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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崇尚席地而坐分餐制,为什么到了现代变成了合餐制?

 历史百家争鸣 2020-10-27

作者:鲁速

配图:鲁速 / 编辑:清懿

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疫情改变了世界的交通、社交、经济等等,可以说新冠肺炎让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开始冷却,而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除了经济以外,还有饮食,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感染,公司和学校都推出了错峰饮食,减少聚餐等措施,国家也再次提及使用公筷和分餐制,以最大限度降低传播和保障老百姓身体健康。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合餐制,通俗的来说就是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桌子上摆满了菜,然后大家一起吃,这样的形式固然能够拉近亲朋好友间的距离,但同时也造成了疾病的传播,比如幽门杆菌在中国有很大的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合餐造成的。

细心的朋友也会发现,在古装电视剧中,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采用的分餐制,尤其是在先秦两汉时期,都是采用的分餐制或者说分食制。正规场合往往是“席地而座”:面前的矮案上摆上食盘,各自食用盘中餐。

分餐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的生产力低,获得的食物也都是进行分配后再食用,这就是最早的分餐制,当然也是受限于当时的食物烹饪方法,不是烤就是煮,不分餐也不行的,考古挖掘出来的原始餐具也证明了这一点,考古工作者从殷墟出土的大量陶鬲碎片中发现,鬲的容量大约只够一人一餐之用,它是用于煮粥的器皿,这证明即使后来烹饪食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依然是分餐制。

到了商周建立以后,对于筵席也有了礼法上的规定,《周礼·司几筵》郑玄注说:“铺陈曰筵,籍之曰席”。《诗经》说:“肆筵设席”,其实筵和席是同义词,意思就是铺在地上就可以开席了,但是对于数量《周礼》也是有严格要求的:一般是天子五重席,大夫二重席。现在我们常说的鼎,其实也是古人的餐具,鼎的多少表明主客的身份、筵席的规格和食物的丰盛程度。按照“礼”的规定,“天子九鼎,诸候七鼎,大夫五,元士三也”,吃饭也是分成座位排下来的,膝盖高一点小桌,一人一个,饭一人一份,酒一人一份。


由此可见,分桌而食是放在《周礼》的规定里的,这是说的周朝的贵族,那么平民是不是分食呢?《仪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礼》中都有记载: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宾降。主人坐奠爵于阶前,辞。这样的描述有很多,由此可见西周时期,从上到下都崇尚分餐制。孔子在《论语· 乡党》中曾说:“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由此可见,当时不仅仅是分餐,还有很强的礼仪要求。

到了两汉时期,分餐制度更加规范,就连坐的方向都有了规定,最明显的就是《鸿门宴》,虽然充满了刀光剑影,但是对于宴会的礼仪描述的还是清楚的: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宾客还是主人,每人一个桌子,而且坐的方向也按照地位尊卑排列。

那么,既然古代人是崇尚分餐制,是什么时候开始推崇合餐制呢?这得从民族融合说起,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西北的游牧民族大量迁入到中原,带来了他们特有的高桌子高凳子,称为“胡床”、“胡坐”。桌腿、椅腿都变高了、变大了,使围坐就餐有了物质基础,由席地设为设案、设己,进食者也开于桌上,宴饮时,每人一桌一凳为一席,尊者居上,称首席。

不过仅仅是高桌子高凳子的引进,大家就围坐在一起就完成了分餐到合餐的转变显然是不现实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就可以看出,韩熙载与其他几个贵族弟子,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子上静听琵琶,他们虽然有人共用一个桌子,但餐食都是界限分明的,此时的人是合桌分餐,这样既能够垃圾距离,又能够避免交叉感染。


真正合餐的普及是在清朝时期,和的概念深入人心,再加上烹饪手段的改进,这个时候有了炒菜,跟现代接近,那么炒菜分开的话不能显示菜品的精美,于是就出现了合桌又合餐,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皇帝和嫔妃们合餐一起吃,这正是当时的一种写照,而满汉全席的出现,则标志着合餐已经深入人心了,而火锅的出现则更加让合餐成为理所当然。


合餐固然能够增进感情,也能显示出菜品的精美,但是合餐有交叉感染的危险,比如非典疫情、新冠病毒、幽门杆菌、甲肝乙肝等,都是可以通过合餐而传播的,其实随着物质的丰富,国家也大力推广分餐制,合桌分餐,如果不能分餐,那就使用公筷,每人两双筷子,夹菜用公筷,吃菜用自己的筷子,这样既不影响交流,也能减少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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