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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文正
 苏轼画像 嘉佑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中原地区正是大地冰封，一片萧索。黎明时分，开封到凤翔的官道上，一对兄弟乘马并辔而行——弟弟要送哥哥去凤翔上任，依依难舍。然而，从开封到郑州西门外，他们已经在寒风中走了140里地，必须要分手了。 5年前，兄弟两人赴京赶考，途经渑池，在一个名为“凤闲”的僧舍留宿，哥哥还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这次出任凤翔籖判，哥哥再次经过此地，却发现当年僧舍的老僧已死，题诗的墙壁也已破败不堪，而曾经一起来此的弟弟，也难以再经常相会。他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时光的迁延不驻和人生的变幻无常，正如飞翔的鸿鸟，偶然在雪地里留下几个爪痕，不久就又各飞东西，杳无踪影。感慨之下，他写了一首诗：
哥哥名叫苏轼，字子瞻，弟弟名叫苏辙，字子由。他们与父亲苏洵一起，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中，一门父子三词客，中国的文学史上，他们一家人风光尽显。而苏轼——人们更喜欢亲切地称其“苏东坡”，更是中国文化天空中最灿烂的星辰之一。他写上述《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时，年仅25岁。这也是他一生数千首诗作中，第一首广受好评且流传久远的诗。  苏洵画像  苏辙画像 这次苏东坡上任凤翔籖判，是他仕途的起点。在此后整整40年的人生里，他历经宦海沉浮，足迹踏遍整个中国。居庙堂之高，他忧心社稷，坚持真理；处江湖之远，他为民请命，关心民瘼，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官僚知识分子，他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 政治家：不合时宜 为民请命苏东坡一生的政治生涯，都与王安石有关。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东坡与苏辙两兄弟是宋仁宗眼中未来的“太平宰相”；王安石变法时，苏东坡因反对变法而遭迫害，锒铛入狱；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一度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然而由于他反对司马光尽废王安石之法而再次外放；在晚年，苏东坡虽有高太后的垂青，但哲宗上位后，他再次受到打击，远谪惠州、儋州，最终在北归途中逝世于常州。  王安石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生涯。 从政治生涯来看，苏东坡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两大循环，那就是在朝——外放——贬谪，在朝——外放——贬谪。在朝时，其基本的政治态度可以说是“不合时宜”，即当局保守时他希望变法，当局变法时他倾向保守；而在外放和贬谪时期，他能尽全力为地方上的百姓办事，其基本的为政态度可以说是“为民请命”。 嘉佑二年（1057）东坡考中进士并开始走入仕途，直到治平三年（1066），他返回故乡为去世的父亲守制丁忧，这10年时间，苏东坡基本的政治态度是希望变法。嘉佑六年（1061），仁宗皇帝亲自主持制科考试，苏东坡所写的《进策》（包括5篇《策略》、17篇《策别》和3篇《策断》）中，针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丰财，他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又强调“节用以廉取”；强兵，他主张“深戒用兵”；择吏，他主张“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既要防止失于仓促，又要防止请托之风。苏东坡学养深厚，极论国是，再加上一腔热血，痛快淋漓。他与弟弟苏辙的对策都给宋仁宗留下了深刻印象。考试结束后，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登科之后，苏东坡也慷慨激昂地说道：“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  宋仁宗 然而，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了熙宁变法。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绝对信任和完全支持下，开始实施以“聚财”和“整军”为主要目的的变法运动，其中包括青苗法、免疫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王安石骤然实施的变法措施，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苏东坡免丧回京后，也倒向了反对变法的一边，并向神宗进言，批评变法运动“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宋神宗 苏东坡此时反对变法，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有他思想上的原因，比如他反对法家，认为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人所操的都是“破国亡宗”之术；还有他个人情感的原因，比如反变法派的阵营中，有他的恩师欧阳修和他所崇敬的富弼、韩琦等元老重臣，而变法的主持人，曾是父亲苏洵痛骂过的（苏洵曾写《辨奸论》一文，痛骂王安石），而王安石也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他不待见苏东坡；当然更有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在实施当中，弊端逐渐显露等原因。因此，苏东坡在熙宁四年（1071）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上皇帝书》，对新法逐条批驳，完整系统地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 苏东坡大胆率直的批评，最终导致了当权的变法派对他的不满。