思，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思想。其具体所指，需要在一定语境次序中决定这个词的词性和含义，而不是脱离了语境去抽象地分析某个词。比如鼓之以雷霆之“鼓”，不是简单的打鼓；从思路的拓展而言，鼓可以代表所有膨胀之类。在医院里看到一个病人肚子大大的，中医叫它水鼓胀，背后是肝的毛病。肝发炎肚子就会大（其它肠胃有毛病，肚子也会大），旧的病名是水鼓胀。“鼓”字还被用来代表一种动态，比如形容雷电的动能变化，鼓之以雷霆等等。在物理世界生命领域中，“鼓”可以代表一切生命的动能，任何特定的冲动、膨胀、生长的趋势等等。 当然，如果认为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那么，就会觉得中国没有逻辑。可是，中国人几千年说话都是颠三倒四的吗？当然不是！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语境这一概念表明，句子的潜在信息的两个主要来源则是句子的上下文和背景知识，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根据交际双方所共知的前提或背景情况而省略一些成分，以达到语言简明、经济的目的。这些，都是一定的思维坐标存在的证明，也是由彼此认可的思维坐标所决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然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只是此前我们没有挖掘出来，或者说西方人没有认识到，根本不是不讲逻辑。《易经》从环境方位到语境方位或者思维参照系的转换，提供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坐标逻辑。 《商坛论衡》公众微信号zhq540605 链接http:///j4u3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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