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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也是公认编修质量比较高的一部史书。中华书局版《明史》署名张廷玉等撰。但实际的编修的人往往未能列入，比如万斯同。
万斯同的父亲名叫万泰，是浙江鄞县人，是王安石的老乡。万泰是明朝崇祯丙子年的举人，博通经、史。有种说法，宁波在明末以来的文学风气，实际上是万泰开启的。万泰有八个儿子，也都算是明朝的遗老，所以事迹会列入《清史稿》列传。万斯年、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是万泰最年长的四个儿子，都在史书有传；另外四个小儿子事迹不如大哥们突出，未能入选列传之列。万泰还让自己的几个儿子都跟随一代名儒黄宗羲游学。家学渊源，再加上名师黄宗羲的指点，使得万氏一门更加青出于蓝，超过了万泰。
斯年儿子名万言，字贞一。万言是副榜贡生，也曾参与编修明史。曾做崇祯长编，以前的诸多官僚子弟纷纷行贿，希望给先人几分面子，多写好话。万言一概不予理会。万言曾经得罪了高官，被下狱，差点没命。他的儿子万承勋倾家荡产，带了五千金子，一番运作才把矜持耿直的老父亲抢救回家。
万斯同的二哥名叫万斯选，字公择，也曾从黄宗羲游学。万斯选崇尚躬行，反对浮夸。万斯选六十去世，黄宗羲曾为之痛哭。
万斯大，字充宗，是万泰的第三个儿子，经学家，尤其是精通左氏、公羊、谷梁等《春秋》三传和周礼、仪礼、礼记等三礼，著有多部阐释春秋和三礼的著作。万斯大的儿子万经，字授一，也曾受教于黄宗羲，后来中了进士，也续作了父亲和叔父们的好多著作。不幸的是，一次大火烧光了自己的毕生心血，万经也抑郁而终，自谓负罪于先人。
万斯同，字季野，是万泰第四子，专攻史学一路，和三哥志趣不同。万斯同记忆力非常好，八岁时就能背诵《扬子法言》。和几位哥哥一样，万斯同也曾经求学于黄宗羲，跟随他四处游历，开了眼界，也增长了学问。
在顺治二年，南明尚在时，顺治皇帝就下诏修明史。但这更多是政治意义上的动作，意思是明朝已经完了，所以开始修明史。当时条件并不具备，所以没有真正启动修史的工程。
到康熙四年，又下诏修史，结果还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康熙十八年，第三次下诏修史，当时徐元文为监修，也请了万斯同参与编修。因为万斯同对修史有很深刻的理解，对于设局编修的集体修史，持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一堆人来写，体例不统一，文笔有优劣，结果就是如宋史般纷繁芜杂。万斯同崇尚的是司马迁和班固那种，一人完成全部。这样即便文笔稍差，但体例一致，精审得宜。即便达不到史迁的程度，刘晔后汉书的水准还是可以期待的。但当时满清对文化和史学持高压态度，哪里容得一个前明遗老一个人修史？
到了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又一次下诏修史，命陈廷敬、张玉书、王鸿绪为总裁，编修明史。陈廷敬负责本纪，张玉书负责志，王鸿绪负责列传。三人之中，其实王鸿绪的责任最重，因为本纪和志篇幅较小，列传是大头，占了最大的篇幅。王鸿绪其实只是挂名，没有修史的本事。具体的工作还是请了万斯同来完成的。当时万斯同并没有在清廷担任任何官方职务，自称“布衣万某”。王鸿绪私下请万斯同在自己家住，编修明史列传部分，还请了钱名世作为万斯同的助手。万斯同幼年得父亲万泰家学；少年随从黄宗羲游历，又深得黄宗羲的气节，对前明也是很有感情的；中年时独自四处开馆，做私塾先生以谋生。在这期间，万斯同接触过很多前朝旧典，默识暗诵，都铭记于心。不仅是书本上的掌故，万斯同还遍访故老，考问往事，寻求口口相传的掌故，颇有司马迁的遗风。所以可以看出，从小到大，万斯同几乎是为明史而生，为明史而活。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最终修成明史。最终万斯同在王鸿绪家中，以明实录为基础，参考其他著作，当然也掺杂了自己的记忆和实地考察的结果，修成了明史列传的一多半。
到了乾隆初年，最后一次修明史。这次是张廷玉任总裁，统领全局。在张廷玉的进表中，只提到王鸿绪的名字，丝毫没提万斯同。倒是民国时编修的很“芜杂”的《清史稿》，较为忠实地记录了万斯同的编修历程。
廿四史中，《明史》公认编写得质量比较高，虽然难比《史记》《汉书》，但比《宋史》、《元史》真是好得太多太多了。
斯人已逝，斯书在耳，虽然不曾署名，但后世之人也难以否认万公的功劳。 万斯同平生淡泊名利，作馆修史，有了余财便资助宗族或好友。也喜欢提携后进，并没有老前辈的架子。所以上自王公，下至秀才，都称呼他为“万先生”。万斯同虽有高材，但一生未仕，以“布衣万某”自称，虽无伯夷叔齐之刚烈，但也真可谓耿介清白之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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