熙宁四年7月，他被迫外放杭州做通判，此后又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由于苏东坡在外任期间，不断地对变法持批评与嘲讽态度，最终他在湖州知州任上被陷害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谪到黄州，在那里，他达到了自己文化艺术上的高峰，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诗词散文以及《寒食帖》等书法作品，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瑰宝。  司马光 随着王安石的致仕和神宗的驾崩，朝廷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高太后起用司马光等保守党进入权力中枢，苏东坡也一度仕途亨通，青云直上。然而，司马光尽废王安石的变法，又引起了苏东坡的不满。苏东坡认为，新法的某些条款，比如免疫法实行10多年来，效果确实比变法前的差役法进步，“法无新旧，以良为是”，不应该因为王安石是政敌，他做对的部分也要废掉。然而，司马光坚持己见，尽废新法。此后朝廷再次陷入了洛党、蜀党、朔党、新党的党争之中。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政治局势再次急转之下，苏东坡开始了又一轮的外放与贬谪，他先后知守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继而再次遭贬到惠州、儋州，最终死于从儋州回归中原的路上。 宋代的上层政治，强调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与牵制，这就使得那些为官者，很容易陷入朋党之争，难有作为。宋初的“庆历新政”、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先后失败，都与这一点不无关系。具体到苏东坡个人来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创作上，在朝时的苏东坡都少有建树，反而是在颠沛流离的外任地方官和贬谪期间，他不但颇有政绩，也创作了大量不朽的篇章。在密州，他组织民众抗旱灭蝗，追捕盗贼；在徐州，他领导抗洪，救穷济苦；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筑造长堤；在颍州，他购储粮食，赈济灾民；在扬州，他废除花会，宽免官税；在定州，他训练乡民，严整军纪……在做地方知州时，苏东坡尽最大努力关心民瘼，实践了儒家知识分子“致君尧舜”“为民请命”的理想人格；在身为贬官的穷途窘境中，他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当地造福百姓。比如在黄州，他写信给老友朱寿昌，革除鄂州一带溺死女婴的恶习；在惠州，他辅佐当地官员修建东江大桥和西湖西桥；在儋州，他劝告农民爱惜耕牛，垦荒种植，还讲学布道，移风易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东坡晚年写的一首自嘲诗。苏东坡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风大浪。这种起落沉浮的人生，固然不符合中国世俗社会对于“幸福”的定义，但也只有这样的人生，才使其拓宽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从而成就一个文学艺术的天才。 文学家：韩潮苏海 文学大家苏东坡文章才华的第一次集中展现，是在他20岁时的省试上。 嘉佑二年（1057），由礼部主持的一次省试，主考官是礼部侍郎欧阳修和国子监直讲梅尧臣。欧阳修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十分厌恶文坛盛行的内容空虚、矫揉造作的文风，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并利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机会，树立新的评文标准，以刷新文风。 苏轼参加了这一次考试。其中一道策论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20岁的苏东坡仅用600余字，阐明了他以仁治国的理想。他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必须赏罚分明，另一方面又要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在苏东坡看来，为国者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苏东坡此后的一生，尽管几度沉浮，坎坷多难，却是初心不改，一直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奋斗。  欧阳修 这篇应试文章也展示了苏东坡善于读书、灵活不拘的思维方式和行文风格。苏东坡进士及第后，与欧阳修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一日，谈话之间，欧阳修问东坡： “你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尧帝之时，皋陶为司法官，有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里？”东坡与恩师开了个玩笑说：“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东坡走后，欧阳修立即将《孔融传》重读一遍，却依然没有找到这个典故。下次见面，又问东坡。 东坡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绍之子袁熙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上。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我也是以尧帝为人的忠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 欧阳修一听，击节赞叹。事后，他多次与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对于苏东坡这位青年才俊，欧阳修看在眼里，爱在心上。他曾兴奋地将苏东坡写给他的信给梅尧臣看，慨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此人，放他出一头地。”不出欧阳修所料，在他去世后不久，苏东坡便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领袖，其声望远超其恩师。 苏东坡是有名的古文家。唐宋八大家，除了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宋代占6家。这6家之中，苏东坡无疑是写得最好的。在40多年的创作中，苏东坡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超然台记》《石钟山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方山子传》等大量的尺牍散文、传世名篇。 苏东坡的古文在当时就受到了士子的推崇。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意思是说作文言辞，只要按照苏文体例、文风，在社会上就比较吃得开，往往功名顺畅，自有羊肉可吃。在这样的风气下，有人甚至逐篇研究东坡作文之法，以资学习。如宋代谢枋得在《文章轨范》中总结苏东坡的《范增论》一文说：“此事东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减不得，句句有法，字字尽心。后生只熟读暗记一篇，义理融明，音律谐和，下笔作论，必惊世绝俗。”宋代以后，苏东坡的古文更是成为文人学者们学习的对象。清初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是近400年来最为风行的古文选本，选编了自东周至明末具有代表性的文章220篇，其中苏东坡的作品就有17篇，在数量上仅次于唐代的韩愈。 苏东坡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2700多首诗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广为传颂的佳作。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到“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从“此生此也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到“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千百年来，凡是有华人、有汉字的地方，就必有苏东坡的诗文相伴。 苏东坡不仅诗歌创作丰盛，更重要的是他在前无古人的唐诗高峰之后，创造了“宋调”。中国诗歌史上，“唐音”与“宋调”并称，是诗歌艺术表现的两大系统。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有神韵，最好的代表是李白、杜甫；宋诗见心思，最好的代表便是苏东坡。 宋调的建立，离不开苏东坡和“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人之诗。与唐代知识分子相比，宋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诗人”，而成为“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结合，是融才子、学者和官僚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苏东坡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将丰富的学问与哲思融入诗歌中，有别于唐人青春少年蓬勃热情的气质，更像是沉着理性的中年智者。 如果把词这一文学形式也列入广义的“诗”，就更能凸显苏东坡的伟大与多才。词为诗余，在诞生之初被视为诗人的游戏之作。从晚唐经五代到宋初，虽有李煜、范仲淹等人的极力拓展，却始终未能摆脱绮丽柔靡的风格。一直到苏东坡，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豪放一派才算真正形成与成熟。可以说，千年词史豪放与婉约派的分野，是从苏东坡开始的。 苏东坡在词方面的创作，与三个城市有关：杭州、密州、黄州。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始任杭州通判，受湖州词人张先的影响开始大量作词，并趋向成熟。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离开杭州赴密州任知州。正是在密州，苏东坡翻开了词史崭新的一页。
熙宁八年（1075）10月，苏东坡在祭祀常山庙归来途中，与同僚们举行了一次会猎。此后创作了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苏东坡豪放词的典范之作，也是中国词史上第一首豪放词。它慷慨激昂，纵横奔放，如长江大河，一瞬千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激荡着一股旺盛的青春活力，是一首别开生面的词作，可谓千秋第一壮词。苏东坡雄视千古的词坛霸主地位由此得到确立，豪放派真正杀出了柳七的重围。同样在密州，苏东坡还写了另外两首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均成为东坡乐府的代表作，同称为“密州三曲”。 在苏东坡的文学地图上，黄州更是重要一镇。谪守黄州期间，苏东坡豪放与旷达的风格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了豪放派的高峰。《念奴娇》（大江东去）气势恢宏，雄伟壮阔；《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放浪不羁，超迈高蹈；《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浪漫多情，清新迷人…… 苏东坡一生创作了300多首词作，创立了词史上的豪放派，在他身后，张孝祥、辛弃疾等人将他的词风继承发扬，最终使得“词”这一文学形式，在柔靡宛转之外，有了一种阔大高远的气象。 艺术家：书法绘画 独占鳌头2018年11月26日，佳士得香港2018年秋拍特别策划的“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拍卖会上，被定为苏东坡的一幅绘画作品《木石图》（又名《枯木怪石图》）以4.1亿港元落槌，总成交价高达4.636亿港元，约合4.117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拍卖纪录。而五年前，上海一位收藏家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耗资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得苏东坡一幅仅有九个字的书法尺牍《功甫帖》。  《枯木怪石图》  《功甫帖》 尽管在学界和文物界，这两幅作品到底是否真品还存在争议，但以如此天价成交，无疑是苏东坡文化地位的最好证明，也是当代中国人向千年东坡最真诚的致敬。 时间回到元丰五年（1082）的黄州。这一年，苏东坡在写下“赤壁词”和“前后赤壁赋”的同时，还留下了一幅伟大的书法作品——《寒食帖》。 元丰三年（1080）初，乌台诗案后，苏东坡侥幸逃得一命，被贬到长江岸边一个萧索的小城——黄州。在黄州的五年，是苏东坡最艰苦、最难过的日子，“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初到黄州，苏东坡叹写梅花的诗句，正是其心绪阴沉的真实写照。 转眼到了元丰五年的寒食节，这是苏东坡在黄州的第三个寒食。一场冷雨，从春节下到寒食，整个天地都浸泡在雨水中，一如东坡凄凉的心绪。他提笔写下：
苏东坡没有想到，他意绪沉沉之际写就的一幅书法作品，竟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时隔900多年，我们依然能透过力透纸背的书写，窥测到苏东坡淋漓多姿、意蕴丰厚的书法意象。  《寒食帖》是苏东坡书法作品中最为精彩、最为杰出的一件。下图为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 清代梁巘在《评书帖》中总结前人书法的特点时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而苏东坡即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竭力“尚意”并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苏东坡在29岁时就确立了书法的“尚意”观点：“学书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格。”他反对拘泥古法，仅求形似。他曾经有个比喻，嘲笑了拘泥不通的愚人：
苏东坡蔑视成法，并不是狂妄无知。相反，他对古代杰出书家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怀着崇高的敬意，他大量的题古跋帖可以佐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太懂得“法”的危害，往往使人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性。 《寒食帖》是苏东坡书法作品中最为精彩、最为杰出的一件。黄庭坚评价道：“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诚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寒食帖》在书法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书家鲜于枢把它称为继《兰亭集序》《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这一赞誉得到后世的公认。而事实上，苏东坡《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赤壁赋》等书法作品也都是书法史上的名篇。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评论东坡的另一佳作《赤壁赋》时说：“此赋，《离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 对于自己书法作品的创造性，苏东坡本人也非常自信：“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甚至口出豪言：“此纸可以镵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值，物固有遇不遇也！” 黄庭坚尊崇苏东坡“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这一预言未出200年即得以实现，“宋代书法四大家”便以“苏黄米蔡”的顺序排列，而苏东坡的书法作品，在他死后不到50年，就被天下人视若珍宝了。 宋代的绘画史，也少不了苏东坡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的绘画以绚丽妖娆见长，而宋代的画作以高远萧散为胜。在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只有到了苏东坡，文人画的理论才达到完善。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评价说：“以苏东坡在文人中的崇高地位，又兼能知画作画，他把王维推崇到吴道子的上面去，岂有不发生重大影响之理？” 徐复观说的苏东坡“把王维推崇到吴道子的上面”，发生在苏东坡任凤翔籖判期间。当时凤翔的普门寺与开元寺，藏有王维和吴道子画的佛像。喜欢绘画的苏东坡自然不会放过这观瞻前辈作品的机会，便经常到两座寺庙流连驻足。从性情上讲，苏东坡特别喜欢吴道子的雄伟奔放，而从审美趣味上，他又更推崇王维的诗画相通。
苏东坡认为，吴道子虽然能够精妙地描绘事物的形态，但还只是一名画匠；而王维则能突破形似获得神韵，这才是艺术家的手笔。 此后，东坡还多次评论吴道子和王维的画作。元丰八年（1085年），东坡作《书吴道子画后》，说：
而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东坡又写道：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成为东坡文艺批评的重要理论，千余年来，一直被引用不止。 《潇湘竹石图》局部 苏东坡流传到今天的另一幅画作，是《潇湘竹石图》。“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东坡知竹、爱竹，也善于画竹，“胸有成竹”这一成语亦出自于他。他说：“余亦善画古木丛竹”“竹寒而秀，木瘠而瘦，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 苏东坡画竹，以他的表兄文同为师。文同字与可，曾任湖州知州，世称“文湖州”，他开创了“文湖州画派”，画竹以淡墨为叶背，浓墨为叶面，这种画法被苏东坡、米芾所延续。苏东坡说：“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 苏东坡的画作传世稀少，却得到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追捧。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并不待见苏东坡，但他在友人张以道收藏的《枯木怪石图》上写题跋时，也承认“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谈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霜、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 近代画家黄宾虹也在《古画微》一书中说：“自湖州画怪木疏簧，苏东坡写枯木竹石，胸次之高，足以冠绝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配古人。” 生活家：美食医药 千古流传杭州百年老字号餐厅“楼外楼”有一道名菜“东坡肉”，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道中国名菜。 “东坡肉”是苏东坡谪守黄州时发明的一道菜。当时东坡贬官黄州，“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生活日益艰难。吃不起羊肉和牛肉，苏东坡只好在价格便宜的猪肉上下功夫。 苏东坡有诗描述“东坡肉”的烹制方法：“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焰烟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如此烹制的肉，肥而不腻，入口香糯，酥烂而形存，美味无比。 数年之后，苏东坡知守杭州时征用民夫二十万工，疏浚西湖，筑造苏堤。端午节时杭城百姓抬猪担酒给东坡拜节。苏东坡盛情难却，命人将猪肉切成方块，按照他在黄州摸索出的方法，加以烹调，送到工地，分发给浚湖的民夫。从此，杭城百姓学会了这种烧肉法，杭州多了一道流传经久的名菜。 东坡肉 “君子远庖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大夫都精于吟诗作赋，却有意无意地远离柴米油盐。在这一方面，苏东坡不仅是一个“另类”，而且称得上是一个生活家。 除了“东坡肉”，苏东坡还制作了不少酒、羹一类，制作的原材料都是当地看不起或者非常便宜的，但做出来后都非常好。无论多么艰苦的条件，苏东坡都不曾放弃生活美好的一面，积极为日常生活平添一些趣味。直到今天，川菜谱里有“东坡肘子”，黄州有“东坡饼”，海南有“东坡羹”，这些美食虽然未必真的都是东坡创造，但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坡与美食的关系。 除了美食，与苏东坡有关的日常，还有“东坡帽”。这或许是苏东坡一时兴到，把五代时便出现的一种帽子，改造做成桶高檐短的形状，但只因这种帽子是戴在苏东坡的头上，便产生了名人效应，流行起来，人们为其取名“子瞻帽”，甚至在当时的戏曲里也时有出现。 东坡苙 除此之外，说苏东坡是一个医药家，似乎也不为过。 元佑五年（1090），杭州因旱灾而爆发瘟疫，穷苦百姓得不到医治，天天有人病死。身为知州的苏东坡组织了一批懂医术的僧人，制作稀粥药剂，由官吏率领走街串巷，为民治病。他还自费购买了大量药材，配制“圣散子”药剂——这是他谪居黄州时从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命人在街头架起大锅煎熬，给过往的男女老少服用。 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结束。但苏东坡未雨绸缪，他拨出公款二千缗，自己又捐赠50两黄金，在杭州众安桥创办了“安乐坊”，延请医僧坐堂诊治，并将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僧人呈报朝廷，赐紫衣以示奖励。 苏东坡创办的安乐坊，是中国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疗机构，它类似现在的医院，有医生、病房，也有管理人员，自己制药，收治病人。安乐坊每年配制“圣散子”，从立春后到春夏之交，免费向全体百姓发放。 苏东坡平时精研医学药理，经常与名医交流取经，注意搜集民间良方，并亲自加以检验试制。他写过一本《良方》，后人将此书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苏沈良方》18卷，“拾遗”2卷，共20卷，收录了170余药剂，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医药书。《四库全书提要》说：
东坡热心于收集验方，同时以五行运行的理论，研究治病用药的基本规律。在给朋友庞安常的一封信中，东坡曾与之讨论“明目方”的原理。对于方剂，东坡还会根据自己对中医理论的理解，正本清源，进行改良。比如世传的天麻煎方，用天麻、乌头、地榆、元参各五两，一般认为春天服用最好。但按照东坡的研究，此方本因四季的不同而加减用量，春天肝旺多风，天麻加倍；夏日阴气潜伏，增加乌头；秋季常泄痢疾，地榆加量；寒冬阳气潜伏，重用元参。乌头舂捣万数，就不再有毒。“依此常服，不独去病，乃保真延年，与仲景八味丸齐驱矣。” 苏堤 苏东坡是一个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乐趣的人，也在不断探索实干中造福百姓生活。比如在徐州，他派人勘探挖掘，在白土镇之北挖出了煤。至今徐州的利国矿、庞庄矿等都还在开采；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筑造苏堤，不仅清除了西湖的污泥，还打通了杭城南北的交通；在广州，他从山上砍了很多竹子，一根一根接成管道，把山上的水引到广州城，这恐怕是中国的第一条自来水管道；在海南儋州，没有好笔墨，他与潘衡合作钻研，改造墨灶，采集优质烟煤，最终制作出了质量上乘的墨块，对此他非常得意：“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之用。”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深情遗爱 人间情怀2000年7月，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连载了12位生活在公元1000－2000年的东、西方人物，其中有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日本女官紫式部等文人，他们被该报称作“千年英雄”。12位“千年英雄”中，中国人只有一位，就是苏东坡。 《世界报》用整整两个版的篇幅，介绍了苏东坡的生平。这是它第一次以如此高的规格介绍中国人。 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并不必然地能够成为英雄或者伟人。一个被人类社会景仰并纪念的“千年英雄”，必然有他为人类更好的生活与生存所作的贡献与努力，也就是林语堂在评价苏东坡时所说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苏东坡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主要在他为地方官和贬谪期间。 熙宁年间，苏东坡任密州太守时，密州遭遇蝗旱连灾，饥年欠收，盗贼蜂起，很多老百姓万般无奈下，只得抛妻鬻子。苏东坡一面率领民众抗旱灭蝗，捕捉盗贼，一面向富室大户劝捐，让他们拿出米粮用于收养被百姓抛弃的婴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东坡此举就养活了数千个孩童。直到10年之后，苏东坡因知登州再次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妻儿及其养父母，都相继赶往州衙拜谢东坡，场面极为动人。 元丰年间，苏东坡谪居黄州。当时的黄州、鄂州一带，有一个残忍的陋习：一对夫妻只生两男一女，超过此数就将出生的婴儿放入水盆中溺死，其中对女婴尤其残酷，以至于这一带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男子不得不鳏守一生。 苏东坡听闻此陋习后，立即给老友朱寿昌写了一封信，恳请他利用鄂州知州的身份，出面革除残忍的陋习。 在信中，苏东坡指出，根据法律规定，故意杀害自己的子孙者，徒刑2年，这是朝廷命官必须执行的。苏东坡希望朱寿昌将此法律规定明确无误告知各县令和僚属，并要求他们也必须准确告知各地的保正，命他们将法律条文写于各村镇醒目的墙壁上，让老百姓看到。此外，苏东坡还建议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号召人们举报溺杀婴儿的户主，其奖赏的钱财则由触犯法律者以及左邻右舍和本地保正承担，理由是妇女怀孕长达10个月，村长邻居不会不知情。只有相互举报，严惩那些屡教不改的，溺婴恶习才会逐渐改变。 作为佛家的信徒，苏东坡还指出，“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最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他对朱寿昌说，如果你能使那些无辜的生命都能获得再生的机会，这种阴德比起昭雪那些含冤将杀的成年人还要胜过十倍。 《画苏东坡像》局部，元，赵孟頫 写完信后，苏东坡又将黄州几位热心于此事的人，组成拯救溺婴小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本人当时经济最为拮据，但也慷慨地拿出了十千钱，以示对小儿的关心爱护之情——那时苏东坡一家20口人，每月的用度只有4500钱。苏东坡的人道主义之举远不止这些。在杭州，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公办医院“安乐坊”，收治病人；在徐州，在洪水到来之际，他英勇抗洪，誓与州城共存亡；在颍州，他为了防止劳民伤财，极力反对开挖不实用的水利工程，并开放粮仓，救济灾民；在扬州，他停办百姓怨声载道的万花会，“不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 《世界报》在评价苏东坡时是这样说的：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世界报》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它认为，中国的北宋时期正值佛教式微、孔孟学说重新抬头，这有些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苏东坡，则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诗文书画仅仅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相比文化史上无数灿若星辰的知识分子，苏东坡是最具有人间情怀的。在中国，能够被称为“仙”的诗人，只有李白和苏东坡。但是，苏东坡的诗作，比李白更接地气，更被人民接受，因为苏东坡的心灵和情感，更多地与普通百姓意气相连。他的诗句写尽了：中秋之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西湖之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庐山之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长江之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饮酒，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喝茶，有“从来佳茗似佳人”。民以食为天，自有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说：“苏东坡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在1000年前的宋代，苏东坡东到渤海登州，西至边境凤翔，南至海南儋州，北至要塞定州，足迹踏遍了当时的中国。如今，在眉山，在凤翔，在杭州，在密州，在徐州，在湖州，在黄州，在颍州，在扬州，在定州，在惠州，在儋州，在苏州……在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纪念他的楼台馆所，文化遗迹。在文学史话中，在民间传说里，苏东坡也是古代知识分子中“出场”最多的一个：他和政敌王安石的故事，他和僧人佛印的故事，他和歌女的故事，他和弟子秦少游的故事，甚至他和传说中的妹妹苏小妹的故事，从元明以来就广为流传。苏东坡的一生，对江山风月多情而浪漫，对世事人生旷达而泰然，朗然若星，灿然如月。中华文化中，将会永远回荡着他的绝代天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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